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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Kant,“☆e Metaphysics of Morals”,p. 174．亦可见“Toward Perpetual Peace”,pp. 104,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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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Kant,“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with a Cosmopolitan Purpose”,p.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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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Kant,“Toward Perpetual Peace”,p.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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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Ibid.,p.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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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Ibid.,p.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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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Nussbaum认为，康德所称的天意最多只能是一个假设而已。Apel更认为，必须将康德形而上学的历史观撇开，而直接诉诸于人的道德责任，康德的观点才更一致。Martha Nussbaum,“Kant and Cosmopolitanism”,pp. 25-58; Karl-Otto Apel,“Kant’s‘Toward Perpetual Peace’ as Historical Prognosi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Moral Duty”,pp.79-112．两文均收在Perpetual Peace一书之中。有关康德的历史哲学，可参考Susan Shell,“Kant’s Idea of History”,in History and the Idea of Progress,ed.Arthur M. Melzer,Jerry Weinberger and M. Richard Zinma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5),pp. 7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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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Kant,“Toward Perpetual Peace”,p.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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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Ibid.,p.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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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Habermas,“Kant’s Idea of Perpetual Peace,with the Benefit of Two Hundred Years’Hindsight”,p.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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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对这一方面更多的讨论，可参Daniele Archibugi and David Held (eds.),Cosmopolitan Democrac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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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Kant,“☆e Metaphysics of Morals”,p.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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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人的平等政治 结语 什么是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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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发展史中，自由主义是很多知识分子的价值寄托所在。但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席卷中国，很多人开始担忧，自由主义鼓吹毫无节制的自由市场和私人财产制，势将导致严重的贫富不均和社会不公；而它提倡的自由和宽容，则会使得文化相对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泛滥，人们的生命难以安顿；至于在政治领域倡议的自由民主和宪政法治，更是西方霸权的产物，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应被全盘摒弃，改走富有中国特色的另类现代化之路。读过此书前面的文章后，相信读者可以见到，这些对自由主义的批评需要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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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有不同的流派，而我认为罗尔斯所代表的自由主义左翼传统提供的正义社会图像，值得我们认真对待。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个传统视自由和平等为现代政治的核心价值，并以此为基础建构公正社会。我相信，人们对自由平等有不同的诠释；但我不相信，公然反对自由平等的理论和制度，可以有道德正当性，并赢得人民的支持。人类历史的发展总是充满曲折，但我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未来，绝不悲观。这份乐观，源于自由主义的理念本身。自由主义相信人，相信理性，更相信人可以凭理性好好活在一起。回溯历史，从法国大革命揭橥自由、平等、博爱开始，人类靠这份信念，从无到有，一步一个脚印在不同国度建立起自由人的平等政治。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中国人的能力，更没有理由说中国人不配活在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为支持我的观点，让我们先重温一下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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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套政治理论无论多么复杂，背后必然预设某种对人和社会的基本看法。自由主义最根本的理念，是将人理解为自由人，具有平等的道德地位，并愿意走在一起进行公平的社会合作，从而确保每个公民享有充分的自由和足够的社会资源，去好好追求和实现自己的美好人生。这是自由主义的出发点。这个理念看似平平无奇，背后却反映了自由主义非常独特的政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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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自由主义认为政治和道德密不可分。这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降西方政治哲学的传统。这个传统认为政治生活的最高目的，不是权术斗争，不是区分敌我，不是人压迫人，而是根据正义原则建立一个政治社群，保障人的基本权利，实现人的根本利益，并令得政治权力的行使具有正当性。因此，自由主义肯定人的理性能力和道德能力，并相信人能凭借这些能力建立一个公正社会。诚然，怎样的制度才能满足正义的要求，可以有不同意见，但我们必须将“道德的观点”放在制度评价的第一位置，这也是罗尔斯所说的：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之义。一个国家，无论多么有效率和多么强大，如果它建基在不公正的制度上，便不值得我们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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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自由主义是以个体为本的政治哲学。自由主义先将人理解为独立自主，拥有反思意识和道德意识，并有自己人生计划的个体，然后再从个体的视角，追问怎样的政治秩序才最能保障和促进人的根本利益。对理想政治的构想和对现实政治的批判，是以个体的正当权益为出发点，因为每个个体都有独特且无可替代的生命，都渴望主宰自己的生活，并期待活得有尊严、有意义。所以，洛克的契约论强调个人先于国家，国家存在的理由，是能更好地保障自然权利；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以至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都将个人权利放在最高位置；而罗尔斯和德沃金等当代自由主义者，更大力反对以极大化社会利益为目标的效益主义，主张个人权利优先。这是一脉相承的自由主义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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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表示，自由主义看不到人有不同的社会属性；这亦不表示，自由主义不知道人打从出生始，已活在国家之中；这更不表示，自由主义对个体权益的重视，是基于自利主义。自由主义承认集体生活的重要性（否则它不会强调社会作为一个公平的合作体系），也承认社群生活是人的基本需要（否则它不会重视结社自由和信仰自由），更承认公民之间必须有基本的道德责任（否则它不会主张社会正义和财富再分配）。自由主义毋宁是坚持这样的信念：个体具有独立的道德地位，并不先验地从属于某个集体，并对这个集体有某种不可卸除且无可置疑的道德和政治义务。所有社会政治关系的建立，必须要从个体的观点看，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正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起首说：“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如何使这些限制自由的制度具有正当性，是自由人最为关心之事，因为所有政治秩序皆非出于自然，而是人为的产物。[1]自由主义强调以个体为本，是一种道德立场，而不是在知识论或形上学意义上接受某种原子论（atomism）式的人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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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既然自由主义将人理解为可作独立思考和理性判断的自主个体，那么它一定要容许和尊重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自由。自由的重要，不仅在于人有选择的能力，也由于人的多元性。人不是机器的倒模，千篇一律，而是各有个性喜好，各有对生命的感受和追求，各有安顿人生的方式。如果国家不尊重人的自由意志，强行将人同一化，那是违反人性，是对个人尊严的最大践踏。一个自由多元的社会，不仅对个人福祉有好处，也对社会文明的发展有好处。这一点，密尔在《论自由》中早有详细讨论，值得我们一读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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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容许人有选择自由，并不保证个体每次都能做出正确选择。在任何时候，任何人都有可能做出不理性或对自己对他人有害的决定。但这种担忧，不能合理化家长制和专制主义。合理的做法，是国家提供良好的环境，鼓励及培养公民自小学会独立思考、了解自我，并懂得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人只能在犯错中成长。不容许人犯错的社会，不是一个好社会。同样道理，容许人有选择的自由，并不保证社会有不同性质且足够多的有价值的生活方式供人们选择。过度专制和过度商品化的社会，都不利于培养出异质活泼和不同领域各安其位的社会文化。因此，自由主义反对经济市场的自由放任，同样反对文化市场的自由放任——倘若这些放任政策最终会导致文化霸权和危及文化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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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自由主义坚持人人平等。所谓平等，是指就每个公民作为独立自主的自由人这一身份而言，每个人具有平等的道德地位。道德平等绝对不是天赋或自明的东西。我们甚至可以说，人类生而不平等更为接近真实。在真实世界中，我们几乎找不到一样事物，是人人同一的。即使找到了，也不一定是道德上相关的。更何况在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超越他人，从与别人的差异中肯定自己，更是大部分人生命的常态。因此，自由主义视平等为一种道德理想，实际上要求我们从这样一种视角看政治：在决定社会的基本政治原则时，我们应该放下彼此的种种差异（智力、市场竞争力、家庭出身、阶级、教育程度、宗教信仰等等），接受大家都是平等的理性道德人，并在这样的基础上找出大家能接受的合作方式。赋予我们平等地位的，是我们自己。我们愿意这样做，因为我们能够站在一个普遍性的观点，穿过世间种种不平等，看到人与人之间共享的道德人格，认知和体会到平等相待的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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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认为，做一个真正的平等主义者，是相当艰难的事，因为它要求我们必须从两种角度看自己：它先要求我们将自己放在第三身客观的位置，认知到从普遍性的观点看，我们每个人都是道德主体，没有人在价值上优越于其他人。它接着要求我们回到第一身的角度，将第三身的客观认知内化进一己主观的生命，视平等为值得追求之事，从而使我们在道德思考和日常生活中，有足够的道德动机去尊重及实践平等原则。这样的身份转换和身份融合，其间的难度，恐怕连很多自由主义者也未必意识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花那么大力气处理他所称的稳定性问题，究其根源，也是在尝试论证，至少在他所构想的正义社会，德福契合是可能的，即从第一身的观点看，服从平等主义式的正义原则是理性和可欲的。只有完成这种正当与“好”的契合，平等主义才有可能植根于我们的生命，并孕育出相应的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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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读者要留意，对道德平等的坚持，并不意味在资源分配上必须采取平均分配的立场。它涵蕴的毋宁是这样一种要求：“在决定社会合作的基本原则时，每个自由人都享有平等的地位，拥有同样的发言权。最后商议出来的原则，必须是所有人合理同意的结果。”这等于说，平等具有优先性，任何不平等的资源分配，都必须得到平等的参与者的合理同意。这是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的核心所在。他那非常有名的“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的设计，目的正是要创造出一个公平的契约环境，然后看看自由平等的合作者，会商议出一套怎样的正义原则。为什么是公平的呢？因为在原初状态中，立约者被一层厚厚的幕遮去所有的个人资料，包括他们先天的自然能力和后天的社会环境，从而保证每个立约者处于平等的地位，不会在商议中受那些偶然任意的不平等条件影响。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真实的契约，而是思想实验，目的是反映自由主义对自由平等和公平社会合作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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