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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希罗多德到马基雅维利（上卷） [:1703325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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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希罗多德到马基雅维利（上卷） 第五章 奥古斯丁的两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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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的生平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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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对他之后欧洲历史的影响至为重要，当得起任何溢美之词。本书的重点是他的政治理论，那只是他113部著作和数不清的信件及布道词的九牛一毛。然而，他的政治理论涉及的问题使基督教欧洲，甚至于当今世界，都为之纠结难决。这些问题包括：追求永生的基督徒对此生的政治该关注到何种程度？国家有没有责任保护教会、镇压异端邪说，并确保公民信奉唯一正确的宗教？如果统治者不是基督徒，是否就不再有义务服从他的统治？还是说必须遵守圣保罗的教诲，“服从现有权威的统治”？1更广泛地说，奥古斯丁就一些至今仍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明确持久的思想，包括正义战争的性质、死刑的非法性、尘世间正义的局限，等等。他关于所有这些问题的观点都被纳入了他冷峻的神学理论，但其实它们没有神学作依托照样可以独立存在。只要对人的原罪的概念稍微有一点同感，就会发现奥古斯丁的许多想法非常有理，尽管也非常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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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是罗马公民，354年出生于北非的塔加斯特城。一般认为他是柏柏尔人。他父亲是小官吏，担任什长（decurion）。这个头衔本来是罗马在各行省维持秩序的附属军队中的军阶，在文官的级别上等于镇长。奥古斯丁父亲的官职大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有钱把11岁的奥古斯丁送去寄宿学校读书。他的母亲莫妮卡是虔诚的基督徒，但没有受过教育。他的父亲不是基督徒，可能临死时皈依了基督教，但也可能没有。对基督徒最后一次大规模迫害发生在戴克里先皇帝在位的305——306年间。到奥古斯丁出生时，天主教刚刚成为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奥古斯丁小时候没有受洗，但那时给婴儿施洗礼还很不普及。他自称他的童年过得十分痛苦。在《上帝之城》中，他说他宁死也不愿意再回到童年的生活中去。但是，这话是他在阐述人生乃苦难之旅这个一贯的观点时说的，并不能确切地证明他的童年比多数人的童年或比他后来的生活更痛苦。事实上，他并未暗示自己的童年比别人更糟糕，因为他设问道：“如果要在死去或再次变成小孩子之间做选择，谁不会避免后者而选择死去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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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说，他小时候不喜欢学习，宁肯因为拒绝学习希腊文而挨打，也不愿意上课。他还说，拉丁文容易学，因为周围的人都讲拉丁文，但希腊文难学，因为它是外语；此言合情合理，我们许多人学外语时都有同感。奥古斯丁肯定非常聪明，可能也如他自己所说，十分任性。他的希腊文学到了什么程度并不清楚，似乎阅读没有困难，不过他更喜欢拉丁文。他起初打算走仕途，进帝国政府做官。这就要求他学习演说的技巧。16岁时，他去迦太基学习修辞学，在那里结交了一个情妇，还生了儿子阿德奥达图斯。后来回首往事，他为自己年轻时沉迷肉欲的荒唐行为痛悔不已。读过他的《忏悔录》的现代人会觉得他的行为完全可以原谅；但使现代人难以接受的是，他始终没有提到他那位情妇的名字，而且12年后又抛弃了她，因为他为了自己的前程想迎娶一位女继承人。3不过，当时属于他那个阶级和受过他那种教育的任何人都会那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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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先是在北非，然后又到罗马教授修辞学，30岁时在米兰谋得了修辞学教授这一显耀的职位，这是通往省级总督位子的阶梯。但到那时，罗马已不再是帝国的首都。4世纪初，戴克里先皇帝在拜占庭建立了东都，在米兰建立了西都。在他之后的君士坦丁大帝将拜占庭改名为君士坦丁堡，并定都于此。到了4世纪末，罗马帝国实际上分成了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先在米兰定都，后迁都腊万纳。奥古斯丁在米兰教书时，安排了一桩对自己有利的婚事，对他跻身于罗马贵族的行列至关重要。但他经过反复的痛苦思考后，放弃了野心，于386年受洗成为基督徒，全身心地投入为教职。给他施洗的米兰主教安布罗斯是那时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最重要的教职人物，但真正劝奥古斯丁皈依的是他的一些虔诚的教徒朋友。应该说，他是重新皈依了基督教，因为他从小是作为基督徒被带大的，到了迦太基后才放弃了信仰。重新皈依基督教之前，他研究过古代晚期的许多宗教和半宗教的思想。他一度追随过摩尼教，但发现摩尼教的教义在理智上说服力不足，而且充斥着迷信和神话。后来他又对哲学家普罗提诺倡导的严格禁欲的新柏拉图主义产生了兴趣，而新柏拉图主义是通向基督教信仰的顺理成章的途径。奥古斯丁成为基督徒后，回到北非，先在塔加斯特建起了一个小小的由立誓禁欲的基督徒组成的社区，接着去了希波，在那里他于公元391年成为一名牧师，395年就任主教，次年入职。他在希波主教的任上度过了后半生，与他认为是异端的思想和其他危害教会的思想奋力斗争，撰写了一系列著作和小册子来宣传他关于真正的教会和真正的宗教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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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作为主教撰写的第一批作品中有一部不属于上述的类型，那就是他于397——400年间写成的《忏悔录》。此书出版后，引起了读者极大的兴趣，至今未有稍减。虽然此书记录了奥古斯丁皈依基督教的心路历程，但它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传，甚至也不应该算古代意义上的自传。它更近似于向拯救了他的上帝的祈祷，伴以长篇大论的自责，痛悔自己过去的种种不良行为。它使人难忘的一点是奥古斯丁对人的存在这一奥秘的思索。该书前10卷松散地按照时间顺序组织，是对自己过去生活的忏悔（apologia pro vita sua），后三卷讨论了时间、三位一体论[1]和上帝创世。即使觉得奥古斯丁的文风太过激情洋溢的读者也深深地为此书所吸引，读起来欲罢不能，基督徒和无神论者莫不如此。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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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世纪末的时候，主教在教会里不是大人物。仅阿非利加行省的教会就有700名主教。然而，奥古斯丁在当地的世俗行政当局中也身居要职，负责行使司法和许多其他职能。虽然他从工作中能得到一定的满足感，但每每累得精疲力尽，而且那时正值西罗马帝国自我防卫和保护臣民的能力一路走下坡的时候。410年发生的灾难促使奥古斯丁开始了占去他余生大部分时间的工程——撰写《上帝之城》。该书于413年动笔，几经中断后完成于427年。410年，阿拉里克带领西哥特人洗劫了罗马城。人们发现，这座“永恒之城”是如此不堪一击，而曾以它为首都的西罗马帝国也脆弱不稳、每况愈下。罗马城的失陷在军事上并不重要，但象征意义十分巨大。虽然奥古斯丁没有提及，但罗马帝国在阿非利加的统治和在其他地方一样，也在衰落崩坏。在沿海城市以外的地区，罗马的控制日渐虚弱，代表罗马维持地方和平的军队越来越不听从帝国政府的指挥，反而成了蛮族部落入侵之外的另一个威胁。奥古斯丁去世的前几年，夺取了西班牙的汪达尔人看到阿非利加行省已成为他们的俎上之肉，于是渡海大举来侵。奥古斯丁430年死在希波；当时希波已经成了被困的孤城，挤满了从周围乡间逃来的难民。次年，希波惨遭洗劫后被付之一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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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文艺复兴时期数不清的画像中，奥古斯丁都是坐在书桌旁，但其实他作为主教每天工作的地方不是书房。他上午的时间通常花在判决有关土地、继承权和日常生活中其他事情的诉讼上。作为牧首，他需要监督教士，保证他们的行为比俗人更加端方，还要和教会中对上帝感悟最深的人交流。奥古斯丁通过他的大量著作对基督教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仅次于圣保罗，但对此不仅他自己生前无法想象，而且当时的任何人都会难以置信。那时的基督教会在思想上仍然更接近希腊而不是罗马。安布罗斯和奥古斯丁是第一批使用拉丁文的神父，虽然他们并没有刻意追求这个第一。希腊文是哲学的语言，而奥古斯丁关于希腊哲学的知识是二手的，是通过读西塞罗的著作和新柏拉图派学者普罗提诺著作的拉丁文译本得来的。当时看起来，君士坦丁堡或耶路撒冷的教会似乎更有可能成为真正具有思想力量的基督教神学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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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西罗马人，奥古斯丁不是天主教教会顺理成章的思想领袖。他住在阿非利加，是乡下人；阿非利加的教会也是乡下的教会。关于基督教的要求，它的解释比意大利的教会更加严格。它不能接受贵族式放任自流的态度，不准许罗马人过半异教徒、半基督徒生活，也不能容忍教义上的不严谨。回顾历史，可以看到天主教的教义在那个时期逐渐定型为正统。与奥古斯丁同时期的人对基督教关于诸如意志自由、命运预定论、原罪和得救的标准等问题的教义尚不清楚。奥古斯丁的皇皇巨著《上帝之城》就所有这些问题发表的观点坚定不移、毫不妥协，具有无与伦比的强大思想力量。难怪他的观点取得了胜利。然而，采纳奥古斯丁的观点需要在思想上、感情上和道德上付出巨大的代价；有鉴于此，他的观点居然得到了接受，不得不说是令人惊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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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痛责自己在皈依基督教之前持有过其他的信仰。尽管如此，那些信仰还是对他的基督徒世界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说他仍旧是新柏拉图主义者或摩尼教徒当然是无稽之谈；但他在性情和思想风格上仍然受摩尼教义和新柏拉图思想吸引，这却是明确的事实。这也不止是奥古斯丁个人的性格和思想的问题，基督教教义受东方秘教的神秘主义和希腊哲学的理性主义影响至深。让我们先从任何虔诚的基督徒在思考世俗政治时必然遇到的难题开始，看一看奥古斯丁年轻时的想法以及他对西塞罗的《论共和国》的反对，以此作为切入点来看他的《上帝之城》。这可能是了解此书，理出其中脉络的最好办法。这需要花相当的篇幅讨论奥古斯丁承受的教义上的压力，但是，正如柏拉图认为只有他提出的真理能够使尘世间社会得到救赎一样，相信只有上帝的眷顾才能拯救人类的奥古斯丁认为，基督教信仰中固有的真理包含着开启世俗政治有限价值的钥匙，也能够解释世俗政治与没有政治的天上王国之间的鸿沟。哲学家和神学家都坚信，他们的思想是有系统的整体，每个部分的破与立都决定着整个系统的存与亡，所以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一步步探索他们建起的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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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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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元前43年西塞罗去世，到四个世纪后奥古斯丁出生，其间世事变迁，沧海桑田。最与现实息息相关的是罗马共和国完结后逐渐变为帝国。在此，不可能概述这四个世纪的历史，只能大致勾勒出一些关键的变化。尤利乌斯·恺撒遇刺后，内战爆发，恺撒的义子屋大维胜出，建立了“最高统治”，也就是一人统治的制度。罗马人对“国王”这一概念的激烈反对依然不减，所以共和国机构的形式继续保留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现在所知的罗马帝国的行政结构出现得很晚。3世纪期间，罗马在军事上连连失利，经济不振，行政混乱，整个帝国大有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之势，这才对政治结构进行了彻底改革，使帝国的西半部继续维持了一个世纪，东半部更是延续了千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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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接一个的罗马皇帝靠军事力量获得权位，创建了今人心目中标志着帝国制度特点的中央集权、高度一致的官僚行政制度。罗马帝国雄心依旧，仍然要统治整个已知世界，尽管在帝国西部，越来越多的地方政权自行其是，隐然形成了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之态。在思想层面上，罗马注重协商一致的思维过去尽管屡遭违反，但仍为全社会所认可，现在则转向对服从和秩序的强调。正如此前共和国与帝国的对比谈到的，公民变成了臣民。历任皇帝中越来越多的人来自帝国东部，对统治者地位更加“波斯式”的观念遂随之形成。基督徒皇帝不能接受神的降福，但在他们之前的异教徒皇帝却一贯自称奉天承运；尽管后来基督徒皇帝登上了君士坦丁堡皇廷的宝座，但各种繁复宏大的仪式却未有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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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来看，意义更大的是异教的罗马帝国变成了基督教帝国，君士坦丁大帝是奠基者。到4世纪末，最后一位同时掌握帝国东西两部统治权的狄奥多西皇帝宣布各个异教教派为非法，基督教帝国遂告确立。罗马帝国治下的地区和人民纷纷皈依基督教；即使在西罗马帝国衰败后，基督教的教化仍继续推行，因此确保了取代西罗马帝国的各“蛮族”王国也和拜占庭帝国一样，信奉基督教。欧洲蛮族人大批皈依基督教，误打误撞地使教皇成为整个西罗马教会的领袖，不再是众多主教中的一个。各王国在法律和文化上一律用拉丁文，这种语言在西方基督教世界普及，却不流行于希腊基督教世界；于是，拉丁文成了西方文化的通用语言，也成为西方天主教教会的鲜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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丕平[2]和查理曼在8世纪创建法兰克王国之前，只有天主教教会的权威能够遍及西罗马帝国的全部领土。天主教教会维系了罗马统治天下的概念，又将它提升到精神的层次，罗马共和国的人对此一定会感到奇怪。本来事态的发展不一定是这个结果。回头看去，教皇作为圣彼得的继承人享受至高无上的地位似乎事属必然，但当君士坦丁大帝把基督教定为帝国国教的时候，万众瞩目的是君士坦丁堡，而不是罗马城。在那之后，米兰和腊万纳的地位也与罗马城比肩。回首历史，可以看到各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创立了教会和国家各具特色的机构和制度，这些机构和制度互相合作，但服务于不同的目的，彼此之间就教义理念、教士的特权、对忠诚的不同要求等问题发生冲突的危险无时不在。但是，如果罗马帝国的东西两部分没有分道扬镳，基督教的历史就要重写，我们也绝不会像现在这样，将宗教和世俗机构之间的分工视为理所当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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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宗教和政治这两个概念本身的意思就含糊不清，所以在理论上分析宗教与政治相对于彼此的各种作用就更加困难。政治和宗教的定义无法做到简单明确，其含糊不清之处也不会因人的主观愿望而消失。什么是宗教上的考虑，什么是政治上的考虑：宗教和政治的实质要求我们对这些问题持开放态度。只是简单的争夺权力可以算是一种政治。亚里士多德设想的政治是另一种；他认为，政治是一个城邦的公民统治别人也被别人统治。寻找“神一般的统治者”的社会中的政治与前两者又有所不同。宗教的概念也同样界限模糊。我们通常把“有组织的宗教”和更广义的“宗教性的”世界观区分开来，许多学者还认为前者和后者是互相敌对的。6和本书题目有关的是基督教政治与多神教政治之间的重要对比。一边是有着复杂的神学理论、激烈坚持一神的基督教的政治影响，另一边是古希腊和古罗马那种神学上随意轻松、信仰多神的“公民”宗教的政治影响。两者的对比说明了信仰多神教的统治者迫使心存抵制的犹太人和基督徒向地方的神祗献祭为何如此费力，也说明了迫害犹太人和基督徒的狭义上的“宗教”动机。同时，两种神学的政治差异也显示了基督教政治神学最首要的诉求。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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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政治神学这一概念本身就存在问题。如果人仅为尘世的过客，大地只是去往天堂的途中必须经过的眼泪之谷，那么世俗政治就几乎没有任何价值。政体中的生活对人来说不可能是美好生活，因为只有死后才有幸福和满足。人在今生必须为永生做准备。对理性的人来说，确信来生的存在就意味着今世的幸福。在某些方面，这种“弃世主义”的观点与基督在他短暂的一生中积极参加社会生活的事实格格不入。基督也许没有参与“政治”，也确实宣称他的王国“不是在这个世界”，但他治愈病人、对人群布道，还宣扬道德制度；他的教诲对任何愿意受教的社会都必然产生深刻的政治影响。罗马统治下的朱迪亚那个地方的人民对耶稣的宣讲至少听进去了一部分，这也许是他遭到处决的一个原因。然而，在基督死后的头两个世纪期间，基督教很可能被认为是非政治的，或无关政治的。基督徒相信基督很快就将复临，所以对世俗政治漠不关心，而且基督教起初吸引的主要是穷人、奴隶和无权参与罗马的政治及公共生活的外来者。希腊东部的众多城市在罗马的首肯下保留了过去的机构制度，还存在着“地方政治”。在司法和行政服务领域中，也有相当大的公民参与的空间，包括上层阶级负担的半强迫性质的义务，如组织运动会、出钱买祭品，等等。不过，基督教作为穷人的宗教，对公共生活并无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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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论在罗马城还是在各行省，帝国的公民生活肯定会影响到基督徒。如果他们拒绝向当时的皇帝或罗马的诸神献祭，就会遭到严厉的惩罚，甚至惨死；每当发生饥荒或别的灾难，他们总是首当其冲的替罪羊。随着对基督徒迫害的逐渐减少，开始有较高社会阶层的人皈依基督教，而那些人均担负应有的公共义务；在这种情况下，基督徒与国家关系的问题就越来越难以回避。最后，君士坦丁大帝皈依了基督教，整个帝国成了基督教帝国。至此，人们所熟悉的一系列问题，如国家应如何支持宗教？基督徒应如何支持信仰基督教或不信仰基督教的国家？等等，就成了亟需回答的问题。就一些人们反复争论的问题，比如，神法与民法，进而与自然法（lex naturae）和万民法（lex gentium）应是什么关系？基督徒法官能不能判处罪犯死刑，因而造成流血？基督徒应否当兵打仗？等等，基督教思想家必须提出意见。早期基督教具有强烈的和平主义色彩，君士坦丁大帝的基督教却正好相反。基督徒要在道德上做出何种牺牲以及多大的牺牲，才能成为好公民？这些问题不是奥古斯丁提出的，他也没有一一作出回答，但他为后代提供了思想上的工具，使他们借以提出这些问题并寻求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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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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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的寻求信仰之路充满了矛盾。他激烈批评异教哲学，一口咬定只有基督教才能使人得到救赎，但他是通过西塞罗的哲学著作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学说才找到了具有强大思想威力的基督教义。他关于两座城的设想的前身是西塞罗《论共和国》结尾处的西庇阿之梦，而西庇阿之梦又是源自柏拉图提出的哲学家身处的两个领域（一个是尘世的共和国，另一个是哲学揭示的真实）。最初，吸引了奥古斯丁的是摩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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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刚加入摩尼教时，做“听令人”（hearer），为受到特别启示的先知先觉者（illuminati）服务，给他们做饭。摩尼教当时尚未成为备受诋毁的异端邪说；基督教也没有像中世纪西欧教廷那样的统一权威；没有权威能迫使所有人接受关于正统和异端的一致观点。出现这种情况并非有意要鼓励宽容，也不意味着当时的人认为世俗权威和精神权威应当分开，这种观点在近代之前根本不存在。教会和世俗当局会镇压它们不喜欢的思想，但镇压时有时无，并不持续。在没有能力或具体的理由进行镇压的情况下，它们只能容忍各种思想，那是出于无奈，不是有意的宽容。摩尼教由3世纪的一位波斯智者摩尼所创立，他自称是基督的使徒。8摩尼教唯一的，但非常重要的思想力量是它对有关恶的问题提出的回答。问题很简单：如果上帝仁慈博爱、无所不能，为什么世界上还有痛苦？奥古斯丁最终认为，有痛苦是因为人有罪。这个观点的基础是完全接受原罪的理念，相信亚当的罪一代代传了下来。异教的多神论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它将恶视为残酷的现实，人只能接受。它并不认为诸神想减轻人的痛苦，所以没有这方面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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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摩尼教基本理念的二元论与基督教和犹太教都不一样。它认为，物质世界以及所有物质都是邪恶的，所以世界上才充满了苦难。《旧约》中的上帝代表善，是纯精神。但《创世记》说得不对，世界不是上帝的创造，而是魔鬼的产物。为此原因，摩尼教反对性激情，无论是表现在人还是别的动物身上。创造出来的世界是罪恶的，正如人之肉身的性质和性繁殖。这是摩尼教坚持素食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奥古斯丁时代的摩尼教特别看重瓜类水果，认为它们象征着上帝的居住地——太阳。太阳崇拜是拜火教的传统，奥古斯丁就是因为摩尼教中的拜火教内容而很快疏远了摩尼教。摩尼的著述中还就星辰和日食月食等现象提出了一些明显错误的观点。后来，奥古斯丁发现，异教徒的著作中记叙了对日食月食等天体运行现象的仔细观察，他们的预测总是对的，而摩尼书中的预测总是错的，他对摩尼教的信仰因此彻底坍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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