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317890
1703317891
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当中，人的独立精神、想像力和创造性已经难于保存，更加不能发扬光大。能够保持沉默，不说假话，已属难得之人。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迷信盛行，反而成为处世之法宝，甚至诬陷告密者还会受到奖励。所以我们的国家在那个时候便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少数人整天说些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大多数人则总也不说话。这种局面在当时被报纸形容为“一致同意”、“万众一心”，实际情形则如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所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1703317892
1703317893
向极左的经典之作发起挑战
1703317894
1703317895
人们在纠缠了二十多年之后，终于发现，意识形态方面的种种是非正误，到最后，大都成了少数人争权夺利的工具，多数人则成了牺牲品。到了这步田地，不少人就无心再来纠缠“左”还是右的问题。他们发现，中国之所以落到濒临破产的地步，其实是把政治谈得太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建设，却被当作反派角色，屡屡遭到批判。
1703317896
1703317897
1977年开始的时候，北京的经济学家于光远，主张召开一次会议。他的想法是，与其没完没了地批判“四人帮”的篡党夺权，不如抓住“四人帮”在经济理论方面的破绽大做文章。比如那些年里，“四人帮”搞了无数文章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还指责“按劳分配”的现行制度不断产生资产阶级。由此在全中国造成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强大舆论。难道这不是让中国人如此贫穷的原因么？为了证明自己的想法可以成立，于光远列举姚文元撰写的一篇文章，此文发表于1975年3月1日，文章甫出，轰动全国，影响既深且远。姚在文章里面系统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得以存在和不断产生的“经济墓础”，所以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于光远说，姚文元这些话的错误，不在于他把“权利”说成是经济基础，而在于他说按劳分配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1703317898
1703317899
这一年2月，于光远期待的会议召开了，参加会议的全是北京经济理论方面的学者。所以他们给自己的会议取的名字叫作“经济理论讨论会”，研讨的矛头，是“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发言者的话形形色色，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大家都在发泄心里积蕴已久的想法。从现有种种资料来看，这是将对“四人帮”的意识形态之战引向经济问题的首次记录。正是在这个会议之后，学者的热情和普通百姓的热情汇聚到一起，批判“四人帮”的锋芒也发生了变化。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提出“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孙冶方、林子力、董辅礽、蒋学模、熊映悟、千家驹、杨长福等人，全都发表文章参与讨论。当然人们不仅仅批驳姚文元的文章，还涉及到张春桥。他在1975年4月1日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也是极左理论的经典之作。他提出：“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1703317900
1703317901
学者们说出的话采取了严肃的方式，比如有的人说：“贫穷的社会主义不是我们真正追求的社会主义。”还有的人说：“社会主义与贫穷并不相容。”还有的人说：“改变落后的生产关系一定要为生产力发展开辟道路，而不是破坏生产力。” 还有的人说：“按劳分配明明是社会主义的原则。”老百姓的批判就带着浓厚的民间的味道了。他们在各种场合大骂“四人帮”如何花天酒地，却要老百姓去艰苦奋斗，靠吃“社会主义的草”去干革命。河北省安平县农村里面很快就流传了一个江青的罪行：“你知道那个婆娘每天早上营生簸箩里面是什么？”所谓“营生簸箩”，是当地农村土语，意思是装饭的家伙。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就是问江青每天早上吃什么？问题简单，但被问者却没有足够的想像力来回答。“咳，全是烧饼油条啊！”提问者最后不得不自己回答了。极度的贫穷和孤陋寡闻，让这些乡下人真的相信，仅仅这些就足以证明，江青正是她自己百般反对的资产阶级分子。
1703317902
1703317903
如果当时党的副主席汪东兴能够放手让这样的舆论进行下去，也许他本人后来的处境会好一些。但是他做不到，他认为他真正地了解“四人帮”那些理论产生的全部经过。他依据“两个凡是”的逻辑，坚决地认为，姚文元和张春桥的文章都是经过毛主席审阅和批准才刊发的。所以绝对不能批判。这样，问题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两个凡是”的世界里面来了。
1703317904
1703317905
一把“达摩克利斯剑”
1703317906
1703317907
“两个凡是”这一概念，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的中国引发了一场巨大的争论，并且导致了中南海的分裂和华国锋的垮台，直到多年以后，还会成为世人追逐的焦点。这一切在后来的若干年里，为政治家、理论家、历史学家、作家、记者和普通百姓所充分描述。然而有一个问题却始终未能为世人了解。“两个凡是”究竟源于何时以及源于何人？有人说是出自吴德，有人说出自汪东兴，有人说出自华国锋，有人说出自林彪，也有人说，实际上更早，柯庆施是始作俑者。应当说，这些看法全都有着充分的根据。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本来就是在共产党夺取政权和掌握政权的长期过程当中确立起来。这种权威被作为一种概念提出，自然可以由某些人来承担，但是作为一种既成之原则，却是所有中国人内心里面颠扑不破的指南。因此我们似乎可以确定，“两个凡是”作为一种原则，其实是我们整个党和整个国家的创造。这一点，我们只要想起那些“最高指示传下来”的岁月，就不会怀疑。
1703317908
1703317909
不过，这仍然不会妨碍我们在“两个凡是”形成的脉络当中寻找一些个人的作为。事实上，这一过程同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发展过程有着必然的联系。这种“个人崇拜”曾经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被明显地遏制。毛泽东本人亦曾有过退居二线的念头。他当时的想法是在第一线组成一个群体来领导中国，而他本人只负掌舵之责，就如同邓小平在二十多年以后做的一样。不过，毛泽东的这个念头，仅仅保持了不到两年，到了1958年3月，共产党的所有高级领导人聚集成都召开会议的时候，他便觉得不能不谈“个人崇拜”了。这样一个话题立即引起一些深通媚君之道的官员的回应。当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就马上说：“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对于柯的这种明显不合党的守则的话，会上并无一个人出来反驳。所以，严格说来，“两个凡是”的始作俑者，其实正是毛泽东本人。自“八大”以来共产党内的抑制“个人崇拜”的努力，在1958年的“三月会议”上也就烟消云散了。若干年后，林彪不断地抓住机会发明无数的颂扬毛泽东的格言。诸如“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云云。这些话每一句都与后来的“两个凡是”具有同样的含义。而林彪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并且迅速达到他个人仕途的顶峰，显然与这些情节有着直接的关联。他后来的失败，乃是因为他自己没有身体力行他的“句句是真理”的教诲，反而成为反对毛泽东甚至谋害毛泽东的罪魁。这样看来，林彪的崛起和沉沦，同样证明了一个道理，这就是“两个凡是”。
1703317910
1703317911
从那时起又过了四年两个月，就轮到吴德了。这时候毛泽东虽然已经去世，但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人敢于历数毛泽东的错误。所以，当北京市长吴德1976年11月30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说“凡是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的时候，他肯定相信他的话是不会错的。然而我们不能肯定，他的这些话里面真的没有一点个人的动机。他是特指同年4月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抗议和官方镇压的事件，按照他的逻辑，在天安门广场上反对“四人帮”的行动是错的，因为那时这四个人还是党中央的领导，所以不应当反对。这一番话的愚蠢和蛮横显而易见，然而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数月前在天安门广场镇压抗议群众的时候，吴本人正是直接的指挥者，这就难怪他要维护当初的劣迹。
1703317912
1703317913
由于这些情况，京城的百姓不禁大哗。1977年1月8日，为周恩来祭日周年。北京人再一次涌向天安门广场，用诗词、标语、大字报和模糊的泪眼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国民的情绪又一次膨胀，人们甚至记起了吴德的老账。人言啧啧，群起高喊吴德“无德”，说他是镇压天安门广场群众运动的刽子手。
1703317914
1703317915
吴德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讲出的话再也没有往日那种理直气壮的自信，可是他提出的“凡是”却异乎寻常地成熟起来。2月7日清晨，中国人一觉醒来，就听到收音机里正在播送着“两报一刊”社论，所谓“两报一刊”，是《人民日报》、《红旗》和《解放军报》三家最权威的报刊，其联名发表的社论，乃是“文革”十年里面最具权威的声音，定然无疑地代表着党中央的意见。当时社论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所谓“纲”也就是批判“四人帮”，可是看社论的主旨，分明是要确立“两个凡是”。它感情充沛地说：
1703317916
1703317917
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胜利；什么时候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失败，就受挫折。毛主席的旗帜，就是胜利的旗帜。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团结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现在，毛主席逝世了，我们更要高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是我们八亿人民、三千万党员的神圣职责，是我们继续团结战斗的政治基础。是我们进一步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华主席领导我们，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进行了并在继续进行粉碎“四人帮”的斗争，这是我们党的历史又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经过这个斗争，捍卫了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保证我们国家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前进，这是华主席的伟大历史功绩。让我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紧跟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听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
1703317918
1703317919
共产党这一代领导人对于毛泽东的崇拜，绝非仅限于这种典型的文字。将人神化为世俗的偶像，在中国是一种社会现象，数千年代代相袭，绵绵不绝，为国家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基础。新的领导人以这样的精神作为施政的重要关节，表明他们在内心里缺少自信。他们似乎意识到近在眼前的压力，所以在怀念前任领袖的感情之中，多少流露出“拉大旗做虎皮”的味道。这情形毛泽东在十几年前即有预言，他说这是“借助钟馗打鬼”。钟馗乃是中国古代神话世界中专事打鬼之神，每逢新年到来之际，民间千万百姓就将他的画像悬于门前以驱除邪恶。毛泽东以此来指斥那些一味颂扬他的人，显然是看透了由政治野心驱使的爱憎缺乏真情。这在他还活在人世的时候，就有林彪和江青为证。现在他已不在人间，又怎能保证这些颂扬者真的都是与他息息相通，忧患与共，而不是另有重大图谋呢？
1703317920
1703317921
作为毛泽东的侍从，汪东兴不会不知道这些事实，但是他要将眼前许多棘手的问题圆满解决，除了依靠“两个凡是”外别无他途。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批准社论的发表，还说文章已经多次讨论修改。看来“两个凡是”的提出，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乃是经过了一番精心的酝酿。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汪东兴被后来的人们看作是“两个凡是”的发明者。
1703317922
1703317923
70年代人们对于政治的敏感程度，远远超过90年代。党报和党刊的影响就更是远远超过了90年代。大多数人立即从社论当中嗅出了非同寻常的味道，一场风暴已在天际露头。耿飙指责《人民日报》刊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当时《人民日报》的总编辑胡绩伟甚至认为，中国遇到了比“四人帮”更加严重的障碍，他写道：“当时最难排除的是思想理论上的障碍。”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十年之后，《光明日报》副总编辑马沛文谈起来犹有余悸，他说：“这是一把达摩克利斯剑，悬在中国人民头上。”如果他知道那文章的主要起草者李鑫昔日为康生的秘书，而康生正是江青身边一个老谋深算的顾问，则他一定会感觉到那把“剑”正在闪出一束没有“四人帮”的“四人帮”之光。
1703317924
1703317925
然而到了3月，“达摩克利斯剑”已在党中央主席华国锋手上。他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重申“两个凡是”，这样，“两个凡是”便正式成为新一代领导的旗帜。看来这面旗帜势不可挡。不过，历史总会消长起落，所以古人有“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的智慧，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一次也不例外。
1703317926
1703317927
“红旗”落地，“人民”上天
1703317928
1703317929
如前所述，《光明日报》在1978年5月11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全中国立即轰轰烈烈地响应起来，其声势之大，让文章的制作者和文章的反对者都不免惊异。军队中出现了反对这篇文章的声音，其前台代表人物是总政治部宣传部的一位部长。吴冷西也是反对的。他在5月12日打电话给《人民日报》胡绩伟，愤然谴责文章很坏，因为它“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的，政治上问题更大。”《红旗》总编辑王殊也是反对的。他指指点点地谴责道，荒谬，反动，砍旗子。还幸灾乐祸地断言，《人民日报》犯了错误。中国大陆上这两家最重要的舆论机关——中央党报与中央党刊，在日后十多年不断漫卷的理论风云中间，始终不能协调，其地位亦循着党的领导者的好恶此起彼落，在老百姓那一边，则有一句新的民谚来描述这局面，“不是‘红旗’上天、‘人民’落地”，就是“‘人民’上天，‘红旗’落地”。
1703317930
1703317931
“凡是派”在开始的时候似乎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所以虽有迅速的反应，但是并不激烈。党的副主席汪东兴仅仅批评报纸党性不强，要他们“接受教训，下不为例”。然后警告胡耀邦“写文章要注意”。他也许还没有来得及想清楚这件事的意味，也许认为以他此时的权威，把那几个不知深浅的书生吓唬一下，也就可以抹平这一场风波。当然他也有可能是在静观事变，谋定而后动。因为他在六天以后，即将得力的部下熊复调去接替王殊，任《红旗》总编辑，布置好这个坚固的阵地，以逸待劳。他指令熊复，警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针对毛主席而来的，要《红旗》按兵不动，以成独树一帜之势。
1703317932
1703317933
他的话果然有力。“解放思想”的先行者们，似乎统统被吓住了。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孙长江、吴江已经准备着引颈授首，胡绩伟和新华社社长曾涛闭上了嘴巴，甚至连胡耀邦也安静下来。一时间，风消云散，天下似乎就要太平了。
1703317934
1703317935
不过，汪东兴一定是忘了一个人。此人可不懂什么叫“下不为例”，这就是邓小平。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也没有能够令他“下不为例”，他汪东兴又焉能有如此的威力？初夏时节，军队在北京召开一个会议，这些高级将领在会上争论起该不该维护“两个凡是”，眼看着军队将因此而陷于分裂，这在我们的制度中，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事情。邓小平恰到好处地站了出来。6月2日，他对数百军队将领发表讲话。看来他在一年中绕着圈子反复说明的思想，现在可以直言不讳了。他说，有一些人天天讲毛泽东思想，但却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谁要是坚持了实事求是，谁就犯了弥天大罪。他嘲笑这些人充其量只是一个“收发室”，只会照抄照转。接着，他还透露出毛泽东曾说过的一段话，这话在当时读来颇有人情味。毛说：“我写文章，不大引马克思列宁怎么说，报纸老引我的话，引来引去，我就不舒服。”邓最后严厉地斥责，有人将把中国引向失败。他显然是指汪东兴那些人，甚至可能也包括了华国锋。不过，邓小平此时还没有直接提出《光明日报》的文章，他把这最后一点含蓄地保留了六个星期。到他再一次谈论这件事的时候，便公开摆出支持此文的态度。如同一年前汪东兴从吴德手里接过“两个凡是”，现在，邓小平也从胡耀邦手里接过了“真理标准”。一个看上去挺学术的题目，就此导致政治权力中枢的分裂，令整个国家也为之震动。
1703317936
1703317937
以汪东兴的精明练达，一向对政治苗头洞若观火，不然他就不可能善始善终地伴随在毛泽东左右。可是这一次，看来他对形势有些估计不足。这表现在他一有机会就流露出对邓小平的蔑视，毛泽东给他留个党籍，只不过是“以观后效”。让他出来工作，是放他一条生路，这跟与他携手结盟是两回事。现在邓小平居然不顾自己“下不为例”的警告，还敢指斥他的“两个凡是”将把中国引向失败，此风断不可长。6月15日，汪东兴把中央宣传部、北京诸大报、以及电台和电视台的领导人召进中南海里，火冒三丈地发出批评，话音中多少包含着恫吓之意。他警告那些参与撰写评论员文章的人，“不要图一时好过”，还说苏联和美国正在挑拨中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挑拨毛主席和华主席之间的关系，挑拨工人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中国人也是这样，也有人在挑。他们不是反对毛主席是反谁？”此种攻击在中国是最严厉的一种，以惯例衡之，当是里通外国、分裂中央、颠覆政权。常常无需证据和法庭审判即可定罪，轻者终身监禁，重者处以极刑。
1703317938
1703317939
邓小平警告了汪东兴，现在汪东兴也对邓小平发出警告。局势似乎已经胶着。政治的天平一下子看不清楚该向何处摇摆。
[
上一页 ]
[ :1.7033178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