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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会说，哪个社会的穷人都想劫富；每次发生城市暴乱，都有人大肆抢掠，乡间的村民若能抢劫豪宅，也绝不会放过机会。然而，秩序崩坏毕竟鲜有发生，在有些社会中，秩序永远不会完全溃散，托克维尔认为英国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社会。防止动乱和抢劫的办法不是动用军队，而是使社会中相当多数的成员对法律、秩序和保护财产有切身的利益相关。在不像法国那样外强中干的稳定社会中，从富人到穷人，富裕的程度逐渐递减。中产阶级成员憧憬着自己或自己的下一代有朝一日可能会上升到绅士阶层，甚至更高。在法国却没有这样的可能。托克维尔提出了一个观点，是英国贵族欣然欢迎经商致富的人加入他们行列这个观点的有趣变种。他说，在法国不是买不到贵族身份，只要买到官职就成了贵族的一员。关键是，英国贵族与其他阶级的社会界限并不分明，人们不致为“在内还是在外”的问题大伤脑筋。相比之下，法国的贵族是排外性的集团。贵族的特点就是把社会的其他人等排除在外。结果，贵族制政权的天然盟友变成了它的死敌。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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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观察家还是万万没有想到，攻击巴士底狱的市民暴乱居然冲垮了欧洲的头号强国。托克维尔却丝毫不感意外。贵族变成了寄生虫，死抱着自己的特权，却不行使任何社会或政治职能。英国贵族住在庄园里，管理着乡间的法律和政治机关；法国贵族却被召进宫廷，去当装饰摆设。法国变成了中央集权的行政暴君制。谁若是想诉冤求偿，无论他住在法国的什么地方，都只能找皇家政府的办事人员。虽然伦敦是英国最大、最重要的城市，所有其他的英国城市都对它望尘莫及，但是它仍然不像巴黎那样垄断全国的政治权威、政治力量和行政能力。如果伦敦出了事，无法运转，英国人的日子照样过，正如美洲殖民地在独立战争期间自己治理自己一样。法国人可就不行了。这说明了革命为何如此轻易地推翻了旧制度，也说明了革命者为何先是不费力气地维持了他们的权力，然后又一下子丧失了权力。托克维尔提到，伯克看到，在大革命中，有人因最牵强矛盾的理由遭到逮捕，邻居却没有一个人帮他一把，因此而感到震惊。托克维尔认为，这说明伯克不明白君主制是多么彻底地毁掉了被他视为理所当然的同情心、自助能力和主动精神。美国人有他们的结社习惯和“理解正确的自我利益”的原则作保护，使他们的社会不致像一般的平等主义社会一样四分五裂；法国人却没有这些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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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和伯克都认为，法国对宗教的漠视埋下了祸根，随着怀疑主义日渐壮大，知识分子出现了完全脱离传统的倾向，这更是灾难性的。托克维尔认为，这是贵族为自己招致的灾难。如果贵族明白他们的地位在多大程度上依靠社会其他成员的宗教信仰，他们就不会为嘲笑宗教的知识分子提供赞助。制度化的教会也没有起好作用；事实上，教会的所作所为根本就是自我拆台。高级神职人员是贵族，和其他贵族一样招人憎恨；卑微的堂区神父对教会的上层毫无好感，革命爆发后，教会的等级制被推翻，使这些最低层的教士人心大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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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认为，旧制度的虚弱也说明了为什么大革命改变了一切，同时却又什么也没有改变。革命前，行政集权已经确立；法国人的品味、习惯和效忠对象日趋一致，形成了一辈子依靠国家的心态。这不是说他们懒惰，靠耕种小块田地为生的农民非常吃苦耐劳。他们缺乏的是结社的习惯，无法产生“自下而上”的忠诚，只有国家“自上而下”要求他们对国家效忠。大革命爆发前，争取平等的激情已经深入人心，所以一切世袭的特权必然会被荡涤一空；一时间，要自由、要自治、推翻现有权威的激情汹涌澎湃。大革命的狂暴说明，普通人一旦得到解放，就没有理由继续尊重先前统治者心目中天经地义的行为界限。18世纪期间，人的行为举止本来日趋温和，但大革命爆发后，普遍的行为规矩被打破，致使革命趋向高潮的过程中发生了那些野蛮到令人发指的事情。但是，一旦解放的激情让位于对安宁的渴望，革命后的法国便回到了旧制度时期那种死气沉沉的政治形势。它沦落到美国极力避免的状态，成为使拿破仑三世那样的独裁统治者极易得逞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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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穆勒和托克维尔这三位的名字通常不会有所关联。黑格尔以他高深莫测的形而上学理论而著称；穆勒的著作文笔顺畅，清晰达意，但清楚的行文掩盖不了某些深层的犹疑；至于托克维尔，人们因他描述了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而对他钦佩备至，其实没有几个人认真读过他的著作。如果说他们三人之间并无分别，恐怕没有人会相信。然而，他们三人都标志着政治思想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也代表了关于哪些问题才是关键问题的看法的变化。自由主义者此时开始思考，没有等级制的平等社会该如何避免被公共舆论和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大众”所主导，这个“大众”可能是中产阶级，也可能是下层阶级，他们可能愤懑愠怒，也可能温和趋同。旧有的问题以新的形式再次提出：近代社会的成员能否既是臣民，又是公民，既享受理性行政的裨益和高效官僚机构提供的合理的福利保障，又能实行真正的自治？谁都知道，近代世界与古代世界迥然不同，但没人知道，对于古人的理想与抱负，哪些只能遗憾地放弃，哪些能够转变为近代的形式，因为谁也不确定自己愿意为此花多大的力气，更不知道这项任务有多么艰巨。人现在认识到，近代世界与以前的世界相比发生了沧桑巨变，因而对未来的变化感到茫然莫测。黑格尔、穆勒和托克维尔都不肯预测未来；至于造成社会变化的手段，他们三人都对法国大革命记忆犹新，都认为暴力叛乱应该是万般无奈的最后一着。马克思的思想则要另当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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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racchus Babeuf，1760—1797，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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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霍布斯至今（下卷） [:1703327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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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霍布斯至今（下卷） 第二十一章 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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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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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1917年初德国政府没有准许列宁乘坐闷罐火车横跨德国回到俄国，今天我们可能只会将马克思视为19世纪一位普通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如果他不是被苏联的思想理论家奉为神一般智慧的来源，我们也许会把他的经济学视为巧妙继承了李嘉图经济理论的学说，把他的历史理论视为由黑格尔、圣西门、基佐和孔德最先勾勒出来的那些学术思想的有趣延伸。政治理论家会抱怨他的政治理论过于粗略、没有表述完整。他们可能会把他在愤世嫉俗和乌托邦之间的摇摆解释为对于他那些激进派同志的任性行为的反应，或者说那是因为马克思是个不得志的学者，和教授一样忙到做什么事情都不能有始有终，有许多深刻的思想，却总是一部书还未完成就开始为另一部而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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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将尽量假作不知有过1917年11月俄国革命这回事。后面将专设一章讨论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命运，以及与成为苏联和1949年后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相比之下黯然失色的一些别的社会主义理论。为了尽量把马克思的宏大思想理出一个比较清楚的脉络，本章在简述马克思的生平后，将首先介绍他年轻时追随的哲学理论和他的异化理论，接下去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然后讨论马克思对阶级冲突、革命和国家的性质的观点，特别着重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家最终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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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是一个简短的介绍。马克思著述甚丰，但关于政治理论的作品不多。他没有提出自己的政治权威理论，不过他就统治者如何愚弄被统治者提出了一些有趣的想法。可是，他从未描述过社会主义制度的决策程序，这就有些说不过去了。在他看来，因为国家终将“消亡”，所以不需要提出有关公民资格的理论；因为法律将与国家一道消亡，所以他对于法治也无话可说。关于政治，马克思最引人注意的观点是，在完全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经济体中，政治不再存在。这个观点并非马克思的独创；柏拉图的《理想国》和莫尔的《乌托邦》都对乌托邦中的生活描述得巨细无遗，但他们两位和马克思一样假设，在没有物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虽然行政管理仍有必要，但政治则可以蠲除。20世纪中期一些头脑冷静、脚踏实地的思想家也认为，政治分歧将消失于无形，只剩下关于如何高效管理现代工业化社会的技术性讨论。从政者也经常表示不喜欢把据他们所说是行政手段的问题“政治化”；他们假设，对于使用那些手段要达到的目标，所有通情达理的人都没有异议。有时这些话的确是出于真心。马克思最汲汲于达成的思想知识上的目标是揭露资本主义经济的剥削机制，他在三卷本的《资本论》以及相关的两卷本《剩余价值理论》（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中详细说明了这些机制的运作；在政治领域，他研究的焦点是自古至今经济与政治变化之间的互动。他对这些变化的叙述生动有趣，使人读来爱不释手，但他对“人该如何治理自己”这个问题简单地回答说，革命后它就不再成其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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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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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1818年生于摩泽尔河畔的特里尔城。他是犹太人，原姓列维，说明他祖上历代都是做拉比的。他父亲原名赫舍尔·列维，但拿破仑战争后，复辟的普鲁士君主颁布了对犹太人多方限制的反犹立法，赫舍尔·列维为了能操律师之业，改名为海因里希·马克思，并在表面上皈依了路德宗。马克思的家乡在1792—1815年的战争期间曾被法国人长期占领，受法国激进主义的影响颇大。那里的人对普鲁士的君主独裁怀有敌意，对19世纪初德意志四分五裂的状况也感到不满，就自然而然地支持自由民族主义。马克思的父亲思想激进，但倾向于伏尔泰的思想，不赞成造反。他喜欢犹太人在法国占领下享受的自由，但似乎并不在意放弃犹太教，成为名义上的路德宗教徒。卡尔没有宗教倾向，他好像从不觉得家人放弃犹太教有什么大不了的。他甚至不经意间会有反犹的表示——他对与他争夺德国社会主义运动领导权的人进行指摘时用过贬低犹太人的“Yid”这个词；但是，他对竞争对手的敌意和对他们的抨击一样，是出于政治的原因，不是种族的原因。马克思在波恩和柏林学习过法律和哲学，若非1840年即位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这位信仰虔诚、头脑却不太灵光的君主把对《圣经》做“历史批评”的哲学家和神学家全部开革，马克思本可以成为一位出色的哲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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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他成了职业的革命者。他先是担任科隆一家自由派报纸《莱茵报》的编辑，直到报纸被封。为了逃脱普鲁士警察的追捕，他被迫离开德意志，游走于欧洲各大城市，从巴黎到布鲁塞尔，最后在伦敦待了下来；除了1848年离开过几个月，其余时间他都住在伦敦，直至1883年辞世。他加入了几个革命小团体，包括共产主义联盟，在朋友兼革命同志及经济赞助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帮助下，为共产主义联盟撰写了《共产党宣言》。恩格斯是纺织厂主的儿子，但反叛家庭，不过他后来还是做了巴门和曼彻斯特的欧文-恩格斯纺织公司的股东。他勉为其难在家族企业中工作，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在经济上支持马克思一家；所以，一有机会卖掉股份吃利息，他就马上抓住机会。他和马克思住在伦敦的同一个区，比马克思多活了12年，于1895年去世。恩格斯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作用比较复杂，但他俩的分工清楚明确。恩格斯比起马克思来，是更加不折不扣的唯物主义者，对于马克思觉得乏味的哲学体系，他却甘之如饴。他这些素质使他能够在马克思死后成为圣保罗那样的角色，阐释了一个完整清晰的马克思思想体系，这个体系与它主人那并不完整且难懂的思想的关系一直为人争议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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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比马克思对宗教更感兴趣，但他们两人都是因为学习了青年黑格尔运动关于宗教的理论，才转向了哲学，继而转向激进的政治学和经济学。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是激进的黑格尔信徒，对黑格尔理论的解释也比较激进。他们使用黑格尔的哲学方法来重新思考基督教和更加笼统的“宗教”概念的性质。黑格尔在这方面比较谨慎，后人利用的却是他思想中比较激进的含意。马克思对宗教的兴趣只是暂时的；他认为，宗教是劳苦大众的精神安慰，当人们不再需要慰藉的时候，宗教就会消失。恩格斯的兴趣更加持久。他来自虔诚派教徒的家庭，坚信人类总是希望能明白生存的意义，所以，永远会需要某种形式的“生命的哲学”（Lebensphilosophie）。不过，这种哲学若想在科学上站得住脚，就必须建立在唯物主义与无神论的基础上。所以，恩格斯特意研究了唯物主义思想家为取代基督教提出的各种理论，马克思则没有；是恩格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个哲学体系。不仅如此，因为恩格斯在曼彻斯特工作，每天都能接触到那里的工厂工人，所以他比马克思更早开始注意劳动人民的实际生活。他1844年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Condition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促使马克思把注意力从对私有财产异化效果的哲学研究转向了剥削在经济中的作用和无产阶级的真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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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身体健壮，精力充沛。1848年革命中，他参加了萨克森的战斗，表现英勇；为了纾解管理家庭纺织厂的单调沉闷，他时常骑马纵狗去打猎。他根据自己参加1848年战斗的亲身经历和对战争实际效用的研究，在19世纪60年代曾以马克思的名义向《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投稿，评论美国的南北战争。虽然恩格斯家境富裕，而马克思一直生活拮据，但是恩格斯比马克思更加不在乎资产阶级的礼仪体面。马克思虽然没有收入，但竭力要过得像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家长；恩格斯却和他的爱尔兰情妇莉齐·伯恩斯同居，在伯恩斯垂死的时候作为善举和她结了婚，她死后又和她的妹妹玛丽同居。恩格斯在埃莉诺·马克思的留言簿中写道，他心目中的幸福就是喝一杯玛歌酒庄1848年份的葡萄酒，他的座右铭是“别着急”1；这是恩格斯典型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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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不得不滞留伦敦，成为流亡者，过着捉襟见肘的生活。他整天忙于两种活动：一种是理论的，一种是实际的。前者主要是探讨资本主义的起源、性质和它不可避免的衰亡，他写成了三卷本的《资本论》和大量关于经济学历史、19世纪政治，还有许多其他内容的一堆文章；后者则是努力组织由他和恩格斯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马克思在伦敦从未有过工作；迫于贫困，他曾申请过北伦敦铁路售票员的工作，但没有被录取，因为他写的字太潦草，无法辨认。是恩格斯养活了马克思和他的一家；马克思的妻子燕妮·冯·威斯特法伦出身上层阶级，她家和马克思家是邻居，她生了五个孩子，只活下来三个女儿——劳拉、埃莉诺和燕妮。马克思在生命的最后12年可以算是过上了小康生活；恩格斯卖掉家族公司后，分了一部分钱给马克思，他用那些钱做了投资。另外马克思还从几个亲戚那里继承了一些钱。他住在北伦敦一排连栋房屋中的一座小房子里，每天去大英博物馆，在那里的穹顶大厅里阅读、写作。他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一国际中的活跃人物。他的政治手腕不够灵活敏捷，而且他是外国人，这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是个不利因素。另外还有比他更左的无政府主义者对他侧翼包抄，若说那些人忠于什么人的话，大概可以说他们是俄国人米哈伊尔·布哈林的追随者；布哈林不是搞政治的好手，但他对马克思政治思想的批评非常敏锐，而且煽动的手段远比马克思高明。马克思1883年去世时，谁也没有预言他和恩格斯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设想的“革命的幽灵”将成为20世纪世界历史的一股主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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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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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开始发展反叛社会的思想的时候是哲学家，后来也一直是哲学家，尽管他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自称告别了哲学，转而研究“真正的人……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2马克思所说的哲学指的是黑格尔主义及其批评者的思想。马克思初步接触黑格尔的著作时，不喜欢他的思想。后来，他一度相信了他所谓黑格尔的“怪异奇峭的旋律”。3马克思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青年黑格尔派作者的著作，但在1842—1844年间写成的《经济学哲学手稿》（Economic-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中提出了自己的思想。《手稿》勾勒出了异化理论的大致轮廓；一些批评家认为这一理论是理解马克思后来比较成熟的著作的关键，其他人则认为，马克思在撰写《共产党宣言》之前就已经摒弃了异化理论。批评家出现意见分歧是由于一个简单的原因：异化的思想是黑格尔的，马克思对这一思想的运用却是非黑格尔式的。本章的讨论依靠的前提是，马克思后来的著作一直保留了异化理论的核心思想，这使得他的著作与恩格斯为第二国际构建的马克思主义大不相同。异化理论基于两个思想：一是我们每天接触的世界与我们相异，或者说在我们之外；二是必须克服我们与世界的疏远以及认为世界和我们作对的感觉。前文已经介绍过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对这种疏远以及对它的克服之道的论述。黑格尔认为，人之所以觉得世界是异物，是因为不明白它是精神的表现。一旦知道了世界是思想的产物，即可将现实视为属于自己。黑格尔把理解等同于一种形式的智力上的拥有，这对马克思对异化概念的运用有着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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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远不止认识论的问题，它也被用来分析政治与社会安排；如果理解正确（只有真正理性的产物才能得到正确理解），看似由外部力量施加的压迫就成了国家的法律，而国家的权威来自精神，所以也就是来自我们自己。黑格尔论述的核心是理解与自主之间的联系，马克思的论述也是一样。如果世界上理性的人为管理自己的生活而按照理智的要求建立了社会安排，这样的安排就是可以理解的，在这样的社会安排之下，人是在实行自主，而非受其限制。“自由乃对必要性之意识”，这是黑格尔的中心思想，被马克思继承了下来。根据这个思想，理性的人做他必须做的事是在行使自由，因为这个“必须”不是谁任意强加给他的，而是反映了他自身处境的需要以及他头脑清楚时的心态和目的。黑格尔假设，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均有其道理；如果人弄懂了事物的内在逻辑，明白自己根据理性也会做出同样的规定，就可以克服异化。马克思则认为，现实既压迫人性，又不合乎理性，需要发动革命，而不是与现实妥协。但是，革命将创造一个真正理性、透明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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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知道，政治世界并不总能达到它自己潜在的标准，但他不放心让个人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决定国家的缺失。马克思则颠倒了——按照他的说法是纠正了——黑格尔的思想。他说黑格尔的思想是头下脚上，所以将其转到了正确的方向。他还宣称，他批评黑格尔时对异化的分析是“认真地、带着批评的眼光研究了政治经济之后做出的完全符合实际的分析”。4鉴于马克思对英国经验主义的轻蔑，以及在那一阶段他对经济学尚无了解，他居然把黑格尔保守的（或称调和性的）哲学变成了激进的社会理论，委实需要惊人的构想能力。除了对剩余价值的技术性分析之外，马克思后来所有的思想当时都已初具雏形。在方法上，他指出，黑格尔将历史视为思想的历史，认为理解历史就是要学会如何获得正确的思想，更确切地说是唯一正确的思想。无论黑格尔本人的政治观点如何，他这个思想都是保守的，因为它要求个人调整自己的思想和愿望去适应世界；激进派则主张，需要调整世界，让它来适应人的理性愿望。关于经济与政治生活如何在人的思想中得到反映，马克思没有提出全面的理论，但他明确表示，推动历史变化的是人对世界采取的行动，而不是他们对世界的想法。他从不否认人的思想会产生影响，但它影响的是人的行动方式和目的。人需要做的不是写出更好的哲学著述，而是超越哲学思考，更有效地推动社会和经济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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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一直视黑格尔为伟大的思想家；他晚年时看到一些二流思想家轻视黑格尔，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为此深感痛心。黑格尔的思想可以并且应该用来为激进的目的服务。所以，马克思提出了异化概念的新解，说它是人类生活中固有的现象，不能通过思想而是要通过行动来克服。异化是对人性的疏离；人性的根本是人作为生产性社会动物的特性，人创造了物品，也创造了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在好的条件下会结出累累硕果，改善人的生活，在坏的条件下则会压迫人民，破坏人的生活。异化概念是一项通用的批评工具，可以用来说明像马克思时代的普鲁士那种发达的近代社会如何使人与他人、与自己的工作，甚至与最深层的人性都发生抵触。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这个阶段，他批评的主要对象是私有财产，但他把私有财产当作涉及财产权的一切关系的代表。在围绕私有财产建立的社会中，交换大多是不好的那一类。如果人们出于友好彼此提供互利的服务，这种交换不会造成异化；但在私有财产的压力下，绝大多数交易都是工具性的交易，把别人看作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此言与卡莱尔的话异曲同工，卡莱尔说，人与人之间唯一的纽带是“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借用了卡莱尔这个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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