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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0世纪60年代的评论家来说,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吸引力在于它对工作场所和市场上异化现象的分析。马克思说,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疏离,与劳动过程疏离,与其他的人疏离,也与自己疏离。5在一个意义上,人与自己制造的产品没有关系,这是明显的事实;在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交换型经济中,人生产物品是为了市场,不是为了满足创造的乐趣或供自己消费。马克思认为,为了金钱而生产会造成疏离感,哪怕不是受雇于人,而是在为自己工作。为雇主工作的工人疏离感更强,因为他成了对自己的压迫的参与者。工人作为集体,建立了雇用他们的工厂,也维持了金融体系的运作;银行靠金融体系发放贷款,资本家用贷款进行投资,工人劳动为工厂主赚钱。工人的劳动效率越高,雇主对他的权力就越大,因为他增加了雇主的财富和讨价还价的力量。这就是私有财产的金融方面。制度越发达,工人对自己产品的疏离感就越强;也就是说,他的劳动就越是强迫性劳动。如此看来,这个理论讲的不是劳动生活的质量,而是货币化经济对工人的影响,在这样的经济中,一些人拥有所有的资本,其余的人提供所有的劳动;这个理论不赞成工具性的市场关系,哪怕那种关系是平等的,况且它实际上并不平等。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喜欢“市场社会主义”,因为即使工人拥有他们所管理的资本,他们仍然要受市场的客观力量的摆布,与别人的关系也仍然是纯粹的工具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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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认为,工人也与劳动的过程疏离。他们不是为了创造自己想创造的物品而劳动,而是变成了机器的附属部件,他们的劳动是枯燥乏味的重复性动作,造成思想的麻木;工人变成了机器,而机器才是生产过程中智能的体现。后来,马克思开始觉得,工人如果懂得自己操作的机械,实际上就可能获得了一种新型的生产自由。虽然这不是对他过去观点的简单否定,但它表明,马克思的思想中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脉络:第一条思想脉络在他早期著作中占主导地位。它的关注点是,劳动是人类的一个核心特点,劳动带来的满足是人除了亲密关系以外最主要的满足感。使人满足的劳动的典型范例应该是艺术家的劳动,马克思在论述中似乎也经常认可这一点。当人做的事和创造的物品表达了自己的内心的时候,当人的内在自我处于正常状态的时候,人就没有异化。这个概念并非完全主观;一个以榨干疲惫不堪的工人的每一滴血汗为最大乐趣的工厂主不能算没有异化,不能算表达了他作为人这个“物种”的天性,因为他做的事是完全错误的,他的人性是扭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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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思想脉络在马克思晚期的作品中比较突出。它的主要关注点不再是个人,而是整个经济与生产体系的理性。如果个人的劳动也是全人类的劳动,从事劳动的个人就会感到满足。这个思想有着黑格尔的深深的印记。马克思采纳了黑格尔关于集体性的假设,坚持认为,在运转良好的社会中,每个人都会因全人类的成功而获得成就感。但是,难以理解马克思心目中建立在理性合作基础上的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其中一个困难是,马克思坚称,大家如果都对集体贡献应尽的力量,就不会牺牲个性。他的意思似乎是,人愿意按理性的要求去做有利于全社会的事,这已经成为第二本能,所以个人的愿望不会与社会的需要发生矛盾。这个想法如果不是难以置信,也令人感到惊心。至少很难相信,一边是人借以自由发挥创造性的劳动,一边是人对构成社会基础的合理生产机制做出自己一份贡献的劳动,二者能够永远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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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在有竞争的世界中,人的利己与利他愿望之间的差别是无法消除的。马克思说,在私有财产统治下,人对自己所谓的“物种身份”产生了异化。人本来应该合作,竞争却使人互相对立;人本来应该视彼此为目的,竞争却使人把他人看作手段;人妥善发挥自身能力本来应该是生存的目的,不是条件,竞争却使人只把自身能力当作求生手段。6马克思的论点直截了当:在市场上,卖方的目标是卖出最高的价钱,买方的目标则是付出最少的钱,他们之间是对立的关系,这种关系不符合人性。如果买方不需要卖方的东西,就不会去买;但对于买方需要什么,有多需要,自己卖的货能否满足买方的要求,等等,卖方一概不感兴趣。对他来说,买方的需要仅仅是他赚钱的手段。同样,买方不认为卖方会一心为她的需要着想,因为他根本不关心她的需要;对买方来说,卖方是她所需要的物品的来源,但他狮子大开口,迫使她不情愿地出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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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赋予了市场商品传意的性质,马克思这方面的论述仅有三言两语,但可以从中瞥见他后来提出的关于商品体现社会关系的理念。要弄明白这个思想,最好先来看令人满意的交换关系的传意方面。在这种关系中,我的动机是满足他人的需求,与我互动的人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我想满足你的需求,只要你满意,我的愿望就达到了;在你那边,你不仅得到了我为你创造的东西给你带来的满足,无论这东西是一口好用的平底锅、一件暖和的羊毛衫,还是一纸钢琴乐谱,而且还因为知道我重视你而感到高兴。这种交换所涉的物品具有象征、传意的意义,与其自身的性能同样重要。当大家都为满足市场的需求而劳动的时候,一切都反了过来;市场上的商品是强迫工人劳动制造的,因为他们若是没有工作就会饿死;在工人眼里,雇主以及商品的最终买家是自己悲惨境遇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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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批判的范围也因之扩大。劳动不再是个性(指我们作为聪慧能干的人类这个物种的一员的个性)的表现,而是变成了纯粹的苦工。至于生产中必须与之合作的同事,他们不再是自愿劳动中的伙伴,而是成了敌对的竞争者;他们会拆我的台,要么干一样的活却比我少拿钱,要么比我干得好。如果他们失了业,就会和我抢工作,为了糊口,工资再低也愿意。这样,人与人的关系成了敌对性的,人和劳动这一最具人类特点的活动也对立起来。人不仅不像黑格尔声称的那样,通过私有财产制度宣示了对世界的所有权,反而成了被拥有的东西。这些思想以非常不同的形式在马克思晚期的著作中都保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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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财产和市场的攻击屡见不鲜。它们通常被视为在道德或精神上对据说是由市场助长的贪婪与自私的谴责。但是,马克思非常反对把社会主义看作伦理或道德上的要求。人类不是应该,而是必须建立社会主义。至于为何如此,马克思的有些回答直截了当。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说资本主义连它需要的工人都喂不饱,所以,无产阶级只能要么推翻资本主义,要么忍饥挨饿。7这是修辞上的夸张,马克思为此没有提出充分的诠释。他坚持必须推翻资本主义,更主要的是因为他认为资本主义是不合理的,因此注定要灭亡。马克思在把注意力集中到资本上面之前,也曾说过私有财产制度太不合理,必定会灭亡。合理的经济生活要求生产与消费配合默契,没有暴涨暴跌,也没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怪现象。生产有固有的合作性,市场则天生是竞争性的,是建立在互有敌意的基础上的。有人说,市场是一部优雅的协调机制,马克思会以一声冷哼来表示不予置信。说市场是捣乱的机制还差不多,它的协调愚蠢之极,是对人的智力的侮辱。它的效果最多是有好有坏,而且时动时停,与合理的生产和分配相差万里。事物统治人,无人能统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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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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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看一看马克思坚持的这些哲学理念对他的政治思想产生的后果。在私有财产制度下,事物统治人。黑格尔说,个人所有权是法律制度、公民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基础,有了这些制度,才能理性地管理人类事务。黑格尔理论的精明之处是不让国家大权独揽,只要是市场那看不见的手能管得了的事情,都交给市场去管;大部分涉及自身生活的选择都由本人自己做出,国家则提供落实这些选择的法律与社会框架。尽管如此,国家对于社会和经济制度仍然不可或缺。国家的职能不只是看守人,它的重要性也不仅在于它在世界历史中作为国家的角色。它为了维持社会稳定而管控市场的运作,也保护在放任的竞争环境中会遭受伤害的人的利益。黑格尔描述的国家是自由开明的,因为它奉行法治;也是保守的,因为它小心地维护文化传承与忠诚;还是民族主义的,因为它立意要在历史上占据自己应有的位置;又是初生的福利国家,因为它致力于为民众提供各种惠益。也许可以批评说,19世纪20年代普鲁士的实际情况证明黑格尔的描述大错特错。怀疑者认为黑格尔的话是痴人说梦,和马克思对国家的描述一样不合实际;马克思说,国家完全受市场支配,它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保障有产者的财产权。这样的批评与我们讨论的主题没有关系,有关系的是黑格尔展示的一幅立宪君主制的图景,他说,立宪君主制有高效的官僚机构作为支撑,由官僚机构管理着近代经济,以保证国内所有居民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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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从多方面对黑格尔进行了反驳,读来非常有趣。8第一,近代国家不可能是黑格尔描绘的那种君主制,近代国家一定是民主共和国。第二,民主共和国因其社会基础之故,无法满足近代国家努力要体现的自治要求。第三,国家的实质是民主,但民主的精髓是废除国家;改革后的公民社会将以非强迫的方式对人民的事务进行必要的协调。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是,近代世界致力于实现法律地位和政治权利上的平等,使人民成为公民,而不仅仅是被统治者。现实证明了这个理想的虚幻。只有同等的财富才能得到平等对待,政治地位由人所拥有的财富来决定;没有财产的工人根本没有政治地位。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犯了许多可笑的错误。平等的公民身份意味着国家只能是共和国。更大的错误是,黑格尔说近代国家为普遍利益服务,因为它有一个由官僚组成的“普遍阶级”,这个普遍阶级把普遍利益视为它自己的利益。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无意中揭露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国家本身也成了被拥有的物品;官僚和他们的主人控制着国家,把国家当作财产。异化理论进一步扩大:如果商品是人的生产力异化的客体表现,国家就是人通过合作集体决策的能力异化的客体表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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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夺回对自己创造和交换的物品的控制权,就必须废除私有财产和市场,建立真正的民主;当时,马克思没有谈及如何做到这一点,也只字未提新的生产秩序将建立在何种基础之上。真正的民主将超越自由的共和国。卢梭认为,共和国的基础是人与公民的严格区分。个人以自我为中心,受私利驱动,本性是自私的;但他作为公民,就变成了主权者这个集体实体的一部分,把自己视为这个集体的一分子;他只考虑普遍利益和全社会的福利,他的忠诚是对社会的,不是对他自己的。马克思认为这完全是空想;无论多么大力宣扬罗马共和国的道德观,都掩盖不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马克思更深层的思想是,罗马共和国把政治统一强加于经济的不统一;这种不统一是有产者彼此间的竞争内讧造成的,任何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政治秩序都只会维护有产者的利益,压迫无产者。卢梭说,法律保护有产者,使他们的财产不致被别人抢走,所以必须确保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财产,但谁也不能有太多的财产。马克思没有明说采用卢梭的办法为时已晚,但他的论述包含了这个意思。近代共和国企图把政治平等强加于它无法缓解的经济不平等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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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产活动蕴含着深层的统一,这种统一暗示了国家终会消亡。生产是合作性的集体活动,但它是被迫的合作。近代经济内含的合作性统一正在等待机会,从禁锢着它的互相矛盾的机制中破笼而出。所以,马克思最后指出,近代国家的形式必然是民主共和国,但民主共和国无法实现它自己的理想,因为它是政治国家。它必须回归公民社会,那才是人自主治理生产活动的领域;这是对黑格尔理论的又一处颠倒。至于自发的、合理的、非自相矛盾的、非关政治的自治政府到底如何才能出现,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马克思始终没有做出解释。他说明了未来不会如何,但关于未来将会如何,他的论述从来都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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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以哲学观念驱动的政治理论,它在许多意义上根本不能算政治理论,因为它包含的思想是,要完全实现政治抱负,共同克服利益冲突,就必须超越政治,建立能够直接表现理性与合作这些人性特点的制度安排。这不同于柏拉图关于超越政治的主张,柏拉图要把国家的强迫性权力交给哲学家,信任他们永远正确的直觉,马克思却是要实现真正的、没有强迫的平等。他假设人生性合群,这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一致;他还假设人的潜力一样,能力没有高低,这却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截然相反。在日常政治中体现马克思的思想从来就困难重重,践行他的早期思想更是几无可能。尽管如此,马克思似乎认为,如果按激进派的要求实现了普遍投票权,就能创立平等主义的共和国,共和国最初的基础仍然是私有财产,但分配会较为平等,最后,社会主义的来临会消除经济利益的冲突,随之去除国家存在的必要。这个过程必须由革命启动,发生地一定是自1789年以来每一场欧洲革命的发源地——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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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削理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并一直坚持的政治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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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不耐烦再和他那些哲学盟友纠缠,一心要发展他和恩格斯后来定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以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区别。“空想”这个标签覆盖面极广,有些是真正的乌托邦空想,比如,夏尔·傅立叶幻想,他的“法伦斯泰尔”(phalansteries)社区能满足人性的一切要求,它的到来将开启一个新纪元,届时狮子会以青草为食,海水会变为柠檬水;有些却并不是空想。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认为创立社会主义是道德上的必需,而马克思则认为,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它的基础不是道德的决定,而是理性的要求。让我们先来看一看马克思关于决定历史变化的因素的成熟观点,然后再看他关于革命、国家以及国家消亡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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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思想深邃缜密,他关于科学性质的观点立论精微,对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作的分析影响巨大。科学发现了自然世界的内在运转,也能够发现社会的内在运作。资本主义最不为人知的秘密是它的利润来源,马克思对剥削的论述就是为了揭开这个秘密。马克思借“剥削”提出了他自认为对利润的产生的科学分析。大多数读者会认为,马克思的论述有着鲜明的道德含义,马克思自己却说他的论述是科学。至于他是否认为自己的论述也有道德的含义,人们一直争论不休。资本家不是通过公平交换来获得利润的,这一点可以肯定;人们争论的问题是,马克思认为这在道德上到底有多么不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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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之谜是,在完美的市场中,资本家在购买包括工人的时间在内的生产要素的时候,支付的是它们的全额市场价值,生产过程结束后,也只能按市场价值来出售产品——然而,资本家却赚取了利润。费解之处在于生产过程是如何创造利润的。现代经济学家不会采用马克思论述的起点。一种理论强调企业家的作用,说他能够想办法使原来产生x成果的生产要素经过不同的组合后产生x+y的成果;根据这个理论,随着第一个发现机会的人遇到越来越多的竞争者,利润日益销蚀,但随着有创新性、有想象力,或者有好运气的人发现新的机会,利润又被不断地创造出来。马克思对这些一概置之不顾,因为他想解释的是“正常”的利润率,即资本的平均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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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他在劳动与劳动力之间做了区分。劳动是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做的事情;劳动没有价值,但一切价值都由它创造;它不同于劳动力,后者是工人在受雇期间的劳动能力。劳动力有价值,它的价值是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吃饭、穿衣、住房并做好劳动准备所需要的花费。仅够工人糊口的工资代表的就是劳动力的价值。剩下的就简单了,资本家以市场价格购买工人的劳动力,这个价格代表着获得工人劳动能力的成本。资本家得到的是工人的实际劳动,即合同规定工人应该给资本家的时间,以及在此时间内工人做出的创造价值的努力。工人卖给资本家的时间中有一部分用来补偿资本家为购买工人的劳动力所付的价值,还要负担原材料的成本、折旧,等等;剩下的劳动时间创造的剩余价值就是利润。这部分劳动没有报酬,资本家把这部分劳动的价值全部自落腰包,不分给工人半文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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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切价值都是工人创造的,资本家完全是不劳而获。如果说资本家所得中的一部分是“监管者的工资”,这一部分就不是真正的利润;利润不是管理人的工资,而是资本的回报,是把管理人的工资、工人的工资、原材料成本和机器折旧费一并扣除之后的结余。资本家所占生产收益的那部分不是他挣来的,而是从总数中减去一切费用后剩下来的,代表着无偿的劳动。这个过程没有奴隶制那种明显的强迫,也没有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机制,但无产者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得不到任何报酬,他们在这方面与无偿劳动的奴隶和封建佃农没有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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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分析显示了他对资本主义运作隐秘性的高度重视。能看得到的是用金钱交换服务;在这个层面上,资产阶级的公正概念得到了实现。资本家付给工人的是工人所值的价钱,并不欺骗工人。也许个别坏人会欺诈,但对于整个资产阶级来说,杜绝欺诈符合它的阶级利益,因为欺诈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垮台。马克思反复指出,利润不是来自明显可见的抢夺与作弊;在工资合同的层面上,资产阶级的正义一直是得到奉行的。资产阶级的正义是自私的个人之间交换关系的正义,这种正义的规则是“等价交换”。市场确保这个正义的标准得以维持。如果一个雇主给工人的工资低于普遍水平,别的雇主就会挖走他的工人;如果他给的工资过高,他的产品就会卖得太贵,无法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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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目的是揭示表象下的真实,并对表象做出解释。马克思说,如果事物表里一致,就不需要科学了。因为太阳不是像人们通常以为的那样升起,所以才需要天文学。这里也是一样。社会进程具有双重的欺骗性:一重是表象与真相的自然差异,另一重是社会特有的欺骗性,因为许多社会安排一旦为人所完全明白,就会解体。马克思就是因为后者才将大部分经济理论斥为意识形态,才认为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能够在革命运动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唯此可以解释他为何肯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花费无数个日子的光阴来对《资本论》数易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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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剥削理论的论点是,利润来自工人未支付报酬的劳动。这种情况是不公正的,因为它不是“等价交换”。马克思的理论巧妙地指出,根据资产阶级的正义标准,市场关系表面上看似公平正义,但根据同样的标准,掩盖在表面现象下的进程却是不公正的,这个进程就是利用工人的无偿劳动榨取剩余价值。当我们再回头讨论革命后的生活这个问题时,可以探讨资本主义后的制度是否更加公正,或者在其他非关道德的意义上更好。目前只需看到,马克思根据他的科学分析提出,榨取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的驱动力;他还以对竞争效果的正统假设为基础,指出这种榨取必将日趋严酷。关于将劳动视为一切价值的来源这个观点,可以争辩个无休无止。我们只需注意,马克思早期著作的主旨似乎是以科学的形式来表现关于劳动的哲学理念。资本是死的劳动,需要给它供应源源不断的活的劳动;马克思把资本比作吸血鬼,说这是“死人抓住活人”(le mort saisit le v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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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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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宣称,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0马克思并非是把阶级冲突当作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的第一人,基佐早在19世纪20年代即就此问题做过讲座。每一位论述政治的作家都熟知阶级斗争这种社会团体之间的冲突,在这样的冲突中,各方的政治行动以其经济利益为基础。亚里士多德勾勒出了革命的阶级理论;马基雅维利则说,社会阶级之间的紧张既可能造成混乱,也可以维持自由。18世纪的创新是企图找到一种历史理论来解释社会变革。恩格斯说,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第一部历史唯物主义著作,因为它把社会变革和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新形式财产的增长和围绕着新形式的财产发生的阶级冲突联系到了一起,但恩格斯此说高估了卢梭理论的深刻性和复杂性,忽视了像亚当·弗格森、威廉·罗伯逊和约翰·米拉尔这些苏格兰历史社会学家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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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政治主要是为了解决或镇压阶级冲突这个说法,人们都会本能地认同,虽然若是说应付阶级冲突是政治的全部内容,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同意。要表明民族、种族和宗教冲突在根本上无一例外都是阶级冲突,需要复杂曲折的推理。阶级冲突是利益的冲突,而这种利益与人在生产过程的地位以及是否拥有生产资料紧密相连;这个主张也很有说服力。受理性的自身利益驱动的工厂主想让工人尽量多干活、少拿钱,同样受自身利益驱动的工人则想尽量多拿钱、少干活;双方都希望法律制度对自己有利。冲突是一切经济制度固有的特点。奴隶不想做奴隶,而想做奴隶主,但他们的主人也想继续做奴隶主。封建王公想让治下的人认真按时服劳役,那些人却想摆脱强迫劳动。这些冲突的存在不是新鲜事。但它们是不是政治冲突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基础,那就要另当别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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