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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默为绝对君主制的辩护依靠的思想是，绝对权力乃父传子承，所以，父亲死后，长子即从受制于父亲绝对的任意权力转为自己行使这项权力。这项权利是专有性、父权性的。上帝将大地以及大地上的一切赐予亚当。亚当对自己的孩子有所有权，亚当的继承人对自己的孩子拥有同样的所有权，代代相传，绵延不绝。《先祖论》中有些迹象暗示，菲尔默似乎愿意放弃权力神授的理念，采纳与人类学更为接近的解释。他说，古时微型独立王国为数众多，这说明它们起初一定是独立的家族，把权力集中起来建立了王国。15事实上，洛克也部分地接受这个观点，但他不认为这样集中起来的权力是绝对的、任意的。菲尔默却声称，这样的权力就是绝对的、任意的，还佐以对《旧约》的一些深奥的诠释。罗马法规定，父亲在家中拥有绝对和任意的权威（patria potestas），这对菲尔默大为有利。理论上，罗马的父亲可以把自己的孩子卖为奴隶，因为他拥有他们。认为查理二世有权任命自己兄弟做继承人的人就引用了菲尔默的理论来支持查理二世的绝对权威。我们和洛克一样，不相信有哪个理性的人会认真对待菲尔默的论调，但《先祖论》的如下两个特点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另外，它猛烈攻击平民政府的朝三暮四，昏聩无能，因此显然在保守派当中大受欢迎。他们认为，查理二世即便不是亚当的继承人，也比“人民”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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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书中的论述符合当时的日常生活。对于父权权威，菲尔默的读者都习以为常，他们每天都听布道台上的牧师宣讲它；它体现在乡村生活的等级制中；君主手下的宣传者也对它大肆鼓吹。洛克的理论却与日常生活的经验格格不入。人明显地不是生而自由平等，而是生来就处于从属地位；很容易想象家族变为部落，部落又变为国家，但不可能想象，处于自然状态中的人在一个晴朗的早晨突然决定要建立政府。君主赐予了臣民财产并规定了条件后，继任者不应干涉定好的规矩，这是有道理的；但是，人可以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拥有财产，这个说法似乎荒诞不经。所有权意味着有商定的规则，而只有在成立了政府后，这样的规则才有可能确定。第二，菲尔默以《圣经》的权威和他有选择地提出的历史证据作为论述的基础，这对后来的读者完全没有说服力，但他那个时代惯于将《圣经》故事与世俗历史相提并论，把对起源的叙述与说理的原则混为一谈，所以当时的人对此并不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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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帝将世界赐予了亚当，没有任何条件，而是完全放手，如果大部分古代社会都是以家族为基础，家长拥有对孩子的生命与自由的绝对权力，那么，政治权威的性质是绝对的、任意的，政治权威由国王传给儿子，也由国王从父亲那里世袭而来，这种说法就是可信的。洛克的《政府论·上篇》的确没有必要大费笔墨批判菲尔默，但菲尔默的论点并非完全不值一驳。通过在《政府论·上篇》中对菲尔默的批驳，洛克扫清了场地，得以在《政府论·下篇》中开展建设性的论述。在今人看来，查理二世不是亚当的继承人，这一点不言而喻，没有新意。洛克说，亚当从上帝那里只得到了有限的管理权；结合《圣经·创世记》来看，此说有其道理，但今人觉得，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思想，不值得为之牺牲生命。然而，这两个主张加起来为洛克提供了他需要的论据：英国的历代国王并未从亚当那里继承他们声称拥有的权力，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从亚当处继承过任何东西，也因为他们声称拥有的权力是亚当所没有的。正如一切权威都受授权目的的限制，亚当对他的孩子们的权威是有限的，只限于将他们养大。与一切财产权一样，亚当对世界的所有权也是有限的，只限于用世界的资源来造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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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合法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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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认为，没有政府，人即处于自然状态之中。像霍布斯的论述一样，自然状态不必是历史事实，也许人从未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生活过；但也可以说自然状态今天仍然存在，因为根据洛克的定义，任何人或国家与其他人或国家打交道时，若是没有一个共同的上级，彼此就是处于自然状态之中。自然状态是按照关系定义的；如果人没有共同的政府，相对于彼此即是自然状态，所以，主权国家之间永远是自然状态，没有共同政府的个人相遇时，也是自然状态。洛克说，在“美洲的森林里”，一个瑞士人和一个印第安人做易货贸易，就是处于自然状态。并非整个北美大陆都是没有政府的自然状态（洛克撰著时，北美的早期殖民地已经建立了政府），但在“美洲腹地”，不存在对贸易双方有管辖权的政府。16厘清了自然状态为何之后，洛克就可以提出他那些意义深远的观点了。首先，自然状态是一种社会状态。这似乎是对霍布斯论点的批评，因为霍布斯坚称，在自然状态中，人彼此之间猜忌惧怕，所以没有社会关系。后来，卢梭对自然状态提出了非常不同的理解，并以其为基础攻击将自然状态视为社会状态的观点。洛克的思想是：第一，可以想象大部分人际关系没有政府也能维持，这一点很难否认。第二，自然状态受它自己的法律管理，这个法律就是自然法。如果使用不带浓厚神学色彩的措辞，这两个论点等于是说，原则上，人可以在得到普遍接受、有道德约束力的规则下生活，无须政府来执行规则。洛克知道，对此必须加上一条说明：“有时一切顺利，有时会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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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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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提出的第三个论点是，在自然状态中，对于有助于生活的外在物品有可能获得合法的财产权，这里的财产指现代普通意义上的财产。上帝将世界赐予全人类，是为了维持和改善人的生活。要将赐予人类的资源用于这一目的，个人就必须能够以合法的方式从共同资源中获得自己的一份。洛克此说借鉴了经院派对所有权合法性的推论，很可能是受了阿奎那或后来托马斯主义作家的启发。如果人对所拿的物品有财产权，那么某人一旦将它拿走，它就成了他的，不仅在事实上不再是共同资源的一部分，而且在法律上也是如此。反对这个论点的人一贯认为，某人对某物的所有权必须得到他人的承认。但那样的话，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人要从共同资源中拿取自己的一份，岂不是要请求全世界的准许？如果每次想喝水时都先要得到全世界的准许，那么不等获得合法的喝水权就早已渴死了。洛克详述了这种反对意见，他知道自己有充足的理由击败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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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首先分析了人类共同拥有世界的思想。传统上，社会分为肯定型社会和否定型社会。肯定型社会是一种共同所有权的形式，若要取走共同财产的任何一部分，须经每一个拥有人的同意。如果一个村子“共同”拥有土地，改变土地的用途须经全村同意，同意的方法各种各样，从简单多数到一致同意。在否定型社会中，无人拥有世界的任何具体部分，谁都可以使用世界上任何（无主的）部分，不算是对他人权利的侵犯。洛克游走于这两个极端之间，尽管比起前者来，他更接近后者。上帝将世界赋予全人类，这意味着谁都可以使用世界的资源，没有人拥有资源的某一个特定部分。但是，善用世界的资源符合人类的集体利益，使用不当是对所有其他人的财产的侵害。和人对自己身体的权利一样，人对世界的财产权意味着必须把资源用于正确的目的。至于如何能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回答是：“创建合法的政府，使理性勤劳的人兴旺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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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创建政府之前，需要知道人从共同储备中拿取资源时获得了何种权利。洛克说，只要拿了资源，就肯定得到了对手中资源的权利，否则造物主赐予人类的礼物就浪费了，而这绝不可能是造物主的意思。不过，还是有一个问题。说人要活下去，必须能够拿取并消费必要的资源，比如从河里喝水，从树上摘果子，这是一回事；但说人在从河里喝水时拥有他所喝的水，那却是另一回事。洛克提出“以劳而获”的理论，虽说明了问题，但也造成了迷惑。过去的三个世纪间，人们对他这个理论反复分析，均不得要领。洛克说，每人均可无须别人准许而获得资源，将资源与每人专有的一项特质“混合起来”，它就成了个人的财产，这个特质就是劳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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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的劳动概念伸缩性很大，包括人的一切生产性活动，从自树上采摘橡实，到建立责任有限公司，把定居者送去北美殖民地。活动必须是生产性的或有用的，因为破坏或摧毁世界也是活动，但那样的活动从一开始即在禁止之列。这个论点很有道理。上帝赐予人类丰饶的世界供人类使用和享受。人要使用和享受世界的资源，就必须消费它的果实；既然人必须能够合法地这样做，属于共同财产的物品就一定在某个时刻转到了私人手中，在那之后，别人若把它从新主人那里拿走就是不对的。我从河中舀了一瓢水拿去给我的孩子喝，这水是“我的”水吗？回答是肯定的，至少初看起来是这样。但洛克提出的两个进一步的考虑使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要多费些思量。第一，我有没有为别人留下“同样多同样好的”资源？如果发生水荒，我取走一瓢水也许已经超过了我的份额，我的“财产权”可能没有那么多。第二，我是否会将资源用于合法的目的？我取水给孩子喝，所以这一点可以说是达到了。合法所有权的三项标准是：通过劳动获得；给别人留下了“足够的、同样好的”；拿取的东西得到了使用，没有浪费。然而，“以劳而获”只是在初次获得的时候至为重要，我的孩子不需要劳动就能从我这里得到饮水。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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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读者一定会问，人的财产权能达到何种范围？洛克先在否定的意义上做了解释，当财产权涉及政治权利时，他也总是在否定意义上解释。他说，财产是不经主人同意不能被剥夺的东西。如同70年后北美殖民者所控诉的，任意征税是不经人同意就剥夺财产的典型例子。我获得的是不让别人把我的水拿走的权利。但阐释财产权时也必须说明，人为何能够把财产转给别人，以及转出去的权利如何“留在”新主人手中。说到财产，人们通常想到的是自己可以售卖、赠予、出借的东西，还有可以遗传给后代的东西。仅受自然法管理的世界能有多少只有发达的法律制度才具备的复杂特征呢？洛克很可能认为，争论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义。在一个简单的社会中，人拥有的东西没有多少能够持久到可以留给后代，关于能够留给后人的财产，有许多不同的安排，一定都与自然法相一致。不过，该精确的地方，洛克论述得十分精确：人获得个人财产权无须别人同意，财产权亦非由上层赠予。在《政府论·上篇》里，洛克讨论了纯粹出于必需而获取对他人财产的权利的问题。他采纳了阿奎那的观点，认为如果谁有资源可以救别人于饥馁，自己又用不着，这样的多余资源实际上就是属于别人的。换言之，不能死抱着自己的财产权，说尽管帮助别人是善事，但这是我的面包，或粮食，或任何其他物品，所以别人无权得到。洛克认为，如果别人的需求足够紧急，他们就有权得到，东西就是他们的。19无法猜想，在21世纪工业化经济的情况下，洛克会怎么说，但照他的论述来看，任何抱怨自己缴税养活了穷人的富人都错了，他们的收入除了保证他们自己的福利得到足够的保障之外，剩余部分已不再属于他们。另一方面，有劳动能力却好逸恶劳的人无权得到任何帮助。洛克的财产观从一开始就将认为一切私有财产均为“非法的社会主义”归为不合法，但并不排除创建福利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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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坚持，人只受自然法管理就可以生活。这提出了一个尴尬的问题：既然如此，人为什么还想脱离自然状态？洛克的自然状态不是霍布斯笔下的所有人与所有人为敌的情况，而是更接近于哲学家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如果人能够靠简单的道德规则管理各种人际关系（任何社会中的各种关系多数都是人际关系），似乎就不需要政府。洛克大略勾画了各种困难自然滋生的图景。他叙述了不平等的出现和经济发达后货币的发明，也说明了充满不确定性和不安全的规则制度如何无法令人满意。这些都证明了建立政府的必要。在所有人都仅能糊口的世界中，大家都同样贫穷；不存在嫉妒或贪婪，但人只能基本维持生活。洛克有时和别人一样，说这个尚未积弊丛生的时代也许就是诗人向往的黄金时代。然而，理性的人必然会从狩猎和采集的生活方式转向务农和经商；务农需要拥有土地，这是财产在原来的所有者死后继续存在的典型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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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从生产力的角度为地产的合法性提出了辩护。一个人为了使果树多结果子，给果树剪枝、施肥，他因此获得的不仅是果子，还有果树本身。同样，耕种田地的人获得的不仅是庄稼，还有田地。这个论点似乎是建立在将劳动与所拥有的物品相结合的理论之上。谈到获取土地时，洛克说：“我认为，对于它像对于前者一样，也获得了权利。”20一个关键的思想是，我在努力使土地产生收获时，没有减少而是增加了共同的资源：“因此，如果一个人圈起了10英亩的土地，从中获得的生活物资比100英亩荒地的产出更多，那么就完全可以说，他向人类贡献了90英亩的土地。”21洛克指出，人消费的大部分物品都体现了大量的劳动，比如，人吃的是面包，而不是从田野中采集的谷粒，等等。没有财产权，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可是，一旦所有的耕地都已有主，却仍有无土地的人得不到未开垦的荒地的时候，问题就来了。洛克建议，地主必须雇用无土地的人，给他们体面的报酬。在此，他关于获得财产权的理论遭遇了尴尬的事实：雇工成不了他们耕种的土地的主人，尽管无论怎么看，他们对土地投入的劳动都比地主更多。地主拥有土地，却没有给别人留下“足够的、同样好的”土地，而且，显然地主拥有土地却不劳动，而雇工劳动却不拥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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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简单的思想构成了后来三个世纪间土地改革的基础。洛克抗拒土地改革的思想，于是批评者说他提倡资本主义土地革命，说他反对没有土地的劳动阶级的正义要求。激进的观点认为，没有土地的劳动者被剥夺了拥有土地的权利，只有定期重新分配土地才能使更多的人享受这一权利，要么就需要建立公有制来取消私人权利。卢梭的意见与这个观点非常相似，遭处决的法国激进革命者格拉古·巴贝夫坚持这一主张，19世纪早期无数土地改革的倡导者也如此认为。洛克却不同意，他说，人通过劳动有权获得的不是物质的东西（在此指土地），而是“谋生之道”。上帝希望人兴旺发达，而不是被绑在某一块土地上；人的权利是靠自己的能力利用世界的资源过好日子的权利。雇工只要没有受剥削，得到的就是他们应该得到的。让我们像洛克那样，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在狩猎-采集社会中，就连条件最好的人都不如发达社会中的劳动者过得好，衣、食、住、行样样都比不上：“在那片（北美内地）幅员辽阔、物产丰富的土地上，哪怕是国王，吃的、住的、穿的都不如英国一个打零工的。”22既然从这一变化中获益最少的人都得到了这么大的好处，这个变化就一定是合法的。此论解决了一个问题，却丝毫未能解决另一个问题。它指出，即使受益最小的人也因土地从原来的公有转变为私有而得到了好处，所以土地私有制是应该的。然而，它无法解释社会中最贫困的人为何落到此等境地。正如激进主义者一贯坚持的那样，最贫困的人承担的劳动最多，他们偶尔还会补充说，纵观人类历史，世界上90%的劳作是妇女承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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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政府必然出现的一系列因素中的最后一个是货币的发明。简单的生活可以靠以货易货来维持，但是，不使用货币会阻滞交换。早期的货币通常是能持久的物品，比如，我有几棵坚果树，我就用耐放的坚果去交换易腐的水果或肉类，你用肉类和我交换的时候，换回的坚果自己吃不了，于是你就用多余的坚果和别人交换别的东西。洛克是从职能的角度为货币下定义的；任何东西，只要有价值、能成为商品流通的手段，就是货币。货币的最终标准是：有“想象价值”（fancy value）、不会腐坏、价值只在于能够换来有用的东西。“想象”这个词用在这里有些奇怪，但洛克正是这个意思。他认为，有些人只是喜欢黄金这类发亮的金属，或货贝那类闪光的贝壳[4]；有些人手中有这类东西，发现别人愿意拿真正有用的东西来交换，于是就出现了定价制度。洛克还使用“想象”这个词来表示人们接受货币是出于约定俗成的常规，货币并非由自然确定，有时他甚至说货币本身其实完全没有价值。有了货币，经济就有可能发展起来；人可以购买土地，雇用工人，投资做新生意，赚更多的货币。读过洛克著作的人会怀疑他是否真心以为自然状态中存在市场经济；对此，最可靠的猜测是，他认为事实上不可能，但概念上是可能的。如果所有人都接受相关的规则，因而知道谁拥有什么，谁欠谁什么，各种物品值多少钱，那么没有政府也可以有市场经济；然而，在实践中，人们应付不了市场经济的各种复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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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对财产的论述还有一点值得进一步探讨。洛克在著作中激烈反对任何人有权行使相当于拥有另一个人的权威。然而，他又说有些形式的奴隶制是合法的。正义战争中俘获的俘虏可以用作奴隶，因为本来可以合法地将他们杀死，所以对他们来说，当奴隶是不幸中的万幸。洛克与亚里士多德不同，他不认为“对人的猎捕”（man-hunting）是合法的经济活动，虽然17世纪的奴隶贩子从事的正是这项活动。把被运到美洲的非洲人说成是正义战争中的俘虏太过牵强，难以服人。洛克无疑是想强调，查理二世的臣民不是正义战争中的俘虏，不是他的财产。但洛克拒斥菲尔默的理论还有另一个并非基于原则的原因。他主张，上帝将世界赐予人类，是为了让人类将它用于生产。国王把领地分封给贵族，贵族则在领地上进行狩猎和其他类似作战的娱乐活动。这类活动与生产活动截然不同，使人怀疑如此使用领地的贵族能否和普通农夫，或17世纪开始出现的精打细算的半资本家地主一样，享受不受阻碍地使用自己土地的权利。如果说美洲土著对他们狩猎的土地没有财产权，就可以猜想洛克也许认为贵族对国王分封给他们的土地也没有财产权。“上帝将它（世界）赐予勤劳理性的人使用（他靠劳动获得使用土地的权利），不是让动辄争吵不休的人随意处置或满足贪心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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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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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看政府的创立。洛克说，政府的作用显而易见，它颁布众所周知、确定不变的法律，由守正不阿的法官来执行。他对政府作用的描述如此简洁乃有意为之。政府的任务不包括拯救人民的灵魂，建立教会，或在有关道德的争论中表明立场。政府的权威仅限于满足人民的需要，即保护人民的权利和澄清人民彼此之间的责任与义务。这个论点有多重理由。上帝只赋予了人实现他的目的的权力；如果他仅要求政府照管民众的尘世需求，政府就没有绝对的任意权力。这是政府概念的一个矛盾。菲尔默在父权基础上推论出了绝对君主制，洛克与他针锋相对，指出父母对孩子的权利既非绝对，亦非任意，而是受限于孩子的需要；它们是父母的权利，不是父亲的权利，由父母双方享有，而不只是父亲才有，一旦孩子长大到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智，父母的权利即自然而然地消失。即使在权威必须是绝对权威方能有效的情况下，权威也不是任意的，因为它永远受目的的限制。打仗时，如果士兵临敌怯战，指挥官有权将其就地正法。然而，他不能吞没那个士兵哪怕是一分钱的饷金。24无论如何，因为任何神志清楚的人都绝不会给予另一个人对自己的绝对任意权利，所以也就没有哪个人民会给予政府对自己的这类权力。洛克自始至终紧抓两个思想：一个是，任何个人或机构只能掌握为履行自己的职能所需要的权利；另一个是，人身神圣不可侵犯，政府不得侵犯个人权利，除非是出于保护他人的绝对必要。这两个思想放在一起，构建起了有限政府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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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世纪以来，每一个新出道的批评家都先要用洛克关于创立政府的理论试手。洛克的理论与霍布斯截然不同，他设想，政府的创立是一个过程，分两个阶段：第一步，不同的人聚在一起组成人民，这是建立政治社会的前奏；这是真正的所有人与所有人订立的契约，中世纪的律师称其为“共同契约”（pactum communis）。第二步，订立传统上所谓的“臣服契约”（pactum subjectionis），即人民将自己置于某种形式的政府的统治之下。洛克观点的近代色彩反映在他设想的政府机制中。旧的政府观念是罗马的律师传下来的，它设想人民组成政治社会，因此产生政治权威，然后又将政治权威赋予他们的统治者。这是查士丁尼的观念，也是巴尔托鲁斯的意见，不过巴尔托鲁斯给这个意见披上了共和的外衣。根据洛克的理论，人民与统治者的关系近似于雇主与雇员的关系；人民从未完全放弃自己的权威。人民根据理性确定雇用统治者的条件，如果统治者治国无能，可以予以罢免。人民不是与统治者订立契约，而是“赋予”他们为履职所需要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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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必须以民众同意为基础。常规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大家都同意遵循，而政府就是由一系列常规组成的。显然，民众与政府的关系不能算作建立在同意基础上的关系的范例，虽然评论家对此不厌其烦地津津乐道。人并未自愿承担对统治自己的政府的义务；我没有自愿选择生活在统治着我的政府之下，也无力改变受政府统治的条件。政府规定的法律约束着我，无论我是否同意法律的要求；现任的政府也许是我投票赞成的，也许是我投票反对的，但政府就是政府。政府对我行使权威时所依靠的同意不是商业行为或婚姻涉及的那类同意。和我结婚或订立商业合同真的需要我的同意，把我作为联合王国政府的治下臣民并不真的需要我的同意。这也许不能用作反驳洛克的撒手锏。正如我若被归化为另一国的公民需要我的同意一样，洛克很可能认为，因为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也就是说，不是任何国家的公民或臣民，所以，效忠任何具体的政府同样需要本人的同意。用美国人熟悉的词语来说，我们本质上都是外国居留者，直到需要直面自己是否愿意做所在政治社会中完全的成员这个问题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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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需要阐述“同意”作为政府基础的作用；他在两篇《政府论》中说，威廉三世的王位建立在民众同意的基础之上。他的论述本可点到即止，像反专制主义理论家一贯做的那样，指出英国君主登基时都宣誓捍卫王国的法律与自由，这意味着如果他们没能做到这一点，民众即可通过议会或以别的方式撤回原来给予的同意。英国议会在要求查理一世保证遵守确立的常规时就采取了这个观点。洛克却更进一步。他和霍布斯一样，认为人民服从统治者的义务要以人民的同意为基础。但他和霍布斯不同的是，他主张，人民的同意是有条件的，包括立法部门在内的政府各部门的行为也应该有其限制。在一般事务上，人民可以通过他们的代表给予同意，但每个人的生命、自由以及通常意义上的财产属于自己，不能擅动，也不能课税，除非得到人民或人民代表的同意；如果人民代表辜负了人民的信任，就不能代表人民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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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同意，洛克有几个不同的说法：第一是关于政府起源的传统说法。到洛克撰著时，国家的近代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国家是基于领土之上的实体；政府在国家的地理范围内有权得到人民的效忠；美国政府和在许多国家经营业务的通用汽车公司完全不同。当时，神圣罗马帝国已经成了怪物，是一个以奥地利为中心的多民族王朝，但就连它的权威也基本上是以领土为基础的。洛克必须说明，人类是如何形成我们所谓的“人民”的，每一组人民又是如何创立了各自的政府的。菲尔默给出了他的说明，他说家庭先发展为部落，后来部落又发展为国家。洛克认为，在有文字之前，人们通常聚在一起，共同决定组成政治单位；没有书面协议并不意味着没有协议。历史上，很可能先是不同的家庭联合起来，形成家族社会，最后大家承认某个人或某个群体有权确定结社规则和日常生活的规矩。但与菲尔默的观点相反，洛克认为人们一旦建立了政府，就出现了一种新的权威，即经大家同意获得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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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的另一个说法是我们一贯的假设。自然法规定的“自然”规则必须辅以人们熟悉的常规。路边的双黄线“意味着”不能在那里停车；说它们之所以存在是经过了大家的同意，听起来不免别扭勉强，不过所表达的意思非常重要，即双黄线标志着不准停车的区域，这是常规，是大家都同意的。在这种情况下谈论同意听起来奇怪，部分原因是我们从不去想这类常规是如何维持的，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个人单枪匹马不可能推翻已确立的制度。举货币为例，洛克说货币也是在同意的基础上存在的，但没有人能够通过拒绝同意英镑或美元的存在来造成这两种货币的崩溃。不过，如果人们都坚信某种货币由于过分通货膨胀将失去价值，大家可能就都会拒绝使用那种货币，那样它也就不再成其为货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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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不仅强调制度的常规性质，而且希望将同意与义务挂起钩来。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谁同意了什么？人对政府的义务有程度上的不同，为区分不同程度的义务，洛克提出了“明确”同意和“默许”同意之分，为自己招致了不少批评。这个区别在日常生活中是有用的。举例来说，如果你送给我一张便条，说除非我说我不会来，否则你将假定7点钟和我见面，而我什么也没有说，但也没有到场，你就会觉得我既然默许了约会，本应赴约才对。洛克说，如果我们从未被要求宣誓效忠现任政府，但毫无异议地接受了政府提供的好处，我们就给予了政府默许的同意。我们享受政府提供的好处，包括生命财产受到保护和能够从父母那里继承财产，于是可以假定，我们同意和父母一样服从现任政府。明确的同意更胜一筹，因为如果要求我们同意，我们也以合适的形式给予了同意，我们就承担起了义务，必须做我们同意做的事。所以，克伦威尔的政府才要求英国社会中比较重要的成员“承诺服从”。默许的同意比不上明确的同意，这一观点反映在美国人要求小学生背诵《效忠宣誓》誓词的做法中。孩子们背诵了誓词，就给了政府以明确的同意，虽然在他们那个年龄，他们的同意连签订分期付款的购物合同都不管用，更遑论在选择政府制度这样的大事上。奇怪的是，孩子一旦长到可以运用理性的年纪，可以受自己说过的话的约束的时候，美国的大部分学区却不再要求学生宣誓效忠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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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同意”的主张，反对意见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政治义务不应该扯上任何形式的同意，二是难以确知明确的同意和默许的同意之间的区别到底意味着什么。所有批评家都提出了一点虽然简单却一针见血的反驳，即只有当表示“同意”的人有所选择的时候，给出的“同意”才有约束力。霍布斯说，脖子上被人架着刀宣誓服从征服者的人有其他的选择，对此谁都不敢苟同。即使对于洛克提出的比较温和的版本，批评者也提出了反驳。对于在何种政府治下生活，人们能够做的选择各有不同，但没有多少人能够不费吹灰之力，随时移民去别的国家。对克伦威尔“承诺服从”的那些人也许本可以继续流亡而不会遇到困难，但没有几个现代国家的公民可以随时收拾行李去外国居住。另外，批评家指出，“默许”的同意根本不是同意。人民除了接受政府提供的好处，又能怎么办呢？如休谟后来所说，口袋里仅有四便士的庄稼汉无力收回他的同意，因此不能说他曾经给予过同意。洛克自己在《政府论·上篇》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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