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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天演论》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实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的心和血”。（胡适著，海星编：《四十自述》，海天出版社，1992年，第52页）胡汉民曾经说：“自严氏书出……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即所谓言群言排外言排满者，因学风潮所激发者多，而严氏之功盖益匪细。”（胡汉民：《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转引自陈越光、陈小雅《摇篮与墓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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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护法运动夭折后，孙中山写成了《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针对革命党人之心理被“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所役，提出知难行易说作为心理建设的基础；针对“民国之主人，实等于初生婴儿”的国民心理状况，提出训政理论，要党人和革命政府教育、训导民众，做保养民国之主人由初生之婴儿成长的伊尹、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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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费正清等：《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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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东方杂志》称：“甲辰日俄战起，识者咸为之说曰：此非日俄之战，而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也。”自日本“以小克大，以亚挫欧，赫然违历史之公例，非以立宪不立宪之义解释之，殆为无因之果”。（《东方杂志》：第三年（丙午）临时增刊《宪政初纲》，《立宪纪闻》及《刊印宪政初纲缘起》，第1页）《中外日报》亦称：“甲辰日俄之战，知微之士闻之曰：此非俄日之战也，乃立宪专制二治术之战也。自海陆交绥以来，日无不胜，俄无不败，至于今，不独俄民群起而为立宪之争也，即吾国士夫，亦知其事之不容已，是以立宪之议，主者愈多。”（《中外日报》，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转见《东方杂志》第二年，第12期）日俄战争成为触发立宪问题的媒体，于是立宪之议纷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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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时敏报》，光绪三十年十月初六，转见《东方杂志》第一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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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东方杂志》第一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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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参见故宫博物院晚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108～109、139～140页。下引该书，简称《宪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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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参见《宪档》上册，第108～109、221～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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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载泽等人在《奏请宣布立宪折》里声言：“我国东邻强日，北界强俄，欧美诸邦，环伺逼处，岌岌然不可终日。言外交，则民气不可为后援；言内政，则官常不足资理；言练兵，则少敌忾同仇之志；言理财，则有剜肉补疮之虞。循是以往，再阅五年，日本之元气已复，俄国之宪政已成，法国之铁道已通，英国之藏情已熟，美国之属岛已治，德国之海力已充，棼然交集，有触即发，安危机关，岂待蓍蔡。臣等反复衡量，百忧交集，窃以为环球大势如彼，宪法可行如此，保邦政治，非此末由。”在说明了这一堆“立宪保国”理由之后，奏请皇帝立即着手三件大事：一明定国事，祭天誓诰，将立宪大纲，滕黄刊布，使天下臣民，皆以立宪之意为宗，不得稍有违悖；二宣布地方自治，成立地方议会，公选地方官佐；三定集会、言论、出版三律，迅即颁行，以安民志。奏折还要求清廷立即开馆编制宪法，宣布五年实行立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第24～26页]此折一发，更激起反对者的群起非难。载泽等人对此又上《奏请宣布立宪密折》，言陈利害，切触几微：“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若非公忠谋国之臣，化私心破成见，则必有多为之说，必荧惑圣听者。盖宪法既立，在外各督抚，在内诸大臣，其权必不如往日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日之优。于是设为疑似之词，故作异同之论，以阻扰于无形。……立宪之利，有最重要者三端：一曰皇位永固……相位旦夕可迭，君位万世不改；一曰外患渐轻……；一曰内乱可弭……。”（《东方杂志》：第三年临时增刊《宪政初纲·奏议》）这个奏折几句话把清廷的立宪目的点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除此而外，端方、戴鸿慈又上了《奏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奏折依照日本二元立宪君主制，奏请八条改制内容。（参见《宪档》，第367～383页）这一奏折同样也激起了反对者的斥责与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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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在会议上，大学士孙家鼐首先发议，认为“立宪国之法，与君主国全异”，“此等大变动，在国力强盛之时行之，尚不免有骚动之忧，今国势衰弱，以予视之，变之太大太骤，实恐有骚然不靖之象。似但宜革其丛弊太甚诸事，俟政体清明，以渐变更，似亦未迟”。徐世昌则反对孙氏的说法，因为“逐渐变更之法，已行之既有年矣，而初无成效。盖国民之观念不变，则其精神亦无由变，是则惟大变之，乃所以发起全国之精神也”。继徐世昌之后，孙家鼐又以国民之程度不及为词，指出若据而立宪，“则恐无益，而适为历阶”，所以“仍宜慎之又慎乃可”。尚书张百熙对孙氏此说进行反驳，认为“国民程度，全在上之劝导。今上无法以高其程度，而曰俟国民程度高乃立宪法，此永不能必之事也”，“与其俟程度高而后立宪法，何如先预备立宪而徐施诱导”，以提高国民程度。尚书荣庆则主张参用新旧，待法治观念基础既定，然后徐议立宪。尚书铁良以民智对权利义务缺乏正确认识，实施自治，又恐为地方豪劣所持为虑。袁世凯则就技术原则，以预备立宪乃所以渐开民智，其于自治，则有赖多选循良，扶植善类，以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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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参见《光绪实录》，第8册，台湾华文书局，第5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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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军机处的奏折说：“各国政府大都附设法制局，以备考核各处法案而统一之。法案已核定后始付议院议决。臣馆职司编制，应一面调查各国宪法成例拟定草案，一面于各部院各省所订各项法制悉心参考，渐谋统一方法。俟资政院设立后，随时将臣馆核定之稿送邮院中，陆续解决。”（《东方杂志·内务》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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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参见《宪档》上册，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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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参见《宪档》下册，第796、8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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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金毓黻：《宣统政纪》卷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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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金毓黻：《宣统政论》卷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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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政治官报·谕旨类》，宣统二年十一月十八日，第113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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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陈旭麓编：《宋教仁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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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泽公奏陈政治各书提要折》，《申报》一九〇六年十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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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参见《外交报汇编》第4册，广文书局印行，第19、6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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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第393卷，商务印局馆（上海），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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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感谢俞江先生把他的论文提供于我，以上分析依据的材料均出自俞江《两种清末宪法草案稿本的发现及初步研究》，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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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参见罗华庆《清末“预备立宪”模仿日本明治宪政论》，载《走向近代世界的中国》，成都出版社，1992年，第174～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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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参见石元康《从中国文化到现代性：典范转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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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三石善吉著，余项科译：《传统中国的内发性发展·中文版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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