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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不少人将utilitarianism译为“功利主义”，并不妥当。因为效益主义是一种利他主义的理论，以极大化社会整体利益为目的，而功利主义在中文语境中却和“自利主义”（egoism）的意思相近，有负面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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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在本书第六章《正义感的优先性与契合论》中，我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在那里，我认为罗尔斯的理论采纳了一种“古典目的论式”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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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在此处，自利或互不关心并没有中文中“不道德的”的含义，而表示立约者只全心全意关心及促进自己的利益；而理性则是指工具理性或经济理性，即一个采取最有效方式达到既定目的的选择，便属理性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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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正义论》初版对这两点并没有十分明确的表述，这里的说明是根据他后来的诠释。但我认为这和书中整个理论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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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这是《正义论》修订版中提出的新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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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读者或会问，既然幸运者有足够的道德动机，为何仍然需要经济诱因？那岂非承认了罗尔斯笔下的“道德人”也有自利的一面，而由此推导出来的差异原则，又会否只是道德上的妥协？这确是罗尔斯理论中一个重要问题，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本书第二章《道德平等与差异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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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这是哈特在1973年提出的质疑，参见H. L. A. Hart,“Rawls on Liberty and its Priority”,in Reading Rawls,pp.249-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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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罗尔斯对此点的说明，见“☆e Basic Liberties and ☆eir Priority”,p.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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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对不同契约论性质的分类，见Chandran Kukathas and Philip Pettit,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and its Critics(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0),Cha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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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对此问题的详细讨论，可参考本书第五章《稳定性与正当性》、第六章《正义感的优先性与契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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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详细讨论见TJ第29、7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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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详细讨论见TJ第70—7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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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以下两套书，颇齐全地收集了评论罗尔斯的重要文章。Henry Richardson and Paul J. Weithman (eds.),The Philosophy of Rawls
:A Collection of Essays,5 vols.(New York and London
:Garland,1999);Chandran Kukathas (ed.),John Rawls
:Critical Assessments of Leading Political Philosophers,4 vol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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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pp.xvii-x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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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Cohen,Rescuing Justice and Equality,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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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人的平等政治 第二章 道德平等与差异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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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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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重视平等。自由主义相信，人作为人，具有同样的尊严与价值，因而应该受到政府平等对待，并享有某些基本权利。这是美国独立革命及法国大革命以来，民主社会最根深蒂固的信念。[1]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早在1835年已指出，追求平等是现代一场不可抗拒的革命。他甚至认为：“平等原则的逐渐发展，乃是一个天意使然的事实。它具有天意使然的事实的一切主要特征：它是普遍的，它是持久的，它经常躲开一切人为干涉，而一切事件和一切人对它的进展都做出了贡献。”[2]时至今日，平等的理念已广泛体现于民主社会各个领域，例如平等的政治及公民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性别种族平等，以及工作上的平等机会等。唯有在经济领域，贫富悬殊问题在很多民主国家却有愈趋严重之势。全球分配不均的情况，更已达到触目惊心的地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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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自由主义笃信道德上人人平等，怎么可以容忍如此巨大的贫富差异？如果一个重视平等的自由主义者要替资本主义的经济不平等辩护，便必须提出理由，论证贫富差异在何种情况下及多大程度上是道德上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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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问题，自由主义者通常有以下几种回应。第一种观点认为，在崇尚自由竞争的经济领域，只要有最低度的机会平等便已足够。如果政府能够保证人们不会因为种族、性别、年龄等差异而受到歧视，那么由市场竞争导致的收入不平等无论有多大，也不违反平等的精神。这种观点最大的不足，是对机会平等的理解过于单薄和形式化，忽略了人们的天赋能力、家庭及阶级背景的差异导致的机会不平等。再者，为什么平等的理念必须被限制在这种平等观上，本身也有待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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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观点认为，自由主义最重视自由和个人权利，而一个最少干预的市场经济制度，则最能平等地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和私有产权。任何由政府进行的财富再分配，都会侵犯这些权利。道德平等所要求的，是平等的自由权，而非更大的经济平等。问题在于，这样一个小政府大市场的制度，并不见得最能够平等地保障或促进每个人的自由。相反，无限制的市场竞争和资本累积，却会导致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从而使很多低下阶层的人，丧失有效实践各种自由的条件，又或自由本身。[4]再者，这种纯以行动者为中心的（agent-centered）分配正义观，只强调自由选择及支配个人财产的优先性，对于人类生活中存在的很多道德义务和限制，并不能做出充分解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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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观点干脆避开平等问题，只考虑经济效率。例如有人会说，追求经济平等会削弱人们的经济动机，减低他们的工作及投资意欲，窒碍经济增长，最后对所有人都没有好处。这种说法十分流行，却并不是那么站得住脚。首先，人的动机并非固定不变。我们不必否定人有自利之心，但却不表示人的所有行动都是由自利推动，因为我们同时也有正义感和服从道德原则的欲望。第二，一个人道德动机的强弱，和一个社会的文化、教育以至基本制度有莫大关系。第三，即使不平等分配可以产生足够的经济诱因，却不表示它必然对所有人均有好处。它可能只对一部分极为富有的人有利，却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相反，一些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虽然经济增长较慢，但整体生活质素却可能较很多实行放任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高得多。第四，“不平等分配促进经济发展”这个前提亦未必正确，因为过度的贫富悬殊，往往会对经济发展带来反效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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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观点，则采取一种调和、妥协的立场。毕竟，很少自由主义者会认为毫无节制的资本主义所导致的幼无所养、老无所依、阶级严重分化的社会，真的能够体现人人平等的理念。于是，部分自由主义者遂赞成一定程度的财富再分配，并透过资助教育、医疗服务以及提供失业保障等，令老弱贫病者的基本需要得到保障。这种观点，相当类似于福利社会的理念。但我们要留意，支持社会福利和重视平等未必有直接关系，而可以纯粹是出于人的同情心或社会稳定的考虑。退一步，即使这种观点隐含了道德平等，财富再分配的程度亦可能相当有限，因为他们担心，高税率下的福利社会，一方面会损害私有产权，并对那些在市场竞争中占优势的人不公平，另一方面亦会削弱经济效率。就此而言，社会再分配纯是一种妥协：既然平等、私有产权和经济效率三者均重要，而三者又难以调和，唯有在其中寻求折衷平衡。平等只是众多可欲价值的其中一种，没有必然的优先性。[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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