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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产到户”不能符合社会主义理想，在某些人看来是明白无误的，这一点根本不必请示最高领导人就可以作出决断。在最北边的黑龙江省，主要的领导人正在痛斥“包产到户”是一个魔鬼。山东省则下决心纠正农民的反叛，机关干部分赴乡村，结果战功赫赫，原来已经有百分之六十的生产队“包产到组”，两个月里大半重新合并，只余百分之十五。许家屯的江苏毗邻万里的安徽，现在真有大兵压境、四面楚歌的危机。官员们沿着苏皖的边界挂起一串串喇叭，男女二重声音在喇叭里整天高喊“坚决顶住安徽的分田单干风”。山西省委机关报的编辑们则写出十四个版的文章，说是要向安徽射出威武雄壮的“排炮”，目标自然就是“包产到户”。人人皆知山西是“农业学大寨”的大本营，假如连这里也烧起“承包”这把火来，人民公社可真是无地自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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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坚守在人民公社阵营里面的人们，处境更加不妙。这些人虽然早就威信扫地，但其权力大厦的最后瓦解却是在1980年。昔日为毛泽东所倚重之文臣武将，今日或辞职，或解职，或开除党籍，或受到审判，几乎全部不能幸免。直到这一年冬季，毛泽东的接班人华国锋辞去他的所有职务，才算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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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阵营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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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左派”的阵营来说，1980年可真是悲惨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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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打击在1980年2月23日开始，华国锋的四位最忠实的助手在一天里面全部被免除权力，包括党的副主席汪东兴、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人大副委员长吴德和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华国锋能够同意这次免职的行动，看来实为迫不得已。不过事情只是刚刚开始，卒子丢了，帅是否就能保住还是疑问。3月19日，毛泽东的最大的政敌刘少奇沉冤得雪。党中央的《通知》说，这表明“我们党是一个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党”。《通知》还提醒全体人民牢记“沉痛教训”，务使“此类事件永远不致重演”。3月27日，政治局的常委决定由赵紫阳来主持经济方面的大局，党务则由胡耀邦来领导。也许这样的决定仍然不足以促成权力的最后转移，所以四个星期以后再进一步，赵紫阳开始协助华国锋领导国务院。华国锋之所以还没有丢掉总理之职，是因为这要经过法定的程序，但是这也仅仅为五个月以后的事。9月10日，人民代表大会提供了这个程序。华的阵营中的最后一人，陈永贵，也在同一天里被解除副总理的职务。华国锋此时已成真正的孤家寡人，敏感的中国人都会感觉到他的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位子也已摇摇欲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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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眼看着自己的权力被一点点侵蚀，华国锋竟是没有任何反击的力量。这时候，秋天已经到来，天高云淡，日短晓寒，萧瑟肃杀。但是感受到世事之冷暖无常的肯定不仅是华国锋一人，至少还有另外十人，包括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一个特别检査厅和特别法庭也在这同一个月里建立起来，其任务是要将这十个人一一判刑。审判日以继夜，只争朝夕。可是还没有来得及结束，华国锋就先下了台。1980年12月5日这一天，他向中央委员会递交了他的辞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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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发生这一切并不是因为这些人都是人民公社制度的坚决维护者。那几个月里，大家显然更加关心另外的事情。就在华国锋提出辞呈的几天以前，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就曾群起攻之，说他的错误的核心不是工作中的失误，甚至也不是“文革”当中的表现。他的错误的最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方，是他的“继续批邓”和继续打击“天安门事件”，他还“不积极、不热情、不公正”地对待老同志的解放和使用，只知道“急急忙忙建立毛主席纪念堂，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既维护旧的个人崇拜，又制造新的个人崇拜，甚至还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现在，大多数中国人终于知道，原来“两个凡是”的后面真的是“英明领袖”，而不仅仅是熊复或者汪东兴那些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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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党的正式文件当中没有批评华国锋的农业方针，但是如此重大的变故必会发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华国锋阵营的最后瓦解，无疑为进攻人民公社的人们扫去了最后的障碍。比如我们今天所能知道的华国锋在农村方面的最后一个意见，就是阻止湖南实行“包产到户”。几年以后，湖南省的省委书记毛致用承认，自己迟迟不肯接受“包产到户”这个现实乃是一个错误的时候，还提到这是受了华国锋的影响。华国锋的农村方面的亲密助手陈永贵，在掌握着农业权力的时候，也曾指责安徽省委书记万里鼓励农民“包产到户”是“好行小惠，言不及义”。这话流传颇广，人人听来似曾相识，十八年前，这几个字被毛泽东用来指责万里的前任曾希圣，其罪名亦与今日万里的“罪名”相同。这是所有的官员无论如何难以忘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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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公元1980年，毛泽东安卧于纪念堂里他的水晶棺中，已有三年。北京的传言说，水晶棺的防腐技术存有疏漏，伟大领袖的躯体正在收缩，面形已然枯槁。此说没有事实的根据，后来又为专家的证言所纠正。但是，这一年里，毛泽东的身边没有往年那样热闹却是事实。9月9日之祭日，12月26日之诞辰，官方没有仿照惯例实行祭奠的仪式。看来毛泽东的时代真的要结束了。至少意大利的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是有这种疑问的。她在8月21日以一种叫人难以躲避的方式，向邓小平提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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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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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要保留下去”，邓的回答斩钉截铁：“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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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人民公社的制度也会一同结束，它可以被一部分人信守不渝，又可以被另外一部分人束之高阁，甚或敢于做出不敬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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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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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第一天里发生的事情真是令人百感交集。党的中央委员会再一次颁布关于农村的新的文件，这是人民公社历史上很值得注意的一页，共计五万六千多字，十一条，内容既广泛又现实，甚至还能列举出若干方法解决农民卖农产品难的问题。然则在大多数人的眼里，这个文件的关键所在，是承认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这句话必是出自党内一些高级农业专家之手，因为所谓“各种形式的责任制”表述得极为详尽。它们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记酬；专业承包联产记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包产到组；包干到户；包干到组。这种表述在形式上是不偏不倚地容纳了当时乡下存在的所有意见，但是，毫无疑问，其真正的触目之处，却是在“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此中道理再明显不过，中共治国三十余年，还从来没有在哪一个文件中承认这两个东西是“社会主义”的。现在有了这个文件，“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地位终于上升至历史的最高点。此起彼伏，人民公社的历史地位一落千丈。中共作出这种认可是在1982年1月1日，上距浙江省永嘉县李云河发动的第一次“包产到户”约为二十六年，距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发动的第一次“包干到户”为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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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终于承认把“包干到户”看作分田单干“完全是一种误解”，由此令整个乡下天地大开。到了这一年冬季，粮食再度丰收，总产增长百分之九，达到三万五千四百五十万吨；棉花三百五十九万吨，增产更加惊人：百分之二十一。尽管“包干到户”已超过党的方针所限定的比例，占农民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但是高层领导人中已没有人再来指斥。就个人利益而言，他们同人民公社的制度并无直接关联。一旦意识形态的屏障予以扫除，新制度又显示出对生产力的推动，他们也就没有任何理由居中作祟。但是，生活在人民公社当中的那些官员可就大不一样了。比如有一位生产队长，表面上振振有词地捍卫着美好的理想，说“大包干”会把毛主席的集体经济“一脚踢光”，私下里却又说：“你们包干到户，不让统一，我吃啥？”武都地区党委书记钟永棠评论道，“他说的倒是一句实话。”大多数乡村干部现在发现自己成了多余的人，只好卷起铺盖回家种地。河南省沈丘县二万八千四百零七个社队干部就这样走了二万三千三百八十三人。他们只好像农民一样分得一块土地，早出晚归，自食其力。按照会宁县一个大队书记程建业的说法，他“以前十几年干的活，也没有这半年干的多”。临近这一年岁末也即12月11日，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宣布，将在政府机构的整顿和改革中取得明显的进展，务使党的干部的作风有一个明显好转。在乡下，得意洋洋的农民眼见得干部一个个老老实实地和他们一起扛着锄头把子下地，当然会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痛快淋漓。其中一个还在自家门楣写下一副对联，用词尖刻，却显得极为扬眉吐气，所以很快不胫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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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联：层层设防，节节败退，干部越搞越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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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联：队队增产，户户丰收，农民越干越起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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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批：大包干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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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一万二千七百零二个人民公社在这一年里宣布解体。“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已有五百七十六万个，为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八。粮食总产三万八千七百二十八万吨，增产百分之九。棉花四百六十三万吨，增产百分之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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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一三万九千八百三十八个人民公社宣布解体。粮食总产四万零七百三十一万吨，增产百分之五。棉花六百二十五万吨，增产百分之三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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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所余二百四十九个人民公社全部解体。至此，在我们的国家中，人民公社和它下属的生产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六万一千七百六十六个乡镇政府和八十四万七千八百九十四个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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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至此画上了一个句号。它留给世人一个美丽而又悲惨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世上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乃由一个最庞大的政党所创造。它包含了有史以来最为美好的理想，却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至少三千万人直接死于饥饿和饥饿所造成的各种疾病，另外三千万人则由于父母的营养不良未能诞生。它是本世纪我们的人民死于饥荒以及战胜饥荒的最重要的史篇，其兴起至结束的全部过程为二十七年，也即1958年至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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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大同王国”的总失败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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