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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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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真要再来一次‘誓死捍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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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紧挨着报头的地方，刊出一封读者来信，编辑还为读者的意见写了一段长长的按语。写信者名叫张浩，所以后来人们称之为“张浩事件”。这一事件的出现，表明了新一代领袖的农村政策已经公开地分裂，这局面在当时即有严重的征兆：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北京向阳宾馆里面正在召开一个农村工作会议，数百名与会高级干部为之大哗，以致正常的会议议程无法进行。乡下的社员则目瞪口呆地听着高音喇叭里的声音，然后就不知道是否还应当下地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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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给张浩的信加的题目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信中说，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已经实行二十来年，群众已经习惯，现在轻易地从队为基础倒退回去搞分田到组，有一点像另立一级新的核算单位，定会削弱和动摇队为基础的组织，搞乱思想，造成危害。所以张气愤地质问，为什么要这样干？然而令那些正在分田分地的人们更加吃惊的是那个编者按语，它要大家认真地读一读张浩的信，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和“包产到组”的地方，必须认真地学习中央的文件，坚决纠正错误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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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是要给那些在农村闹事的人一个警告。尽管主张“分组”的人们答辩说，既然中央文件规定“可以包工到组，联产计酬”，不分农具怎么包工？不分地怎么联产？但是这时张浩的信以及党报编者的意见已经起到了效果，不论是非曲直，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党对农村方针的最新解释，而不会简单到仅仅是一个普通读者的意见。要求制止乡下混乱的信件继续寄到编辑部来。编辑遂陆续将这些信件附以自己的意见，上达更高的领导人手中。这些信说报纸抓住了问题的苗头，制止了混乱。真的就有人兴高采烈地拿着报纸责令队长取消分组分田，不少地方顺势作出决定，所有生产队立即停止划分为组的责任制。汝阳县则把已经分为作业组的三百一十五个生产队中的半数重新合并起来。陕县有个生产队本来正在往地里面送粪去做肥料，这时候忽然大喇叭里播出张浩的来信，社员们当即便停下手不再送粪。支部书记说：“报上又批评了，算啦，不干了！”有些人还从报纸的声音里面听出了更多的东西，说“看起来三中全会的政策都是复辟资本主义”。种种明显的夸大之辞使得几乎所有主张分组分田的人都哑口无言。那些既不愿重新合并又不敢对抗报纸的生产队长，干脆躺在自己家里说是生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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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看来更多的人不同意张浩的意见，对编者按语的半威胁半命令式的结论更加不满。这些信说报纸不是制止混乱，而是在制造混乱。乡下的农民争吵了好久，终于分好小组，配好土地牲口农具等等，如今春耕在即，一张报纸就全都乱了套。那一天清晨，安徽省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正在嘉山县的乡下吃早饭，忽然喇机里面响起了张浩来信，他目瞪口呆地听完，一下子跳起身就上了他的吉普车，径直跑回滁县地委自己的办公室里召集会议商讨对策。十年后，他回忆说：“我的第一个感觉，坏了，又要折腾了。”农民们可没有这样的政治敏感，他们只知道气愤。有人说，编辑都是吃着老百姓种的粮食，坐在办公室瞎编胡说的“老爷”，然后痛斥：“你们几句话给农民造成了多大的困难，你们知道吗？”另外一封信说，这一下他们的村子至少要减产几十万斤粮食。因为报纸一到，全乱了套，作业组砍光，农民垂头丧气，如此分分合合，谁也无心生产。愤愤不平的写信人最后说：“你们应当赔偿老百姓的损失，可你们赔得起吗？”甚至在张浩的老家洛阳，人们也并不同情他。他们揭发说此人家里劳动力不多，在分组的时候受了冷落，才会借着维护人民公社的招牌来索回自家的利益。在北京城向阳宾馆里面开农业会议的那些人，几乎所有人床头的电话都是铃声不断。这些电话由三十个省市区打来，话筒里面都无一例外地要求回答共产党的农业方针是否又发生了变化。人们冲着电话讲得口干舌燥，掉过头来又向《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李克林大发牢骚，指责说“你们怎么搞的”。面红耳赤的李克林本来就不赞成发表这个东西，可是《人民日报》是党的工具，她一个编辑除了服从，又能怎样？她甚至不能详细地加以解释，只把一口气憋在肚子里，说出两个字：“奉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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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的确是“奉命行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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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起因要追溯到1978年12月27日。这一天，陕西省委书记王任重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和农业委员会主任，取代陈永贵成为我们国家农业方面的最高领导人。这时候，虽然已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来“统一思想”，但中南海里并不平静。关于农业方针的争论还未公开，却已经在很小的范围中变得尖锐起来。各地农民争土地抢农具，甚至分去库中存粮进而要肢解生产队的消息不断地送到他的案头，一切消息都在证明，人民公社已遭遇巨大的挑战，新任副总理一下子拿不出确定的方针来对付这种局面。这时，乡下春耕将近，《人民日报》按照惯例，把督促社员下地的社论送来审阅，王在踌躇之间意外地从一个批示摸到了华国锋的脉搏。华在社论清样的空白处留有一段批示，其中批评农村中出现抢农具牲畜，闹分队的现象，影响了集体经济的巩固。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一个名叫张浩的人由甘肃省兰州市回到他阔别多年的老家探望双亲。他的双亲居住在河南省洛阳的黑羊大队，那里正在分队为组，大约六到八家农户自发结合在一起，并且把土地农具和牲口也都分开。农家的自由结合，自然劳动力强壮的家庭最为走红，老弱病残者则受到冷遇。张的一家恰巧属于后者，因之也有被遗弃的感叹。这使张浩得出了与华国锋差不多同样的结论，家人的愁苦更使其结论具有感情的色彩。所以他便以严厉的措词致信人民日报社。张浩显然并不知道英明领袖的意见，但是王任重知道。据说这个情节和后来的“张浩事件”有着重大关联。王任重迅速地采取行动。3月14日，他写信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指出人民公社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决不能倒退回去。并且要《人民日报》站出来说话。毫无疑问，按照我们国家的新闻制度，编辑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只有依据王的指示改写编者按语，又在一大堆读者来稿当中选出张浩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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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望派”与“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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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我们国家大多数人都把人民公社看作一场悲剧，把人民公社大厦的终于倾覆看作是改革的重大成果，但是在70年代末期乃至80年代初，想要改变人民公社制度的人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不是来自一个张浩、一个国务院的副总理，也不是一个党的主席华国锋，甚至还不仅仅是毛主席的一贯教导。事实上还有党中央集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最新决定，这个决定说，农村“不能搞包产到户”。依照中国政治的运行逻辑，这样的局面必定会使反叛者一败涂地。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过去一年的真理标准的讨论，中国人的思想的确如周扬所说，已经冲出了“牢笼”，一时间，竟无任何力量能够令他们皈依于一种统一的意志。更何况，反抗人民公社的人手上还有一个新的武器，他们会说，既然英明伟大如毛泽东都需要实践的检验，那么还有什么可以不要检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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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很自然的联想。后来的事实则证明，这样的问题在那个春天的确充满了乡下的每一个角落。公社社员们显然是在直接或者间接地使用“实践检验真理”的逻辑，一意孤行地拒绝党报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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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飞快地向前运转起来。本来，乡下将原有的生产队解体为小组甚至单家独户的事情，在任何一个省份里都能见到，在四川、贵州、内蒙古、云南、甘肃、广东、广西这些地方还引起了世人的关注，不过为数不多，只是星星点点。安徽的情况可就有点不一样。“包产”、“包干”，“到组”、“到户”这把火，竟已经烧红了半边天，其燎原之势也似指日可待。这使得我们国家那种按部就班振振有词的节奏，一下子乱了阵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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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精神本是一个五颜六色的世界，经过二十多年意识形态的风雨洗礼，很多人都懂得了口是心非的技术，统一思想的运动虽然层出不穷，却从来没有令人的思想真正统一过。比如有的人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右派大翻案”的会议，仅仅这几个月就是一场“浩劫”。有的人却又觉得仅仅把“文革”翻过来还不够，连马克思主义也值得怀疑。乡下的消息不断地传到官员的会场上来，而这些消息十之八九都是说农民们如何不听约束，如何造成了农村的混乱。土地已经被瓜分得七零八落，碰到好地大家都抢，有的竟被分割成几米宽，这哪里是在种地，简直是在捋面条。牲口分了，农具拆了，拖拉机被大卸八块，劳动力少的人家唉声叹气，五保户更是无人过问，民办教师把一屋子学生撂在那里回家种地去了。本来一块好好的地，现在叫几户农民占领了，你要种粮，他要种棉，还怎么机械化？怎么水利化？在河南，一首顺口溜成了1979年反对“包产到组”的战斗口号，这是一位县委书记的杰作，对大多数官员来说，每一句都在他们心头留下极大的震撼：“耕地累死牛，用水打破头，拖拉机不用了，大片土地成了花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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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人都以为乡下正在出现一场混乱。不少官员们在他们掐灭烟头怒发冲冠拍案而起的时候，就谈到了下面这些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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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这一段时间，也是一场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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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这家伙到底要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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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解放思想，我看是天下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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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包产到户比四害横行还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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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老同志可要保持革命晚节，坚决顶住复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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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早就该提出四项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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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应当拿四项原则来纠正三中全会的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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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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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线就这样分开了。一时间，人心有些慌乱，不知道应当先搞生产还是先划线站队。到了1979年7月13日，肥西县县委改变了初衷。他们下发一个文件，告诉全体公社社员，“不准搞‘包产到户’”。尽管万里立即试图制止这个决定造成的影响。他说：“不要跟群众闹对立。”但是，万里的话就只有山南区的汤茂林出来响应。汤茂林还在坚持他的“包产到户”。到了10月份，北京出面了，国务院一位副部长率领一个小组来到山南区，指责汤茂林的做法性质变了。汤心里明白，这是说他在搞资本主义。他心里不服，嘴上又不敢反驳，等北京的官员走了以后，依然我行我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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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人也在我行我素，而且有意识地把这种思想上的分裂引导到实际进程中去，这就是万里。1979年夏季，解放思想的主张虽然占了上风，但是谁也不敢说到底能够解放到什么程度。包产到户的人们再也掩盖不住自己的行为，事情暴露出来，这些人一下子陷入一场大批判，压力极大。这时候，万里竟鼓动他的下级说，“我早就盼着有那么几个不怕死的人带头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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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他真的找到了三个“不怕死”的县委书记。来安县的县委书记王业美把川剧《七品芝麻官》里那个不畏强权、我行我素的县官的一句名言搬了出来：“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凤阳县县委书记陈庭元说：“我是王小二盖猪圈——一门心思向南。”另一位是嘉山县委书记。他说得更加不留余地：“刀架在脖子上也不动摇。”万里频频在这些县里穿梭往来，和这些人谈话，对他们的行动大加赞扬。老实说，当时敢于这样做的省委书记并不多。那个时候，湖南的省委书记毛致用就显得有点尴尬。长期以来，这个与毛泽东同乡同姓、又与华国锋共过事的人，一直拥有巨大的政治资源，但是自从“真理标准”的讨论破坏了“两个凡是”以后，他就觉得处处不顺。他是执意不肯表示拥护“真理标准”讨论的少数几个省委领导人之一。他的政治信仰不能允许他怀疑“两个凡是”。“我担心这个讨论会损害毛主席的形象”，他说。你想想，倘若连毛主席的家乡湖南都不信“两个凡是”了，他老人家还哪有立身之地呢？到了毛致用属下的老百姓要求“包产到户”的时候，他就在心里嘀咕：这肯定要把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搞乱了。他采取了在他看来万无一失的步骤：报告华国锋以求得支持。华国锋在政治上与这位省委书记的志同道合是没有疑问的，他明确地指示，湖南不宜采取联产承包责任制。但是为了使对立的气氛能够缓和，华补充说，湖南的情况特殊，生产队本来就小，水稻面积又大，收稻时一部机械要十几个人同时操作，不好分开。“这样，我们的思想更加禁锢，对联产计酬严加限制，还提出了不需要也不应当推行‘包产到户’的错误观点。”四年之后，毛致用沉痛地回忆说，“教训是深刻的。”这时候华国锋已不在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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