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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离正义越来越远 第十一章 伟大的嫉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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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的出处一点都不高贵，似乎完全体现不出人作为人的道德尊严，所以霍尔姆斯才说“我一点也不敬重追求平等的热情，在我看来，它似乎只是将妒忌理想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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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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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两段意义截然相反的诗句，参照来读别有一番趣味。一是卢克莱修的《物性论》：“当狂风在茫茫大海上掀起波涛，在陆地上看别人受颠簸多么美妙。”一是斯威夫特颇带戏谑的《咏斯威夫特教长之死》：“如果你有个最好的朋友，他参加了一场战斗，杀灭了强敌，缴获了战利，立下了丰功伟绩，与其让他就此爬到上边，你会不会盼望他失去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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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克莱修的诗句表达了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态，那么，别人的不幸为什么会给我们带来快感呢？——这是一个古老的美学问题，据卢克莱修自己解释，这不是因为我们真的对别人的不幸感到快乐，而是因为我们庆幸自己逃脱了类似的灾难。但也有另外的解释，是将这种快感归结于我们从远古的祖先那里继承过来的嗜血和残忍的欲望——法国学者法格对此有一段著名的议论，说人只是稍稍有些变化的“野蛮的大猩猩”的后代，淫猥的大猩猩爱看喜剧，野蛮的大猩猩爱看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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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家们一直对这个问题争议不休，但无论如何，人类这种幸灾乐祸的心态不管被怎样解释，总归是一种普遍的客观实在，我们就是喜欢看别人倒霉。如果偏偏别人过得比我们好，那么斯威夫特的诗句就开始熠熠发光了：我们会嫉妒他们，巴望他们倒霉，越早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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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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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角度来看，《鲁滨孙漂流记》实在是一部耐人寻味的小说。如果要问，它究竟给了人们怎样的哲学启发，现代读者很容易会赞同书中所传达的“知足常乐”这一经典的心灵鸡汤式的“人生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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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奇怪，我们的大众文化一向都喜欢把任何思想形式尽力向着“知足常乐”的方向理解，无论是西方文学、国学经典，还是佛教义理、基督教神学，都在不遗余力地造就着千人一面的效果。在这个贫富差距不断挑战着人们心理极限的时代，出现这种现象倒也顺理成章。所以，《鲁滨孙漂流记》会被人们如此解读，这当然一点都不奇怪。以下举出的例子是周国平的一段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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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离世界并且毫无返回希望的情形下，鲁滨孙发现自己看世界的眼光完全变了。他的眼光的变化，我认为最有价值的是两点。一是对财富的看法。由于他碰巧落在一个物产丰富的岛上，加上他的勤勉，他称得上很富有了。可是他发现，财富再多，他所能享受的也只是自己能够使用的部分，而这个部分是非常有限的，其余多出的部分对于他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由此他意识到，世人的贪婪乃是出于虚荣，而非出于真实的需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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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我们也落在鲁滨孙的处境，那么虚荣也会被我们不假思索地弃置不顾。这时候如果还需要手表的话，那么可以想见的是，限量版劳力士对男士的吸引力并不大于一块普通的电子手表，至于女士，她们或许会觉得LV的新包并不如一只藤条编织的普通篮子。此外，我们的行住坐卧也渐渐不加检点，因为没有人会看到我们的透露着优良教养的彬彬仪态；如果岛上有丰富的美食，那么谁也不会为了保持身材而辛苦减肥。也就是说，无论任何人，只要过着孤岛独居的生活，那么很自然地就会或多或少地产生鲁滨孙的那种“人生感悟”（之所以不会完全如此，是因为我们还要考虑第九章讲到的那个因素，即这样一种生物性：在能力范围内尽可能多地储存资源以备不时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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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旦我们坚持把《鲁滨孙漂流记》读完，就会在结尾的地方读到鲁滨孙返回文明世界之后的生活，然后就会惊叹他的“非常有限的”、“只是自己能够使用的部分”的财产其实有多么惊人——重要的是，此时的鲁滨孙才是哲学意义上的一个真实的人，一个“社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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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生活当中，一颗无甚实用价值的钻石为何可以价值连城，这是孤岛上离群索居的人永远也无法理解的。在社会生活中，出于虚荣的需要就是一种“真实的需要”，不可辩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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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足够的经验知道，出于虚荣的需要往往比出于维持基本生活的需要远来得强烈，这是嫉妒心使然。文人们常常形容嫉妒心“在燃烧”，这是一种很形象、也很贴切的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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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妒心的作用有时会受到忽视，罗尔斯的《正义论》就是如此。在他对正义理论的预设里，嫉妒心是特地被排除在外的。在罗尔斯看来，一个理性的人不会受嫉妒心的影响，只要他相信别人并不是靠什么不正当的手段才领先自己、而且这种差距也没有突破一定限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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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用了两节的篇幅来讨论嫉妒心的问题，因为这既是任何正义理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他的“差别原则”难以解决的问题。“差别原则”意味着，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只在一种情况下是允许的，即这种不平等对于社会上境况最差的人也是有利的。这其实是采用了功利主义的计算方式，只是没有把嫉妒心计算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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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贫民区频繁发生针对白人的暴动，初看上去这不是很好理解，因为这个时候黑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水平都获得了普遍的提高。研究者给出的结论是：虽然黑人的福利水平明显提高了，但提高的速度赶不上白人，这使黑人产生了一种深深的被剥夺的感觉。这种“剥夺”作为事实是不存在的，作为感受却真实不虚。这不是纵向比较的结果，而是横向比较的结果，是一种“相对剥夺”（Sears ＆Mcconahay，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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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不可否认社会在进步，不可否认我们的生存状况在变好，至少比石器时代要好很多——但很少有人会作这样的比较。人们自然的心理机制就像以下这个场景所揭示的：有100元钱给你和另一个人分，分配方案是他拿99元，你拿1元；但你可以选择：要么接受，要么干脆取消交易，谁也拿不到一分钱。被问到这个问题的人，绝大多数都选择了后者，尽管选择前者仍然是有净收益的——甚至，即便对方拿走了全部100元而你分文未得，但你并未受到任何实际损失，社会（两个人的小社会）的整体福利也大大提高了，这是一种帕累托改进，照常理说是会得到很多人的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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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分配，在过程上完全可以是公平的：两个人以抽签的方式决定谁拿99元，谁拿1元，只是拿1元的人永远掌握着最后的选择权。可想而知，程序正义解决不了嫉妒心的问题，两败俱伤的结果仍然会是最常见的。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所针对的是一种“资源中等稀缺”的社会，然而若把嫉妒心的问题真正考虑进去的话，任何可能形式的社会都会有相当多的资源是高度稀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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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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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雅克·阿诺执导的电影《兵临城下》（Enemy at the Gates，2001）讲述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苏军狙击手瓦西里的故事，瓦西里在聊起战后生活的梦想时说：“我想去工厂里工作。小时候爷爷带我去过一次工厂，那时我看见我有个人站在车间的天桥上，其他人都穿着蓝制服，而他没有。他手下的工人都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只有他站在高处，对一切了如指掌。当时我就在想：有朝一日，我也要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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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瓦西里想要的是一种很有自尊的生活，具体做什么倒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站在高处”。人天生就是追求“不平等”的，所以才会追求“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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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后来的情节向着一个俗套发展，瓦西里和他最好的战友——把他捧成传奇英雄的苏军政委丹尼洛夫——变成了情敌，丹尼洛夫在痛失所爱之后忧郁地对瓦西里讲了这样一番话：“我以前多傻呀，瓦西里，人性就是这样，没有什么例外。我们努力创造一个平等的社会，好让人不必再去嫉妒别人，可还是会有人嫉妒。一个微笑，一段友情，你所没有的而又特别看重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即使是在苏联，依然还是会有富人和穷人：或富于天赋，或贫于天赋；或富于爱情，或贫于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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