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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 第八章 保守派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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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遇到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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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顺逆和各种政治力量的沉浮之间，似乎有着某种必然的关联。为了正确地估计这一点，我们应当记得，从改革的发起到改革终于在理论方面获得重大进展，已经过去大约二十年，而1988年正好在中间。它在我们国家，是第二代领导人执政的尾声，也是第三代领导人登台的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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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88年开始的时候，中国人谈论的问题真的很多。那时候虽然没有股票，没有下岗和再就业，没有房地产市场，也没有什么人家奢望购买轿车，但是人们脑子里面还是拥挤着无数激动人心的问题。他们谈论“民主化”，谈论“公开化”和“透明度”，谈论“融入国际大循环”，谈论“走穴”和“经商”，谈论“出国潮”，谈论当时中国改革进程中种种已经不能遮掩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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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的情绪很明显地受到了党的方针的鼓动。自从1987年秋天中共的“十三大”将改革的声势再度推向高潮，人们就前所未有地激动起来。所有的人都在期待改革的一举突破。就这样从冬到春，从春到夏，到了1988年的秋天，党的领袖们真的开始兑现他们的加快改革的诺言。新的口号叫做“价格改革闯关”、“长痛不如短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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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上去真是豪迈，殊不料新政甫出，“抢购”风潮即起。大大小小的城市里面，老百姓纷纷涌向银行争兑现钞，这局面令银行猝不及防。新币付完了就付旧币，然后是将已经报废甚至发霉的纸币也付出去了。尽管如此，也是不够。有些银行就不得不关起门，门口挂个招牌说是“整理内部”，但是老百姓全都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于是更多的人涌向银行。我们的国家既坚持社会主义，自然不能叫银行破了产，不能叫老百姓的储蓄成了“泡沫”，所以赶印现钞，令银行不至于无钱。但是这样一来，通货膨胀之势更甚一筹。老百姓的情绪也更浓一重。拿不到钱的指天骂地，拿到钱的立即卷起另外一股潮水。这股潮水全是涌向商店的。他们将柜台里面的东西全都买回家去，就连仓库里面多年的存积也会销售一空。一个家庭主妇买回家的面粉够吃三年，一个男人则把擦屁股纸藏了整整一箱子。这也难怪，商店里面的东西，每一样的售价都在上涨，人心焉能不慌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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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态的变幻真是毫无忌惮。这个秋天还没有结束，政府高层就开始退了。他们宣布经济过热，秩序太乱，所以要治理整顿。政府的官员们不再说“闯关”，而是说“整顿”；不再说“攻坚”，而是说“稳定”。整整一个冬天，政府的官员们在各种公开的场合里将一句话重复再三，即“坚定不移地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然而实际进程中的种种冲突，已经把政府经济政策里面的诸多矛盾抛出来。“改革闯关”来而复去，“商品专营”去而复来，市场进退维谷，物价压而难抑。老百姓遂由普遍的疑惑而至责问、牢骚和骂娘，讽喻时政的顺口溜和黑色幽默众口相传。局面前后摆动之大，政策进退逆转之烈，在近十年中国改革史上还从未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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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似乎比别人更早地看到了一些征兆。不然，他就不会在1989年元旦到来的时候，显出那么低沉的情绪。这一天，淅淅沥沥的细雨夹着小雪，弥漫在中国北方大部地区。京城中心，本来应该有些辞旧迎新的气氛的，但现在似乎一点也没有。就连赵紫阳的元旦致词也少有喜庆之象。他使用的一些词汇令人感到好像就要发生什么事。比如“艰难而复杂”，比如“困难和问题”，比如“缺点失误和挫折”，比如“非常艰巨”，比如“不可能一帆风顺”……也是在这一天，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似乎也在推波助澜，它所发表的《元旦献词》，用语之低沉，我们遍读过去四十年的记录，并无成例。它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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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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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二代领导集体向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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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当时，没有人会承认这一点。1989年春天，北京召开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一位记者在参加了这次会议之后回来对他的同事说：“我看赵紫阳快完了。”同事问他有什么根据，他说没有，只不过是看到赵紫阳在主席台上的状态之后，顿时就有了这种感觉。他说完这话便回家了，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不料，又过了三个月，也即这一年的6月，他忽然记起当初这一幕，不禁惊叹自己的判断是那么敏锐灵验：赵紫阳真的下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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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向极左阵营发起挑战的时候，曾经表现出那么顽强的力量，在推动改革开放的时候，又曾经表现出那样强烈的义无反顾的精神，然而现在，却又发生了那样大的变化，令人猝不及防。1987年是胡耀邦下台，1988年，万里离开国务院的领导岗位，当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他自己后来说自己是“安全着陆”，事实上也已不再参与第一线的领导工作。1989年夏天，赵紫阳又下台了，其政治方面的错误极为严重：“分裂党和支持动乱”。又过了几个月，1989年11月13日，邓小平也公开宣布“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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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是1989年9月4日提出他的辞职请求的。辞职信写给中央政治局。但是，直到11月9日，才算是邓小平的正式退休的日子。因为这一天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的闭幕会议上，邓的辞职请求被通过。当邓小平的辞职公开之日，不少老百姓认为，他辞职却不一定会辞事。中国的新任领导者也在多种场合宣布，中国的方向仍要由他来把握。然而，邓小平公开宣布他“告别政治”，似乎是要下决心不再过问台前的事。用他自己的话说，退就要真退，他今后不再代表党和国家，亦不再插手于领导中国的事。他的想法，也许是为了树立一个榜样来改变共产党领袖的“终身制”，另一个理由，就是他说的“我也放心”。看来，邓小平对第三代领导集体是满意的。所以，两天以后，他对几位来访的日本人再次提到他的放心。并且异乎寻常地把他赞扬江泽民的话公开出来。他说，江泽民“是一个很有本领的人”。他已经认定他完成了第二代领导向第三代领导的过渡，而江泽民正是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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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接着说，中国近十年来所执行的方针政策以及发展战略不会变。可是老百姓，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一些代表在内，都在左顾右盼，拿不准中国将会有一个怎样的9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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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青萍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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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让邓小平在1992年春天不得不重返政治舞台的原因，在1989年末他刚刚离开政治舞台的这一年里就已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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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问题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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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问题是纯粹经济意义的，比如“经济过热”，应该在多大程度上采用“紧”和“压”的方针，就曾经是1989年里一个重要的话题。有如当时《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里面提出的问题：如何把该保的保住，把该压的压住？如何既紧缩又不停滞？控制通货膨胀就是简单的抑制消费吗？治理整顿就是简单的退却吗？如果是退却，如何守住已有的战果？如果不是退却，又可以在什么地方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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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在整个80年代如火如荼地改革了一场，共产党执政几十年没有解决的吃饭问题，这就解决了，举世为之惊叹，可是，现在这些成就全都值得怀疑了。有人说，农民的积极性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的。如此看来，尽管粮食丰收了，但这些粮食是什么性质的，还要研究。又比如有人说，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全都是仰仗偷税漏税成为“暴发户”，所以这些人越是得势就越是会让我们的国家改变颜色。看得出来，这些问题，表面上是在谈论经济，实则却包含着一个政治的玄机，也即对于过去十年的改革，当作何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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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他们不相信历史的长河会重复出现同样的情景。但是历史真的重复起来，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比如我们身处1989年的夏天，就会禁不住回想起1979年的夏天。只不过，十年前的种种纷争，都是发生在乡下，这一次却是城里人在喋喋不休。那时候是说，改革把农村弄得一塌糊涂，现在是说，改革把城里弄得混乱不堪。奇怪的是，这一次，敢于为改革辩护的人出奇的少。1979年从春天到夏天，几乎所有的省委书记全都是改革的鼓吹者，至少他们全都在报纸上争先恐后地表态。现在呢，公开呼唤改革的声音，似乎只是来自广东。广东省委书记林若说：“治理整顿不能因噎废食。”他的搭档、广东省省长叶选平，也用差不多同样的口吻说：“我们没有理由放弃改革开放。” 其实，很多问题，十年以前就挂在大家的嘴边上争来争去，后来说得少了。经过1988年秋天的经济风波和1989年春夏的政治风波，又开始尖锐起来。但是，邓小平显然是不打算跟着这股潮流走。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讲话中特别提到“十三大”政治报告，说“一个字都不能动”。6月9日，邓小平面对国家和军队的几十位高级领导人，再一次谈到这件事。他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除了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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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再三告诫中国人，不要争论，不要改变改革开放的既定方向。这种话，“左”的理论家和政治家是听不进去的，就算听进去了，也会不以为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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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不出所料，“左”的观点又活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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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党的一贯方针，正因此，党的决议为“自由化”这个概念赋予了特定的政治含义，按照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这是特指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思潮(邓小平有一次还把它特指为制造“动乱”)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党的文件将“自由化”与任何一种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现象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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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自从“自由化”这个名词一诞生，有些人就动开了脑筋。按照“文革”时期广泛传扬的一种观点，要在一切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按照这样的逻辑，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是一定要推向经济领域的，也即所谓“追根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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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长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此文刊登在第一版上，通栏，大字标题。这倒也没有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报纸上面长文章连篇累牍，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这篇文章就不一样了，它的作者是当时宣传部门的权威人物。仅仅这一个名字，就令人迫切地想要知道文章说了什么。文章千言万语，其实最重要的话只有一句：今日中国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有没有经济上的根源？”在普通的读者看来，这真是一鸣惊人。“文革”过去这么多年了，他们已经不再习惯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观察左右，只顾着脱贫致富了，哪里会想到他们的富裕居然有可能产生“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再往下看，就不禁更加紧张起来。文章暗示读者，中国正在出现的中产阶级、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他还列举了不少事实来说明自己并非危言耸听。再往下，文章质问道：中国要“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他所说的“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说到底，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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