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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托鲁这篇短文的第二个，也是最有意思的方面是他对同时代罗马无政府的杂乱状况的痛恨。罗马甚至算不上治理不善；它是个怪物——在任何政体中，政府都具有一定的统一性，当时的罗马却丝毫没有。无论政府是平民制、贵族制，还是国王制，都需要有一个首脑；首脑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机构，职能是制定法律、推行政策。在罗马，互相竞争的僭主/暴君斗作一团，罗马城的最高长官仅仅是名义上的统治者，实际上起不了任何作用。16世纪初，马基雅维利将意大利政治的乱象归咎于教廷的胡作非为，引起舆论哗然，但在巴尔托鲁生活的14世纪，教皇住在阿维尼翁，处于法国君主的牢牢控制之下，辅佐教皇管理教会事务的红衣主教团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法国人。问题的根源不是教皇和红衣主教在罗马所作所为，反而是他们根本不在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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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托鲁和马基雅维利一样，抚今追昔，对罗马的乱局痛心疾首；罗马在古代地中海地区曾是维持稳定的磐石，如今却虚弱混乱。巴尔托鲁对教廷并无敌意。他去世不久前，教皇使节埃吉迪奥·阿尔沃诺斯正巧谋布置，要将意大利北部和西部的各个僭主变为“教会的代理人”。巴尔托鲁写了一篇论僭主的文章，详细论述了僭主制政府在属于教皇的领土上活动所引起的法律问题，也大略谈及了“事后合法化”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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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早在马基雅维利之前）提出，可以接受僭主制作为过渡性的政府形式，教皇或皇帝以后可以通过将僭主变为“代理人”，或副摄政王，来赋予其合法性。巴尔托鲁在讨论城邦政府的时候谴责了僭主制，说它使君主制腐蚀变质，但这并不能回答如何看待一个长期在位的僭主的行为这个问题。如果将僭主狭义地定义为获取了本不属于自己的权力的人，假使这样一个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治理有方，那么说他主持做出的一切决定在法律上均为无效就十分荒唐。他的行为缺乏完全的合法性，但并非所有行为都不合法。当然，压迫、苛捐杂税（巴尔托鲁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和对反对派横加打击，迫使他们去国流亡，这些完全是另一回事。勒索人民以求自肥的僭主必须受到法律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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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教廷和帝国将僭主变为代理人的政策，他并不十分热心，但在没有更好办法的情况下，也许这种政策有其可取之处。“正如审慎的水手丢弃不太值钱的船货以抢救更贵重的货物，或精明的屋主选择抢救更宝贵的物品一样，一位公正的主公为实现伟大而紧迫的改变，也会接受僭主，委任他为自己的代理人。”为了僭主治下人民的福祉，也许只能出此下策，正如医生必须对病人采取可能危及生命的治疗方法，因为否则病人必死无疑。巴尔托鲁对此基本上采取不赞成的调子；理想的统治者经过适当的选举程序登上权位，为了共善而公平施政，这与僭主的名不正言不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僭主统治的暗中危害，有时甚至无迹可察；一个人没有正式官位也可以在幕后暗中行使非法权力，成为僭主。巴尔托鲁认为，意大利城邦政治中山头林立（他曾就归尔甫派和吉伯林派专门写过一篇论文），这意味着派别领导人有可能牢牢控制着名义上负责的官员，自己成为城邦中真正大权在握的人；如果他们不奉行正义，就成了僭主。现代的人马上会联想到意大利的黑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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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尔托鲁撰著论述城邦政府的几年前，画家安布罗吉奥·洛伦泽蒂创作了一组比喻好政府和坏政府的壁画，与巴尔托鲁的著述异曲同工。在好政府中，正义是主宰，有和平、勇敢、节制和宽大这些美德作为辅佐；坐在宝座上的正义头上漂浮着智慧。在坏政府中，非正义借僭主为化身居于统治地位，而僭主的形象与魔鬼无异；助纣为虐的有怒气、贪婪、不和、背信和残忍。政府公正则社会繁荣、百姓踊跃纳税、国家富强、为邻国所尊重；政府不公则饿殍遍野、民不聊生。洛伦泽蒂于1338——1339年间创作这组壁画时，意大利锡耶纳地方的人刚刚在经历了一段僭主统治后重获自由，正在欣喜庆祝；对政治理论家来说，这组壁画的有趣之处在于它蕴含了基督教、亚里士多德学派、斯多葛学派和西塞罗学派等各种思想流派关于稳定和平的政府必备要素的主张，却完全没有显示那些主张其实彼此大相径庭。但是，那些主张是14世纪知识和思想的源泉；当它们赞扬和贬斥同一个事物的时候，将它们罗列在一起是很自然的事。只有当某一个主张失去了可信性，或一种思想导致的事态发展迥然有别于其他思想的结果时，才会出现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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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会议至上主义与奥卡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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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政府须有受治者同意”这条原则很容易以某种形式适用于对教会的治理。历史上，公会议运动是教廷在阿维尼翁遭受“巴比伦之囚”晚期的落魄状态促成的产物。教廷对法国君主俯首帖耳，显然损害了它影响欧洲政治的能力。为减轻英法“百年战争”造成的痛苦和破坏，教皇出面调解，但因为英国认为教皇偏向法国，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在人们眼中，教廷变得越来越专制、集权、腐败，于是对教廷益发没有好感。1377——1378年间，教廷在格列高利十一世任期将满之时返回罗马，发现罗马一如既往地乱作一团，城里的贵族对非意大利裔的红衣主教公然敌视。教廷的大部分人宁肯回阿维尼翁去，但格列高利十一世回到罗马后不久就去世了，而继任的乌尔班六世拒绝离开罗马。这激起了法国红衣主教的反叛，他们宣布乌尔班的当选无效，选出克莱蒙七世作为伪教皇。结果，他们被逐出意大利，回到了阿维尼翁。这一下，两个教皇分庭抗礼；法国、那不勒斯王国，以及西班牙的莱昂和阿拉贡王国听命于阿维尼翁；英国、神圣罗马帝国和北部意大利归附于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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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合这种分裂有一个现成的办法，就是召开全教会的公会议来恢复和平与团结。但实际上，世俗君主用了几乎70年的时间才达成了最后的解决。公会议运动本来可以将代议制宪政政府确定为欧洲的规范，结果却是增强了有官僚机构支撑的绝对君主制的力量。公会议运动在思想上的意义大于它实际的（无）效力。急需解决的紧迫问题是：谁有权召集公会议？但这个问题是无解的。罗马的教皇和阿维尼翁的伪教皇都不想召开可能会导致自己被废的公会议；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又有所偏向。需要明确说明到底是谁掌握着整个教会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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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西利乌斯的学说显然可以作为依据。事实上，他的学说是唯一的明显依据，因而被广为援引。如果政治社会的本质决定它能够产生权威，并通过某种代表性的程序将权威交予统治者，那么，教会显然就是这样一个社会；马西利乌斯也正是这样说的。需要从否定的角度来说明，基督并没有赋予圣彼得以及后来的历任教皇一种压倒代表性原则的绝对权威。如果教会可以顺利地通过委托的方式行使它固有的权威，肯定就能通过公会议来消除分裂不和的丑闻。另一种可以依靠的理论是奥卡姆的威廉的学说，但尽管他不像马西利乌斯那样对教廷深恶痛绝，他的思想却更加激进。奥卡姆是英国人，生于13世纪80年代，长大后成为方济各会的修士，在牛津大学学习，后又在那里教书。但当他应召去阿维尼翁向约翰二十二世教皇述职的时候，他和马西利乌斯一样，逃到了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的皇廷，在那里替路德维希撰写反对教皇的文章。16他在哲学上是经验主义，对于视教会（像任何其他组合一样）为“奥体”的理念明确表示怀疑，认为教会实际上不过是由信徒组成的群体。教皇不是教会的化身，不能代表整个教会；任何代表权都必须由组成教会的个人赋予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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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公会议来解决教会分裂的呼声日益加大，产生的结果好坏参半。第一次公会议于1409年在比萨举行，两位教皇谁也没被劝动逊位；不仅如此，会议还乱上加乱，又选举了一位伪教皇亚历山大五世，但他很快即去世，由约翰二十三世继任。几年后，康斯坦茨会议（1414——1418年）成功地罢免了所有三位教皇，选出了马丁五世，终于使他成为唯一合法的教皇。康斯坦茨会议能够成功，让·热尔松（1363——1429年）功不可没。他花了近20年的时间力倡温和的观点。他不像马西利乌斯、奥卡姆，以及所有的激进派那样，宣称全体高于部分，或全社会高于领导层，而只是建议在紧急情况中将权威交给全教会的公会议。公会议本身采取了激进派的观点，在通谕（Hanc sanctam）中宣布，它的权威直接来自基督，不是由某个教皇授予的。事实上，公会议的效力全靠西吉斯蒙德皇帝的支持，这位皇帝有充足的理由希望教会实现统一，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理由是他的家乡波希米亚爆发了胡斯信徒的叛乱[4]。不管怎样，公会议发出了宣告，自称教会的最高治理机构，并坚持要经常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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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那只是一句空话。康斯坦茨会议之后召开了巴塞尔会议（1431——1449年），虽然库萨的尼古拉（1401——1464年）在它的启发下写了题为“论公教的和谐”的重要论文，17但是那次会议本身却因陷入分裂而惨淡收场。分裂起因于两条相互冲突的原则，一是必须有所有基督徒同意，一是坚持教皇作为教会首脑的地位。尼古拉在论文中力图调和这两条原则。该论文不是“政治”文章，并未试图提出使各方都满意的机构安排，反正那也是不可能之事。它是一篇哲学思考，探讨个人能够以哪些方式代表群体、思想或原则。尼古拉的神学观点属于神秘主义，但他在具体问题上手段灵活，设计出了一套选举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投票制度，300年后，这套制度重见天日，今天仍广为应用，被称为“波达计数法”（Borda count），是一种排序投票法。巴塞尔会议后，教廷复辟了专制和等级森严的治理方式。即使不是这样的结果，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恐怕也在所难免。奥卡姆和马西利乌斯想改革教会，但在康斯坦茨会议上，热尔松却起诉了力主改革的扬·胡斯（胡斯倡导的正是一个世纪后宗教改革运动的观点），尼古拉参加巴塞尔会议则是为了加强他在一个主教辖区的话语权。会议需要的是教会内部的统一，不是去旧布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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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3年，教皇本笃十六世因身体原因辞去教皇之位，成为史上第二位主动离职的教皇。——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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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派别。——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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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世纪末经院哲学家、神学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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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指波希米亚地区的胡斯战争，由扬·胡斯的追随者领导，以改革天主教、争取农民权益为诉求，从1419年持续到1434年。——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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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希罗多德到马基雅维利（上卷） [:1703325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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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希罗多德到马基雅维利（上卷） 第九章 人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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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人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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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三章从三个不同的角度讨论了同一个时期、同一片乱象中的政治思想。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是西方基督教世界作为单一实体存在的最后的日子。16世纪中期以后，欧洲出现了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教派鸿沟，至今仍赫然横亘。之前几世纪的暴力平息了下去，但猜忌怀疑远未消除，天主教欧洲和新教欧洲的政治历史和政治抱负也大相径庭，虽然教派史和政治史之间的联系不像新教的鼓吹者说的那样紧密。这三章讨论的主题中有两个众所周知；说到政治思想，就不能不谈及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以及与他的观点相对立的路德和加尔文的思想。第三个主题直到最近才得到比较深刻的探讨。我们就从它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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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人文主义及其政治影响大为不易。评论者言人人殊。有些人认为，那是一场他们称为“公民人文主义”的政治运动，受论述道德与政治问题的古典著作启发而成，致力于重振共和的美德。1重振努力的中心是佛罗伦萨，是佛罗伦萨自我形象的一个方面（佛罗伦萨认为自己乃自治共和国，既非专制君主政体，亦非教廷或神圣罗马帝国的附属），也是对于商人贵族对佛罗伦萨城邦政治的控制日益紧密的一种抵制。对于人文主义和共和主义共存孪生的观点，批评者指出，大多数人文主义者在政治上的兴趣，远不及考证拉丁及希腊文献的可靠性、确定作者，和辨识真伪文本。当时伪造文本泛滥，通过文本批评来进行甄别的做法标志着近代历史研究的开端。这似乎与倾心于共和美德没有什么明显的联系。也许有一种“选择性亲近”：研究了古典文献后可能会更强烈地感到，14世纪和15世纪的意大利政治比起共和国时的罗马政治来是多么不堪。然而，两者的联系仍然十分模糊，无法明确成立。马西利乌斯和马基雅维利都对意大利政治极为不满，但二人中前者十分喜欢为人文主义者所不屑的经院式和三段论推理方法，后者关于君主应具备何种“美德”的观点与人文主义者通常的观点截然不同。2建立共和国的热情不需要具备人文主义者的资格和素养，而且只有那样的资格和素养也不够；许多人文主义者崇拜传统和等级制，他们有关政治的典型作品是“君主之鉴”[1]或关于君主教育的文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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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起源于对专业律师的需求。法律知识的规范性训练不注重文体的优雅与否，但负责起草法律文件、为商人和其他顾客订立合同、处理意大利城邦政府公文的律师（dictatores）必须有过硬的笔头功夫。他们需要学习高雅的文体，这也成了法学院学生开始学习法律专业知识之前所受教育的一部分。接触到文学作品后，自然发展起对作品的文学水平的兴趣，很快又产生出更高层次的从史学和语文学角度对写作和翻译的鉴赏。即使在贵族和皇族当中，有文学底蕴、会多种语言也成为足以自豪的修养。王公贵妇于是不得不专心学习使圣奥古斯丁望而却步的希腊文；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她的学问造诣实属上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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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分析之下，会发现人文主义一些内里的分别，比如，早期的意大利人文主义和后来的北部欧洲人文主义之间就有所不同；也能辨出各个人文主义作家迥然不同的政治倾向。但本书对这些都不会谈及，而是只限于探讨人文主义作家讨论政治问题的一些方式，特别是对新颖的文学形式的运用。一个新形式是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创作政治乌托邦的故事，另一个是论辩短文的发明。新教改革重提并大力宣传奥古斯丁的原罪思想，倡导改革的神学家不断强调，善行并不能保证得救（教廷的挥霍恶行就更不用说了），另一方面，其他思想家从古希腊人关于理想国的设想中获得了灵感。人文主义的主题还出现了一些变种；有趣的是，那些变种与人文主义相去甚远。马基雅维利不同意人文主义者关于君主行为的观点，但他也有对乌托邦的向往；他希望在佛罗伦萨恢复罗马共和国的公民美德，这完全是乌托邦之想，无论是从对该词的贬义还是非贬义的角度来看，而他的《君主论》与“君主之鉴”传统的关系十分奇妙，既是对它的继承，又与它迥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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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通常被说成是自彼特拉克[2]开始的文学运动。此说突出了诗歌和文学在人文主义中的位置，但并不能揭示人文主义的政治思维。可以采取另一个角度，先看一下人文主义与经院哲学的对立。人文主义力图摆脱三段论的形式主义，避免将所有道德和政治问题都归为神学问题。这并不意味着人文主义拒绝理性的辩论，或向往异教。马基雅维利希望思想家鉴古思今，达成与基督教教义大相径庭的结论，不过他属于特立独行、与众不同的一类。人文主义者摒弃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后，经常转而拥抱加入了精神因素的柏拉图主义。他们浓墨重彩地夸大柏拉图对数学神秘主义的兴趣，可以说背离了正统，但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神学的联系由来已久，人文主义者新发现的柏拉图思想正好顺应这种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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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谁是谁不是人文主义者完全是吃力不讨好：一个人需要对古典文学的哪些方面表现出多大的热情，对三段论推理显示出多大的厌恶才算是人文主义者呢？对一切知识都汲汲以求的皮科·德拉米朗多拉毫无疑问是人文主义者，但他觉得，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不懂希腊文，用拉丁文写的文章用词不当、行文晦涩，这些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缺点。有一个比较简单，也比较准确的判断方法：划一条线，一边是晚期经院哲学家，他们采用阿奎那和托马斯主义政治理论家（如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的文体，以固定的刻板格式进行论述；另一边是散文作家、乌托邦文学作家和诗人。马基雅维利反对经院哲学，但不能肯定地说他是人文主义者。无可置疑的人文主义者有克鲁乔·萨卢塔蒂、莱奥纳尔迪·布鲁尼（虽然他拒绝将柏拉图的《理想国》翻译成拉丁文，因为他认为柏拉图以优生学为理由为多妻制提出的辩护令人厌恶，不能广为传播）、《论人的尊严》演说辞的作者皮科·德拉米朗多拉、伊拉斯谟和蒙田。下面先介绍克里斯蒂娜·德·皮桑，接着着重讲述托马斯·莫尔。前者在当时几乎是唯一受到推重的聪敏女性，后者既是人文主义者，又是身居高位的政治家，还是发明了乌托邦这个名字的那本小书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