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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这样一些思想方法对斯坦利·费什之类自由主义批评者看来真是佳音。古德曼和汤普森为公共争论设置的条件，在费什眼里就是招认了他指控的罪行，即自由主义从来不是中立的，因为他们几乎断然直言只有自由主义者满足公共协商的条件。相较之下，费什觉得马塞多的观点“比起罗尔斯的普通徒子徒女的虔诚道德化来，肯定更令人心怡”，因为马塞多至少承认，在这些战斗中有真正的胜者和败者，而自由主义者想要他们那一方获胜；费什乐于接受这一立场，因为他的观点与之十分契合：有信仰的人也必须为获胜而战，这是他们信仰的一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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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我们仍旧生活在约翰·弥尔顿（费什曾以过人的识见写过这位文学家）的时代，他或许是对的；那时候，信仰分歧是生死问题。假若我们仍旧生活在法国大革命及其余波的时期，费什或许对了一半；那时候，教权主义势力集结在一方，反教权主义势力集结在另一方，虽然有些社会找到办法让它们相安无事，但并非所有社会都做到了。然而我们生活在现代自由国家，在我们的政治状况下，费什错了。美国是围绕着戴蒙·林克所说的“自由交易”（the liberal bargain）思想构造而成的。与守在门口要求信徒检查他们的信仰的那些人形成对照，自由社会应当欢迎他们的参与，鼓励他们影响公共政策朝向他们喜欢的方向，即便——其实尤其——是在堕胎、同性恋婚姻或干细胞研究之类争鸣问题上。有鉴于此，自由交易不是像后现代主义批评者坚持认为的那样，敌视信仰，相反它允许信仰枝繁叶茂，在现代社会中最自由的那个社会亦即美国实际上就是如此。与此同时，自由交易正因为是自由的，才会不肯答应信徒一件事：没有哪个属于某特定宗教传统的集团，可以垄断由国家支配的暴力，把它的观点强加于属于别的宗教传统或者压根无宗教归属的其他人。既然在日渐习惯享用宗教自由和政治平等的好处的时代里，创建这样亲密的政教合作关系近乎不可能，这算不得非做不可的特别吃亏的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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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美国一直经历着的宗教复兴与欧洲过去很少或毫无共通之处。它的多元主义、自愿特征和民主参与，会让在旧制度下的欧洲占支配地位的宗教正统卫士们大惊失色。美国的现代性与大多数欧洲社会不同，没有让无信仰蹑踪而至。但它也没有引致宗教正统。实际上，我们在美国见到的是宗教信仰、技术革新和自由个人主义的一种奇妙混合。世俗自由主义者可能发现美国的宗教性很危险，但真诚的宗教保守主义者更可能发现它无可救药地折中妥协。相比于希钦斯之所愿，它坚执神圣的存在。相比于伏尔泰和潘恩之所惧，它太专注于自我的需要，太分裂成各种宗派和社团，无法借助政府将它的道德观强加给社会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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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批评者仍然坚持说，哪怕是现代的、世俗化的宗教也是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威胁。他们的论证大致是这样进行的。自由主义的目的不仅是创造由拥有自由选择权的人们组成的社会，还要帮助个人发展才能，好让他们做出的选择是明智之选。对这些批评者来说，宗教未能在这发展过程中助人一臂是个明显事实：从宗教的偏爱迷信、性喜宗派主义和固有偏见中解脱出来的任何人，都将是一个更自由的人，能够不受教会和教士强制地做出自己的独立选择。他们坚信，宗教的问题在于，它没有充分解释我们周围的自然世界，靠寓言论事说理从而扭曲了我们是怎样思考的，讲述着永远不能加以检验的结论。相信它的那些人已经桎梏了他们的心灵。冷淡、顺从，他们绝不能成为好公民。信徒社会将是个绵羊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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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当代社会的宗教信徒是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信仰，终其一生从不质疑它的假定，那么宗教批评者所持立场或许是合理的。像康德和密尔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坚持主张思想的开通，恰是因为接触与公认思想有别的思想会有助于个人成长和发展。古德曼和马塞多等政治理论家某种程度上没有充分领会的是，这种探求正是众多宗教信徒实际上所做的。据最可靠的调查，大约44%的美国人一生当中转变过信仰；如果对一种信仰感到不满，他们会像现代人在其他生活领域那样，自行决断哪一种对他们最有意义。当人们选择他们的宗教而不是让别人替他们选择时，他们已经在自由主义理论家持之甚力的自我发展之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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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是人人都以自我反思的方式对待宗教。过去十年里我费了大量时间，通过访谈收集人们宗教观和道德观方面的经验材料。我可以为今天的怀疑论者作保，那些人当中，宗教帮其逃离现实的不乏其人：他们如此倾心于他们的信念，被与他们持相同想法的其他人如此重重围住，对他们认为有辱人格的文化如此心怀敌意，想和他们对话是不可能的。跟他们交谈时，我情不自禁地感到，无论他们的信仰对他们何等重要，都是在阻碍他们体验与他们格外熟悉的那个世界不一样的另一世界。要是他们接触到他们闭门不纳的那些观念，他们大概已经开阔了眼界，平息了他们所感受到的对周围世界的很多偏执的愤怒。我不会如哈里斯般迅即宣告他们的观点是疯狂的、妄想的，但是我同样担心，要是一个社会包含了太多这样的人，它作为自由政治体系维持不了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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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的访谈也揭示出这样一些人，宗教在他们那里成了理解世界的强大工具。对他们这种人而言，神迹不会因其不合逻辑而被抛弃，反因其神妙莫测受到激赏。祷告在他们看来也不只是求上帝施恩的机会，而是反思他们正在过的生活是不是值得过的生活的良机。有些人被他们的信仰引领着志愿为穷人代言，另一些人被他们的信念吸引去聆听和热爱音乐。他们许多人认为《圣经》不是上帝的真言，而是一部文学作品，像其他伟大的文学作品那样，给他们提供了对他们自身的道德观和他人的道德观的洞察。对这种人而言，宗教是关乎个人信念的问题，也是关乎激发想象力、表现象征的力量、阐释人类存在的模糊性的问题。我和这样一些人谈话的时候，不知不觉间确信他们的信仰使之成了远超凡辈的好人，脱离了玩世不恭和孤独的生活，而与他人水乳交融。没有这种宗教人士的社会，比他们是凤毛麟角的社会，要不自由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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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自由社会将直接获益于有些公民的存在，他们的宗教信仰激励他们反思人类目标等问题；这些人刚好是自由社会求之若渴的那种深思熟虑的、有想象力的和老成持重的人。但它也获益于保守信徒的存在，他们拒绝自由主义的存在，有时还要斩草除根。这些人——极端主义的牧师，不计其数的基督教右派，一根筋的神造论狂信者——给了自由主义者证明自己到底有多自由的机会，若是舍弃这样的机会，自由主义者就太傻了。无论如何，对信众的性情上的开放态度比一味吹毛求疵更有助于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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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般状况下，像费什那样说宗教站在宽容、多元主义、中立和理性等自由主义理想的对立面，就是个灾难性的经验错误。但若自由主义者对待宗教信徒仿佛他们是自由主义者应当维护的一切东西的敌人，那也是鼠目寸光的。既然宗教已迁就了自由主义，对自由主义者而言他们也到了迁就宗教的时候了。理性和启示未必冲突，但就算它们冲突，自由主义者也应该充分信任后者，缓和对前者的忧虑。我们不再生活于向理性关上大门的社会之中，假如自由主义者认为我们还活在其中，那是在贬低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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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未来 值得冒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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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自由主义者以维护开放思想为己任，强调宗教选择的自由，他们将面对一些风险；看着一个政府因生怕触怒神造论者而不许美国公园巡守员估算大峡谷的岩石年龄，如布什政府所为，这和坐视同一个政府罔顾一切证据坚称节欲是节育的唯一恰当形式一样别扭。但是对这种举动的适宜反应是在投票站挫败支持它们的人，不是否认他们有权试着把他们的信念付诸实践。通盘看来，自由主义者应当感到高兴，保守的宗教信徒不得不使用其他每个人都依赖的同一些自由民主手段——选举，压力集团，诉诸公众舆论——来证明他们有理；长远来看，这样的安排仍旧是确保合理的公共政策被选定的最佳途径。自由程序主义裨益每个人，包括不分享自由主义的实质承诺的那些人，虽然如我前边指出的，有越来越多的保守新教徒确实分享了自由主义的实质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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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卢梭和康德之间发生的论辩中，康德为文化这个人造物的辩解，结果比卢梭为自然的辩解远合于自由主义的人类目的观。宗教是文化的诸多形态之一，说不定是最重要的形态，而必定是最耐久的形态。就宗教本身而论，它适于提醒我们，人类有能力通过创造他们所居的世界，降低对他们控制乏术的自然力的依赖。诚然，宗教信徒转而主张对一种超自然力的依赖，他们很多人声称该力量掌控了他们的生活。但是这么做的时候，他们资借了语言、神话、传统、法律和信仰等人造物，所有这些东西证实了他们自身塑造所居世界的力量。现代世界里的各式各样宗教都是文化的而非自然的。褫夺他们的信仰，留给你的未必就是自由地独立思考的人；有可能留给你的是这种人，他们缺少如此宝贵的文化资源，也就没了惊奇、突出重心、制造意义和欣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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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写道，预见到一个启蒙了的时代的这代人有道德义务把他们的知识传之后世。我们是过去为开放精神而奋斗的那些人的受益人，如今也有相似的义务拒绝将精神封闭起来。宗教并非很快行将就木。自由主义者最好是敬重它而非禁锢它。不言自明的是，宗教选择自由如同任何自由一样，都有其限度；尊重信徒的权利并非必然意味着支持继续奉行有些惯例：一夫多妻制，动物献祭，甚或引用近年来最有争议的最高法院判决来说，美洲原住民中间佩奥特碱的使用。就宗教而言，有些限度将始终存在，这一点适用于几乎任何一种人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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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自由主义者来说，向宗教雨露开放的一种性情有利于方方面面。它支援了宗教，因为它赋予信徒权利去践行对他们非常重要的某种东西。它有利于宗教批评者，因为它替他们除去了丑恶的、反自由的诱惑，诱惑他们痛斥他们不赞同之人发了疯或有了幻觉。它还有利于两方共有的社会，因为它给予他们某种东西可以持之与共，即便不但在他们奉为神圣的是哪尊神这一问题上，也在究竟该不该奉任何神为神圣的问题上，他们争执不下。政治中很少见到这样真正伟大的交易。宗教自由便是一个。不管自由主义前途如何，宗教的一席之地是必须保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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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未来 第七章 开放社会及其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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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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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大多数西方社会里，政教分离已经成了无法改变的事实，我们之中的牧师更可能因逃避法律而非赞成法律受到报道。君主们连他们的子女都不能控驭，遑论他们的臣民，贵族的怪癖则成了八卦专栏的素材。市镇不复有城墙，在这网络空间时代甚至没有电子墙。对报纸来说，读者太少比政府的审查措施构成了更为严峻的事实。左派和右派的全球化批评家都说，全球化的问题非但不是把世界闭锁太甚，反倒是开放太过。“开放社会”目标大体上已经实现了；这个术语是半个多世纪前，生在维也纳、立足伦敦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普及开来的，那时自由主义遭遇了极权主义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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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自由社会面对的大问题不是它们该不该开放，而是怎样开放。当前三大论战说明了这个问题最好可能怎么对付。自由主义久已忠于个人必须想听、想说什么就能听、说什么这条原则，不过，言论自由是否适用于能够凭其雄厚财力使政策制定者庇护他们利益的私营公司，或是对被污名化的少数群体说些仇恨的或歧视性的话的那些人，仍是些激辩不决的议题。顺着相近思路，自由主义者长久主张社会应当欢迎国外来的陌生人，但并非每个人都同意，在移民之风臻于极盛之时，对开放国境的承诺也可以坚持下去。最后，从边沁和密尔那时起，政府的公开性就被认作一项关键价值，可是如最高法院法官罗伯特·杰克逊于1949年所说，“美国宪法不是一份自杀契约”，这话已引导很多当代思想家辩称，自由社会为抗敌自保，在有些事务上可能不得不对它的公民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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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争论都没有简易的解决方案，原因之一是我们常常可以在争辩的两方都发现自由主义者。然而有时在该有多大开放性的讨论中迷失的，是这个先行问题：开放性预计要达到什么目的。我立刻就要论证，自由主义者出于一个理由相信开放：它鼓励公民扩展他们对周围世界的认知。没有这样的扩展，开放就几乎或完全是无的放矢。有了它，自由社会就无愧于它们的承诺。说到关于开放社会应当如何的几起最重要辩论，自由主义者想必记得不久前他们就开放市场所做的结论：如果政策和观念帮助人们过上自主和有尊严的生活，它们就是好东西，但若它们帮不了，自由主义者对鼓励人们实践其全部人性潜能的其他方式应当持开放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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