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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比起老左派的“旧时曲”，新左派有浓厚的西方左翼先锋理论色彩。用大学生的话来说是更时髦。用易中天的话来说，这一套，老左派是玩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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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 新左派的主张及相关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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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左派并不是一个目标明确的统一群体，有海归新左、本土新左；有理论新左、文学新左，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他们的主张也不完全一致，还有的新左人物不愿意把自己归类为新左派。这些都表明了当下中国思想界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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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中国新左派的思想主张，基本上来源于西方左翼和后现代理论，也有一部分人借鉴和承袭老左派思想，其主张与老左派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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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个搬用西方新左的例子。当代美国新左派代表人物之一，杜克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60年代：从历史阶段论的角度看》一文中这样评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60年代，有那么一段时间，世上万事都变得可能。换句话说，那个阶段是全人类大解放的时机，也是全球性能量大释放的时刻。就这一点来说，毛泽东对这个进程所作的比喻最发人深省：‘我们这个民族’，他大声疾呼，‘就像一颗原子弹……一旦里面的核子被撞碎， 其释放的热量将会产生巨大无比的力量。’在文革中，这个意象促使了旧式封建与乡村结构的粉碎，同时也促使了那些结构中的旧习俗神奇般地消除，进而唤起了一场真正的群众民主运动。然而，裂变的影响，分子能量的释放，‘物质能指’的松绑，可能出现一场令人惊骇的场面。也就在这一时刻（我们现在才知道），毛泽东本人在面临他亲手发动的运动进程到达最终后果时鸣鼓收兵了，也就是说，在文革到了最高潮的时候，‘上海公社’成立之际，他下令停止对党的机器的进一步解体，并且迅速扭转了这一实验方向（今天我们当然看到了其明显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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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到底是真正的民主运动，还是专制权威操控下的群众运动 ？“文革”是毁灭文化的倒退还是“神奇般地创新”？在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心目中，詹姆逊这些议论，至少是盲人摸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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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逊对中国否定“文化大革命”十分不满，他称这是“玷污”革命史。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说：“将毛主义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涂上斯大林的面具 ，并且加以玷污的宣传运动……是诋毁60年代史企图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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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逊说，今天看到了否定“文革”明显的后果。他说，由于毛泽东没有把“文革”进行到底，致使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这正是西方新左派对今日中国社会性质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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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逊的议论，被中国的新左派搬过来了。比如新左派代表人物汪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中说：“以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为界标，以不断革命和批判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宣告终结……并在开放的改革实践中把中国逐渐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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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沈昌文说，新左派扮演的角色，是一个“邮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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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新左派人物崔之元在《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失与“现代性”的重建》一文中，赞赏毛泽东在“文革”中实施的“大民主”。他说，用“大民主” 打倒“党内走资派”，是毛泽东文革理论的核心内容，“毛泽东文革理论之‘得’，在于它多处突破了教条化的马列主义，尝试用‘大民主’的办法解决现存社会主义体制的一系列内在矛盾……‘大民主’是毛泽东的未竟事业，是他的政治遗产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部分”。除此之外，崔之元还在其他文章中说 ，“文革”有正面因素和积极作用，应该从“文革”中吸取群众运动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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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派的上述主张牵涉到当前中国政治的一个根本问题，即怎样评价“文化大革命”。中国多数官员和民众以及自由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反对“文革”，认为“文革”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对于中国是一场巨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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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派对全球化持质疑或是反对态度。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日益边缘化。西方国家打着全球化的幌子，以经济殖民主义盘剥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就是经济侵略和盘剥的工具。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只能是一个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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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提出依附理论受到中国新左派激赏的沙米尔·阿明说，资本主义已经征服和统一了世界，并且创建了独一无二的覆盖全球的经济体系。然而，资本主义并没有促进世界各国经济均衡发展，相反，它造成了“中心”和“边缘”的区隔。“中心”就是欧美各国，而“边缘”则是发展中国家。随着全球化发展，边缘国家陷入越来越深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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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在《现代性问题问答》一文中也说：“所谓全球化的历史，也是把各个区域、社会和个人编织进一个等级化的、不平等的结构之中的过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两者其实处于一个中心与边缘、主宰和从属的不平等关系之中。”“发展主义的另一个特征，就是把成功的发展模式（如美国的或欧洲的或日本的）当作普遍的发展模式……这个叙事……掩盖了这种发展同时意味着对别的地区和人民的发展权利、甚至生存权利的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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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斌更是一语道破了新左派对全球化的定位。他说：“中国应广泛团结世界各国的人民，共同反对垄断资本鼓吹的全球化，揭露全球化名为促进开放和经济联系，实为变相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为美国谋求世界霸权创造条件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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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陈志武却指出，中国是世界进程的一部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奇迹，正是得益于全球化，是全球化力量的具体体现。事实表明，在全球化大背景之下，中国连续30多年实现高速发展，中国的发展并不是一个梦。在全球化背景下，新加坡、印度等国家也实现了高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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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全球化持反对态度，新左派不赞成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他们认为世贸组织是西方套在中国脖子上的绞索和软刀子。杨斌说：“美国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主要不是基于经济考虑，而是基于政治考虑。美国政府认为，中国的企业无法与美国和西方的企业竞争，中国进入世贸组织后势必造成失业狂潮，这样中国社会就会不稳定，政府就可能垮台。”汪晖在《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一文，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我们还要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如何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是否遵循了民主的和共同参与的原则？”显然 ，他的答案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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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学者不同意新左派的主张。他们指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的七年，经济连续超高速增长，说明中国在本世纪初加入世贸组织，是正确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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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派还集中火力批评市场经济。新左派学者陈学明说：“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市场经济的消极面造成的”。他给出的理由是：（一）市场经济把劳动者推向市场，使劳动者成为工具和商品；（二）市场经济是效率与资本相结 合，追求利润最大化，不考虑劳动者境遇；（三）市场经济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竞争关系，造成以邻为壑；（四）市场经济必然导致两极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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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吴敬琏、秦晖等学者指出，中国市场经济的问题是权贵深深介入市场，缺乏民主、法治和社会保障，缺少能够有效维护劳动者权利的工会和农会。单纯指责市场经济，是开错了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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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判断中国社会性质，是另一大争论焦点。新左派认为，中国已经变为资本主义社会，比如汪晖就认为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一个活跃的部分。还有新左派学者说，中国社会资本主义泛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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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学者则认为，中国并未变成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进入后现代。秦晖不同意新左派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界定，他说中国是后共产主义转型社会，中国社会的情况既有别于传统体制，又异于西方自由民主社会。另外有学者说 ，中国是后全权社会，或是威权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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