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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Diogenes Laertius，《明哲言行录》（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Translated by R.D.Hicks，London：William Heinemann，1958，7.129），页233；Cicero，《论至善和至恶》，前揭，3.67，页287—289 以及Epictetus，《谈话录》（Discourses，1.6.18—22），页45。亦可参见Stanton《爱比克泰德和马可·奥勒留的世界主义观念》（“The Cosmopolitan Ideas of Epictetus and Marcus Aurelius”），页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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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Cicero，《论神性》（De Natura Deorum，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H.Rackham，London：William Heinemann Ltd，1951，2.60），页152—154、页269—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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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Herlihy，《中世纪社会对环境的态度》，前揭，页102。在《创世记》（Genesis）中，我们被告知，上帝委托亚当“占满地球并征服它：统治海洋中的鱼类，空中的飞禽以及所有生活于地球上的生物”。《圣经》（The Holy Bible，Containing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Authorised King James Version，London：Collins Cleartype Press，1952，Genesis I.26.28.，页7。）阿西西的圣方济各（St Francis of Assisi）是这种基督教必胜主义的一个明显例外。无论如何，格拉肯（Glacken）质疑早期基督教尤其是《创世记》中传达的情感的影响。他认为应将开发利用自然的态度看成是人通过日益增长的技术进步相对于自然获得的日益增长的权力的结果。对Glacken，《罗德岸边的足迹》，前揭，页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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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Distinction of Value and its Source in Existence”，前揭，Collection of Essays，No.7，页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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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论存在或者可能存在的事物》（“Of Things that Are or May Be”） （Part 1），Collection of Essays，No.27，页223。“我们必须承认，自然的意图是使这个星球受制于人类。”“A Little Boy”，Collection of Essays，Appendix 1，页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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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价值的特性及其在存有中的来源》（“Distinction of Value and Its Source in Existence”），Collection of Essays，No.7，页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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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Simmons，《地球表面的变化》，前揭，页7。在弗格森和孟德斯鸠之前，哈勒（Matthew Hale）对此论题有非常精彩的论述。他认为，人类的存在是“其他物种的存在的一种平衡力量。他成为一位主宰者，抑制野生植物和野生动物的传播，鼓励种植植物和驯养动物的扩散”。Glacken，《罗德岸边的足迹》，前揭，页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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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惠特尼首先注意到这个问题。《尚古主义和进步观念》，前揭，页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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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P.I.，页175。“创造本身就是不断地弥补缺陷。” “Of Things That Are or May Be”，前揭，Collection of Essays，No.27 （2），页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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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社会：亚当·弗格森的社会、政治和道德思想 第十章 腐败和现代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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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因为关注人类生存的兴衰沉浮和复杂性这一倾向，弗格森的著作特别强调文雅时代的缺陷。这种倾向暗示他反对进步。但实际上，他的态度比这更微妙和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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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许多18世纪的思想家一样，弗格森也非常关注文明衰落与此相随的政治腐败的主题。但是弗格森方法在两个重要方面与那个时期的许多其他思想家有区别。首先，他是在线性的而不是循环的或者轮回的历史编纂背景下表达其关注，因而他对进步的态度总体上说是积极的。其次，并非以宗教的或者严格尚古主义的腔调进行道德教化，他对于现代生活的病症的诊断是非常深刻、复杂和有先见之明的，特别是他对专业化的影响以及社会亲密性，友情，社会与道德资本的削弱的原因的研究。政治的退场（political demobilisation）和社会的崩溃成为摆在弗格森面前的核心问题。他的关注预示了“过度理性化、非人化、原子化、异化和官僚化”等引发19世纪和20世纪思想家们注意的问题，[1]他与涂尔干、滕尼斯和马克思的关系也常被注意到。[2]弗格森这样出现在我们面前，不仅作为一位道德学家，而且作为一位致力于理解社会变革之动力学和影响的早期社会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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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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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相信，公民美德是现代性的代价，并且只要道德衰退的信号没有在还来得及补救之前被发现，专业化的增进、过度扩张和享乐主义所造成的公民美德的丧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毁灭。帝国主义和劳动分工导致官僚化，它严格地限制了大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而新的商业伦理抹杀了公共情感。堕落的国家将市民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使他们既没有参与的技能，也没有参与的热情。[3]专业化使个人疏离于公共事务，［162］因为它会逐渐肢解人的个性。同时，私人和公共领域也将更加严格地区分。“共同体的成员可能……疏于联络感情……除了贸易的事情之外也没有公共事务需要办理，在这些贸易的事情中民族精神是无法施展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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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弗格森对于衰退的关注并非他自己的原创。古典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修昔底德和塔西佗以及他同时代的人如吉本都关注这个问题。像吉本一样，弗格森也认为产生进步的过程同时也暗含着对“文明”的破坏。[5]但是，正如布鲁尔指出的，《文明社会史论》是“第一次对这个悖论进行广泛的研究”，这也是马克思赞扬弗格森的成就并错误地将他视为斯密的老师的原因。[6]福布斯也发现了弗格森的这个悖论，他指出，《文明社会史论》在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公民人文主义和19世纪对异化论题的关注之间搭建了桥梁，标志着思想史上的一个“十字路口”。[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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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揭示这些变量比如劳动分工，过度扩张等的因果关系上，弗格森确实预见了众多19世纪社会学的关注，尽管，典型地，他是在公民人文主义对公民身份和德性的关注中找到自己的灵感的。[8]然而，这个事实不能改变他的阐释的原创性和重要性，因为他将这种灵感转化成了一种独创的方法，一种产生了“有深度且重要”洞见的“经济社会学”。[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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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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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所处的时代，苏格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都在经历剧变。18世纪下半叶，苏格兰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商业社会，[10]尽管在18世纪的苏格兰，资本主义还并非主导性的经济模式，[11]但弗格森见证了［163］它的到来，他非常了解它对不列颠以及其他国家的渗透性影响。[12]他目睹了苏格兰高地农业经济的激烈变革，及其给乡村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13]下列这些工业变革出现时，弗格森正好在场：劳动的机械化和专业化（1745年以后，低地地区引进了机械工业）；[14]生产量极大提高；大规模工厂的出现；制造业在地理上的集聚；城市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增长；[15]制造业人口分化为所有者/雇主和工资劳动者、工人，不列颠大体上从一个农村社会变革成一个城市社会。[16]尽管“工业革命”对于弗格森所见证的变革来说还是一个太过宏大的术语，但“前工业化”或“初始工业化”肯定能描述18世纪中期苏格兰的状况。弗格森清醒地认识到了劳动过程和与之相伴的社会关系变革的方式。因为劳动者拥有自己的生产工具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他们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拥有生产工具的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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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及其机构越来越集权是弗格森关注的另一个问题。除了帝国官僚体制在全球范围的扩张和扩散这一更为一般性的趋势之外，还有两个主要历史事件肯定也增强了这种关注。第一，1707年的《合并法案》意味着苏格兰议会的解散，从而远方政府的加强。第二，苏格兰作为军事力量的衰落伴随着伦敦军事力量的不断中央化和职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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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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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处在老年期的观念在17世纪非常普遍，[18]而退化的观念在18世纪依然非常流行。[19]但对退化主题的关注其实已有几个世纪之久。对科学进步的信心和对道德堕落的担忧之间的张力在很多古代作家的著作中都能找到，其中包括柏拉图、塞涅卡、卢克莱修和波西多尼乌斯（Posidonius）。[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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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弗格森与孟德斯鸠和卢梭的观点一致，都认为道德的堕落往往尾随着伟大而来，而在繁荣的帝国发生政治衰退的可能性更大。[21]他赞同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1734）中的观点，即罗马共和国的衰落可以追溯到廊下主义的衰落和伊壁鸠鲁主义的流行所导致道德败坏。该观点认为，共和国晚期的伊壁鸠鲁主义代表着享乐主义和私人利益优先于公共善。[22]正如谢尔所指出的，弗格森认为，“伊壁鸠鲁主义和恺撒有关，廊下主义和他所挚爱的加图有关。弗格森指出，恺撒对政治权力的欲望和他对政治享乐的伊壁鸠鲁式欲望有直接的联系”。在弗格森看来，伊壁鸠鲁主义对廊下主义的胜利在下列时期达到了顶峰：也就是为加图和马可所支持的美德共和国毁灭，因罗马公民的道德衰落而成为可能的专制得到确立。[23]他指出，他的《罗马共和国兴亡史》应该被视作所有富裕国家的道德教训，特别是不列颠，[24]它是商业最发达和最先开始工业化的国家。在弗格森的著作中，对于这些发展所造成的进步的乐观主义随处可见，但这种乐观主义也被对进步潜在的负面影响的深深担忧削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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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克在观念史上注意到了我们的期待和进步的实际经验之间的相关关系。反过来，当进步放缓时，期待也会降低，作家们开始关注堕落的问题。因此，在罗马帝国的最后几个世纪，我们发现波利比乌斯、西塞罗和塔西佗都关注堕落。[25]但是不列颠在弗格森的时代迅速扩张，并且似乎没有任何经济衰退的迹象。毋宁说，普遍关注的是德性的耗散，这是18世纪政治哲学最紧迫的问题之一。[26]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仅仅是体现在学术著作、出版和大众读物中的英国人对国家堕落问题的关注一个例子。[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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