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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981 七、享乐主义：商业、财富和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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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983 堕落的一个主要来源就是传统的价值和关怀被新的商业“精神”或心态所取代，后者强调生产效率和盈利能力，并且将个人的成功反常地提升为一种冷酷的美德。弗格森不赞同斯密和休谟认为进步和国家强盛同义的观点，并且似乎对现代经济的未来持有很大的保留意见。斯密非常乐观，力图论证现代经济和那些古代的记录有很大区别，因为它们能够指数式地进步。除了惠及所有人的连续进步之外，不存在“奢侈、堕落和衰退”之间的必然循环。[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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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985 弗格森在《罗马共和国兴亡史》《文明社会史论》以及《道德和政治科学原理》中，持续地批判了伊壁鸠鲁主义，[155]他接续基督教/廊下派的［184］堕落的主题，强调繁荣的陷阱以及富裕所造成的“浪费、放荡和野蛮的淫荡”。[156]虽然弗格森对奢侈问题的处理导向对奢侈的变相辩护，当它将奢侈与对共同价值的违逆以及对个人主义和自私的鼓励联系起来时，弗格森无法掩饰自己深层的苦行主义倾向。弗格森的廊下主义偏见无疑应对此负责。廊下主义者将奢侈与衰退相联系；[157]塞涅卡猛烈地抨击对超出我们自然需求的满足的追逐，[158]他指出，“贪婪和奢侈将会使人类分裂，使他们放弃合作而进行掠夺”，[159]而爱比克泰德在《道德手册》中告诫读者，需要应当限于身体的需求，而身体的关注应服从于精神。[160]（弗格森表示同意，罗马共和国晚期的公民对这条格言的无视导致了其毁灭。）[161]塞涅卡将道德越来越“野蛮”视为即将发生轮回的标志，[162]而波利比乌斯和所有他的模仿者，特别是马基雅维利，明确提出，无止境地贪求权力和满足引发了道德的堕落。[163]此外，弗格森更加直接的灵感来源，孟德斯鸠（也是廊下主义的信徒）声称，“被奢侈腐化的心灵会滋生很多其他欲望；很快便会成为约束它的法律的敌人”。[164]繁荣和放纵的生活有损道德品质的信念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已经开始流行。与其相伴的一个信念是，美德只有回到原始的状况才能恢复。[165]弗格森自己非常鄙视奢侈，他写道，各种装饰和设施“毫无价值”，[166]并且建议对奢侈品征税。[167]他承认“奢侈这个术语有些模糊不清”，但推断它有两种类型；要么是沉溺于身体欲求超过了需要，要么是沉溺于“虚荣心，沉溺于与等级性装饰有关的东西”。[168]两种类型都会导致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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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987 尽管弗格森原则上拒绝尚古主义，他不自觉地透露出尚古主义者追念假想的黄金时代的偏好（他从古代历史和当代关于新世界的记录中也推导出其存在）。［185］例如，他非常赞同地记录，“美洲的部落”是如何意外地逃脱了“我们欧洲商贩们投下的毒药”。[169]相反，文明时代的人们必须应对这一问题，即随着时间的推移，牢固的、传统的和友善的规范逐渐被取代，不仅不责备，而且隐含地奖励私人野心，消费主义和占有欲的道德获得支持。因为市场社会培育自虑的激情并甚少鼓励公民的和他虑的激情的发展，公民们很快陷入贪欲和享乐主义。当人们忽略公共生活时，专制必定随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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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989 相反，休谟和斯密都称赞商业正面的“软化”的影响。特别是休谟，他认为弗格森的担忧言过其实了。他反对悲观主义者们“对现代生活的抨击，对遥远的古代美德的夸大”，宣称所有生活中善的事物都有因果联系，并且是现代所特有的。他也相信“英格兰的自由在技艺改进的时期非但没有衰落，反而空前繁荣。”[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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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991 斯密和休谟都引用奢侈品的扩散作为封建主义令人欢呼的死亡以及新的“自由和文明时代”的主要原因。[171]随着交易和制造业的发展，封建领主有可能获取奢侈商品，而在纯粹的封建体系中，财富只能为了军事安全的目的而用于供养家丁。奢侈品的可得性使领主的财富通过其他方式被分散，而现在独立农奴的劳动力更能有效利用。领主们逐渐在无意间破坏了他们自己的权力基础。这种最重要的“革命”反过来壮大了新的市民阶级（“商人和工匠”），他们的物质和道德影响带来了更大的自由和权力更为平均的分配。[172]一旦大部分的佃户获得独立，领地的所有者便“无法再破坏司法的正常执行”。[173]于是，斯密和休谟认为，奢侈品的扩散基本上是无害的，是国家繁荣和积极的社会转变的一个主要原因。斯密并不认为，增长的繁荣和消费会导致堕落，相反，他认为自利和劳动分工通过涓滴效应有利于公共利益。[174]他还相信，商业能增强社会团结并为更大的自由、安全和更好的政府提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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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993 令人惊讶的是，赛克拉认为弗格森企图通过表明奢侈的自然性而“将其概念从政治领域整体移除”。[175]尽管弗格森充溢着苦行主义和道德家的修辞，［186］这种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弗格森参与了通过将奢侈与良好的和命中注定的进步相联系，从而剥离其任何道德维度而重新阐释奢侈问题的事业。但他在此处的最终承诺被他持续的矛盾情绪搅模糊了。在最初的著作中，他似乎说过奢侈是有害的，“商业技艺的实践”和对“私人利益的追求”使人们变得“娇气、唯利是图并且沉溺于感官享受”。[176]但更为仔细观察就会清楚地发现，从经济的观点出发，“衰落在弗格森的演化规划占据着非常确切的位置。”[177]他承认，奢侈是自然进步的结果，我们自然的贪得无厌的需求具有功用，因为它们会产生进步和繁荣。人们对无用之物的普遍偏好不可避免，这来源于未加抑制的欲望：吸引我们的“注意力”的“物品清单”不限于那些与“生存或安全”相关的事物。我们的“眼光及于装饰和修饰物品，一如及于有用和便利之物”，而且所有这些欲望被视为“原始的”欲望。[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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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995 我们应当谨记，弗格森对于现代社会日渐繁荣非常矛盾；一方面他担心其消极影响，而另一方面，它又代表着进步，无论如何，它是自然的并且带来很多积极后果。[179]他的观点只有放在当时对于奢侈问题的经济思考的发展背景下才能理解。在18世纪以前，奢侈受“经济学家”谴责为道德和经济上都是有害的，但在18世纪初期，尽管某些地方存在异议（例如卢梭和霍姆也即卡梅斯勋爵），[180]下列观点逐渐被接受：“富人在国内对奢侈品的消耗创造了就业……刺激了货币和商品的流通”并且间接地促进了人口的增长。[181]斯密、休谟、塔克以及斯图亚特等人都赞同后一种观点，弗格森似乎受此观点极大的影响。他甚至赞同曼德维尔的观点，后者颇有争议地首倡奢侈品和必需品之间的区分是社会建构出来的，或者用弗格森的术语来说，“是含糊和相对的”。[182]因此，他在奢侈问题上的主张与他的那些廊下派前辈是不同的，［187］后者认为它不仅是非自然的，而且是邪恶的。[183]他（至少在本质上）并未将奢侈视为自然的对立物；也没有将其视为邪恶的同义词。奢侈只有当不“被个人的崇高和美德支持”时，才会成为一种恶，就像在文明国家所见的那样。[184]饕餮之徒的“想象”是如此“堕落”，以至于她/他失去了所有能引导其过有意义的或者自然生活的感觉。[185]甚至在他们沉溺于无聊的追逐中时，也可能会“展现出一种激动的状态”。他们已经厌倦但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他们的愉悦中，他们实际上体验的是一种“苦楚和烦恼”，因为他们活跃的公共本性没有用到那些对人类而言是自然的“男子汉事业”上。尽管表面上拥有所有人所期望的东西，无所事事的富人其实贫穷、“可怜”和“堕落”；弗格森以某些错位的同情心总结到，对他们而言，生命是“倦怠……无益的”和毫无意义的。他们选择了伊壁鸠鲁的方式并拒绝廊下主义者的重要教导，即幸福在于按照我们的积极的，他虑的冲动而生活。但是如果人们适当地关心公民德性的培养，那么消费的问题就是可控的。只要身体的快乐仍然服从他们的头脑和心灵，享受奢侈就是可能的。[186]对弗格森而言，最为可怕的是心灵而非身体上的放纵，因为“甚至精致的生活，和良好的膳宿，也不会使身体虚弱。”[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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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997 弗格森再一次试图在古代和现代的传统中间开辟一条道路，他主张仅仅是财富的滥用才会导致国家的衰落。他的公民人文主义和商业人文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是通过下列主张解决的：财富本身是无害的，特别是当它是通过辛劳工作和运用美德而获取的时候，但是不合理的获取和使用会产生堕落。[188]罪恶的来源并非进步本身，而是人们无法控制其贪得无厌的欲望。弗格森认为，这比通常认为地更接近廊下主义的立场。“他们更偏爱愉悦而非痛苦，偏爱繁荣的成分而非逆境的成分：但他们坚持认为，善与恶不在于这两者的存在或缺席，而在于与它们相关的心灵上的恰当习惯和倾向。”[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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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999 人的需求天然是无限的，反映了我们的活跃的、进步的本性以及无限的创造性，[190]但它们的追求应该向外地被引向共同体以及那些更为高级，更为高贵的对象如知识和美德，而非内部的个人欢愉。[191]在我们保障了那些相对“容易满足的本性的需要之后”我们的欲望确实还在，但是这些“嗜欲”［188］没有腐败，一切都没有问题。弗格森设想，这种平衡“完全符合人类生活更高的和更好的追求。”“酒色之徒”误解了永不满足的需求的适当目标，因为“他”对“他的”动物性需求的追逐超过了“他的嗜欲的自然力量”并且违背了“感官的诱惑”。[192]在积极的、动态的永不满足和腐败的贪婪之间，在完美的欲望和仅仅是膨胀和污浊的欲望之间，必须做严格地区分。弗格森因此在物质进步问题上将自己与他的许多古典来源相隔离。只要足够用心，将“技术和物质上的进步与道德和心理领域区别开来”，并因而将前者从后者的领地中隔离开来是有可能的。[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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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3001 尽管弗格森在此处似乎有些小混乱（可能是作为廊下主义在同一主题上不一致的结果，但也毫无疑问是因为他自己确实存在矛盾），但他检讨奢侈的影响的最终兴趣与其说是为了将消费道德化，不如说是为了批评商业社会所经历的价值上的损失，并且警告其可能的后果。《文明社会史论》所传达的最重要的历史和道德哲学的教益是：财富并不是国家幸福的决定因素。既然奢侈本身并非一种恶，并且舒适的食宿环境本身也不会削弱力量，我们就必须提防使得商人的唯利是图倾向泛滥的社会和政治安排。正如已经提到的，这些条件是劳动分工（特别是使用常备军），过度扩张，以及对公民美德的忽略。公民一味地追求物质回报，“只关注琐事”，他们的劳动过度地专业化以致他们自己无法履行公民责任，这些人最易受到专制主义的侵害。正如弗格森告诉我们的：“职责是统治懒散或卑贱的人民的人一刻也不会停止扩张自己的权力。”[194]人们必须小心地守护他们的公民美德、他们的政治效能和他们捍卫政治“权利”的意愿。当一个国家的居民处于“精神萎靡的劣势”，他们“国家的政体”一定处于危机之中并且国家的“政治福利”将受挫。[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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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3003 权威价值观的扭曲和政治家的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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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3005 商业社会的部分危险在于其价值观如此扭曲，以至于不仅治国才能成为了一项被遗忘的技艺，而且公民自身也失去了对恰当的权威价值观的所有感觉；他们失去了辨别好的和坏的领导者的能力。文明的国家正经历价值观的转变，等级式的功德不再以“更高的”标准如智慧或骑士精神衡量，而是以粗俗的财富指标衡量。弗格森并非任何地方都毫不犹豫地拒绝阶层划分；实际上他认为它们对社会是有用的，甚至非常重要。他反对的是仅依据财富而进行的阶层划分，这会为专制主义者的出现提供丰饶的条件，［189］因为他们在心理上偏向于将公民关系视为奴隶关系。[196]表面的财富标准并不是衡量健康的公共服务的恰当指标。弗格森指出，“仅仅是财富并不天然和价值相联系”，相反可能是“充满铜臭气的可憎的傲慢”。[197]“当追求奢侈或享受奢侈中必不可少的等级和财产上的差别引入高下和品次的错误根据时”，[198]公众的危险就会产生。“英勇之名、彬彬有礼以及崇高的精神”被崇拜“装备和饰品”、“满足个人虚荣心或沉溺于变态和柔弱的幻想”的欲望所取代。艳装和“盛会”成了“我们评价何为卓越的依据”。我们开始“看重（我们的主人的）地位，向他献殷勤，甚至以嫉妒的，奴性的和沮丧的心思仰望那些几乎不足以糊弄小孩的东西”[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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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3007 弗格森在此的靶子很可能是斯密。尽管后者也嘲笑“时尚之人”“所取得的无聊的成就”，并称赞“战士、政治家、哲学家或立法者的坚毅和男子气概的美德”，[200]但他确实认同弗格森如此厌恶的“奴隶”关系。斯密认为，因为“乌合之众”的粗俗性，依据“简单和明显的出生及财富的差别”进行社会划分比依据看不见的和时常不确定的智慧和美德的差别更加可靠。[201]弗格森有异议：商业时代的英雄是一个可疑的，实际上是危险的榜样，因为“他”将感染“所有阶层的人，使之变得同样唯利是图、卑躬屈膝并胆小怯弱”。[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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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3009 弗格森这里的这些观点似乎都来源于古典或新古典。塞涅卡在《第七封信》中提出了有关享乐主义传染性影响的几乎相同的例子。[203]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预想其理想国家的覆灭所使用的词汇堪为弗格森之前兆：优生计划上的错误将导致不合格的领袖上位。[204]波利比乌斯主张，政治家的子孙的堕落将使“贵族制转变为寡头制”，[205]而克里希普（Chryssipus）则抨击整个贵族出身的概念，强调贵族的自负并坚持认为一个人父母的阶层是不相关的。[206]马基雅维利讨论世袭君主继承人的堕落问题，[207]而孟德斯鸠则担心贵族制的堕落［190］将产生“精神上的懈怠、懒散和放任，其结果便是国家残弱，失去动力”。[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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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3011 但弗格森的态度与那些和他相似的人有微妙的区别。他似乎担心的不仅是古老的贵族的消逝，还有新的暴富群体，这一新的精英阶层的纪律涣散，对骑士和贵族的传统规范所施加的义务视而不见。[209]弗格森赞同塔西陀的格言，即“对财富的羡慕会导致专制政府”，[210]他怒不可遏地责难新兴的富人贪得无厌的追求。那些“沉溺于奢侈”的人将毫无疑问地在战场这一德性的真正检验场上缺乏勇气。[211]任何对它们的尊重不仅是误入歧途，更是充满危险的，因为它“在缺乏对高贵出生和世袭荣耀之感知的前提下引入令人一种君臣式的服从关系，而这种感知原本是使得等级区分明确确定，并教导人们依照自己的地位活跃地和合宜地行事的。”愚蠢地“只尊重财富”会“遮蔽个人品质或家族地位的光泽”。[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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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3013 社会的日益繁荣造成贫富差距加大，共同体出现两极分化；一极是挥金如土的富裕阶级，另一极是“苟活”（supine）和被剥夺的贫困阶级，他们沾染上了统治者的奴性，并且因为专业化和集权统治而远离公共生活。[213]一旦人们堕落，离专制便是一步之遥，因为“专制政体的法规是为了统治腐化堕落的人们而制定的”。[214]“奴性”对于混合君主制的完整性非常危险，混合君主制是唯一得益于冲突、暴动、内讧和倾轧的体制。各抒己见、批判性和直言不讳的公共生活保障了领袖的美德，但一旦人民无动于衷和堕落，宪政的君主制就有沦为专制的可能。“声色犬马是精神的混乱”，[215]它抑制或滥用我们的自然冲动，特别是那些与公民功能相关的。人天生爱搞派系和对立，在声色犬马的影响下变得温顺和冷漠。作为稳固宪政之特征的健康的冲突在“对奢侈的渴望甚至湮灭了党派的呼声”的地方消失无踪。[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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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3015 所有以上条件共同为野心勃勃的暴君开辟了一条达成其目的的坦途。奢侈引发的冷漠和麻木，专业化对政治的隔绝效应，过度扩张造成的误导和疏离的状况，所有这些都为动摇并最终破坏政体创造了条件，［191］最终不可避免的结局是：暴政，要么是军事要么是专制的强力统治。因而堕落是政治和道德双双退化的结果。那些未能按自然本性生活，未能积极地展现他虑的激情的人将会和古罗马的公民一样遭受同样的命运。既然进步不可避免并且在诸多方面是有益的，那么我们应当谨记，“文明时代大肆吹嘘的诸多改进并非真的安然无恙”。[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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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3017 八、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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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3019 弗格森对进步和堕落的解释值得关注，因为他将有关退化的传统病理学和对商业化时代而言全新的那些原因综合起来，因而发出了社会生活研究之范式转变的最初号角。对实际的现代状况的印象与古典视角相结合产生了关于现代性的原创性观点。弗格森对于堕落问题的处理，显示他试图在廊下派的朴素苦行和对进步的更为现代的拥抱之间走一条中间道路。有时他的方向摇摆不定，致使他似乎前后矛盾甚至混乱。特别是当他否定奢侈的道德维度并断定社会和技术进步的必然性和正面性时，他往往，明显无意识地假定了一种尚古的苦行主义。同样，他在国民军问题上的政策与他关于进步的一般观点相冲突，并且似乎很武断。然而，这些讨论仍然充满了许多有先见的，有时非常智慧的洞见，某些洞见更是预见和影响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社会学。他首次对商业扩张、官僚化和专业化的社会影响给出了透彻地分析，尽管他的分析中并没有充分发展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显然已经暗含了（虽然纯粹是描述性而非规范性的）处在胚胎期的异化和失范理论。弗格森也是最早解释消费主义对友谊和政治生活的不利影响，以及在维护强大的政体上社会资本和政治效能之重要性的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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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3021 [1] Kettler，《亚当·斯密的社会和政治思想》，前揭，页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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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3023 [2] 参见赫希曼，《激情和利益》，前揭，页120；Lehmann，《亚当·斯密》，前揭，页154—155；Bryson，《18世纪的几个社会概念》，前揭，页421以及Horne，《嫉妒与商业社会》，前揭，页552—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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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3025 [3]Essay，页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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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3027 [4]Essay，页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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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3029 [5] Pocock，《马基雅维利和休谟之间》，前揭，页153—169、页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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