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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7461 罗尔斯的契约论精彩之处,在于背后的平等政治观:关乎整个国家基本制度的政治原则,不是由任何权威和精英决定,而是由所有公民共同决定。在决定过程中,每个公民的权益都受到重视,没有人会因为能力、财富和阶级的不平等而受到歧视。无论最后商议出来的结果是什么,这都体现了一种民主自治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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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7463 那么,自由主义会主张怎样的社会制度安排?政治方面,罗尔斯主张公民平等地享有一系列基本自由,并视这些自由为人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利包括言论和思想自由、信仰和良心自由、人身安全和拥有个人财产的自由等,也包括集会结社的自由、选举和被选举的自由,以至广泛地参与各种政治活动的自由。这些权利会被写进宪法,赋予最高地位,从而保证个人权利的优先性。罗尔斯亦赞成代议民主制,因为它是最有效体现和实践政治平等的方式。我们见到,罗尔斯的建议和今天宪政民主社会的制度安排没有太大分别。值得留意的,是他对基本自由及其优先性的论证,都扣紧自由人的理念,而不是诉诸自然权利或效益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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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7465 社会及经济方面,罗尔斯提出两条原则。第一条是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主张通过教育及各种社会培训,尽可能使出生在不同家庭环境的人,享有公平的竞争机会,促进社会流动。第二条是差异原则,主张经济不平等分配,只有在对社会中最弱势的人最为有利时才可接受。这条原则体现了一种互惠的精神:每个公民都应从社会合作中获益,并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好处,包括社会中最弱势、最没有市场竞争力的阶层。社会发展的目标,不应是只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其他人却要承担发展的代价。具体措施可包括由政府为公民提供各种社会福利保障,例如医疗、教育、房屋、失业援助、老弱伤残津贴及退休保障等;政府亦应在经济领域,实行累进税、遗产税及其他措施,防止财富过度集中,减低贫富悬殊和阶级对立,尽量令每个公民从出生起,便享有发展个人能力和实践人生理想的机会。自由主义反对财富分配完全由市场决定,因为市场竞争中很多导致不平等的因素是不公正的。这里所说的不公正,不仅是指贪污和种种违法行为,更包括社会出身和个人天赋能力所带来的起点不平等。罗尔斯认为,任何一个重视正义的国家,都有责任保障每个公民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否则公民根本没有条件实践他们的自由和人生理想。但这只是第一步。因为在很多福利国家,贫富差距仍然非常严重。在这样的社会,公民欠缺平等机会发展他们的事业,穷人活得没有尊严,社会平等和政治平等仍然未能实现。差异原则所要求的,是国家能够提供足够的资源和其他条件,让每个人的能力得到全面发展,并在社会生活中肯定自身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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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7467 基于上述讨论,现在让我回应一些对自由主义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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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7469 第一,那些批评自由主义不重视社会正义、不重视平等的说法,并不合理。事实上,自罗尔斯的《正义论》出版以来,自由主义已累积了大量有关平等和社会正义的讨论。罗尔斯对平等的理解,甚至较马克思和很多左派更为激进,因为他认为从道德的观点看,一个人的先天能力和后天出身都是不应得的,任何不平等分配都必须考虑最弱者的利益。而在制度安排上,他更认为我们不应该满足于福利国家的模式,因为福利社会仍然容忍相当大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如果我们不将自由主义左翼(liberalism)和放任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做出区分,然后以为弗里德曼、哈耶克和诺齐克等主张的小政府大市场,便是自由主义的全部,那实在是最大的理论误解。自由主义既反对国家全能,也反对市场万能,它真正的道德关怀是: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可以让平等自主的个体公平地活在一起,过上丰盛而有尊严的人生。至于实际的制度应该如何设计才能实现这个理想,则需要具体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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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7471 第二,有人批评自由主义预设了价值虚无主义,这亦难以成立。自由主义是一套完整的政治道德理论,对自由平等有很深的承担,更相信凭着人的共同理性能力能够建立公正理想的社会,因此不可能是一套“主观”和“虚无”的政治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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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7473 第三,或者有人说,自由主义强调国家中立,放弃讨论善的问题,不可能为个人的安身立命提供基础,因此不值得追求。无疑,自由主义不会像儒家或基督教那样,提供一套完整及涵盖人生所有领域的价值和信仰体系,并要求所有人都接受。这与自由主义对人及幸福生活的看法有关,自由主义认为人有足够的理性能力对价值问题进行自由探索,同时相信活得幸福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理性主体能够自由选择和认可他的人生计划。因此,自由主义最关心的,是建立一个公正的制度,保证每个公民有自由和资源去过自己认为值得过的生活,并对自己的选择负责。罗尔斯所谈的“正当优先于善”,是说每个公民的价值追求都不能逾越正义原则定下的规范,而正义原则的基础,则奠基于自由平等的公平合作这一理想。但这并不是说自由主义不重视善。恰恰相反,正因为自由主义坚信每个人都有一己对生命的理解和追求,而这些追求对每一个体皆无比重要,所以才主张要尊重个人自主及公平地分配社会财富。再者,自由主义绝非对人毫无要求。自由主义期望公民对平等有所执着,对异于一己的信念有所宽容,对正义有恒久的追求,对弱者有真切的关怀,并能够过上独立自主而又有个性的美善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个自由主义者,绝对不见得较做一个保守主义者或者激进主义者来得容易。自由主义包容多元,而在多元的底层,是对个人的尊重和对自由平等的坚持,这些坚持构成公民的共同信念,并成为和谐社会的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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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7475 自洛克、卢梭、康德和密尔以降,自由主义建立了深厚的思想传统,并在理论和实践上为自由民主政治提供了强大支持。到了今天,自由主义在学理和政治实践上,仍然充满活力,并能有效回应现代社会的各种挑战。据说在今天的中国内地和香港,不少人认为自由主义早已丧失它的道德吸引力和政治正当性,甚至成了保守、反动、落伍的代名词,这叫人不解。从上面勾勒出来的政治图像来看,如果自由主义不值得追求,那么在政治权威的正当性基础、个人权利的保障、平等的实践,以及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等根本问题上,非自由主义理论可以提出怎样一套道德上更为可取的正义观?这是所有政治理论均须回答的问题。而在进入论辩之前,我们至少应该知道自由主义是什么和不是什么,以及它为什么值得我们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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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7477 [1]Jean-Jacques Rousseau,The Social Contract and the Discourses,trans.G.D.H. Cole (London: Everyman’s Library,1973),pp. 18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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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7479 [2]对于原子论的批评,可参见Charles Taylor,“Atomism”,in Philosophy and the Human Science,Philosophical Papers 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p. 187-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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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7484 自由人的平等政治 [:1703355311]
1703357485 自由人的平等政治 跋 行于所当行——我的哲学之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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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7487 《自由人的平等政治》是一本关于罗尔斯政治哲学的专著,里面尽是理性分析的文字。文字的底层,是我走过的哲学之路。在这篇文章中,我依然以罗尔斯为主线,但换一种笔触,回顾一下我的读书历程,记记途中遇到的人和事,以及我对某些问题的思考,既为自己留点记录,对读者了解我的哲学观,或许也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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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7491 我第一次知道罗尔斯,是在广州北京路新华书店。那是1993年暑假,我和香港中文大学一群朋友到广州购书。我清楚记得,我的哲学系师兄,也是新亚书院的室友王英瑜将一本书塞给我,说这书值得看。我瞄了一眼,书名是《正义论》,作者是约翰·罗尔斯,译者是何怀宏、何包钢和廖申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书很厚,翻到目录,全是艰涩陌生的术语,但我还是买了。我当时即将升读三年级,且已决定从商学院转到哲学系,觉得要买点哲学原著,充实一下书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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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7493 同年九月,我选修了石元康先生的“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这是我第一次正式接触政治哲学。上课地点在润昌堂,全班四十多人。石先生人高大,衣朴素,操国语,有威严。第一天上课,石先生携了几本书来,第一本介绍的,是《正义论》英文版。石先生说,罗尔斯是当代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也是自由主义传统集大成者。这一门课先介绍罗尔斯,然后再看八十年代兴起的社群主义对他的回应,包括桑德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泰勒等。[2]我后来知道,石先生是华人社会最早研究罗尔斯的人,并出版了一本关于罗尔斯的专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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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7495 这门课很精彩。石先生授课,系统深入清晰,打开一扇窗,让我得见当代政治哲学的迷人风景。我第一次明白为什么正义是社会首要德性,第一次知道什么是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也第一次感受到观念的力量。石先生欣赏罗尔斯,但他并不十分同情自由主义,因为他觉得自由主义无法安顿人的生命,也难以建立真正的社群生活。他认为人类社会由古代进入现代,经历了一次范式转移,由目的论变为机械论,由价值理性转为工具理性,而这都和韦伯提及的“世界的解咒”有关,结果是价值多元主义的出现,而自由主义则是回应现代处境的一套思想体系。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主、重视基本权利,究其原因,是因为在什么是美好人生的问题上,它承认没有客观答案可言,因此只能容许个人选择。[4]石先生又认为,当代自由主义强调中立性(neutrality),即政治原则的证成不可以诉诸任何理想人生观,归根究底,是接受了价值怀疑主义或主观主义。[5]石先生这个对自由主义的诠释,对我影响很大,也令我不安。如果自由主义的背后是价值主观主义,那么它所坚持的政治原则的客观普遍性何在?这个问题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困扰着我。[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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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7497 初识石先生,感觉他可敬却不可近,直到学期结束时才有点改变。那门课除了考试,还有一个口试,每个学生要单独见石先生十五分钟。我是最后一位,后面没人,因此和石先生聊了很久,主要是谈麦金太尔对传统的看法。最后我在这门课拿了个甲等,大大增强了读哲学的信心。打那以后,无论身在哪里,我和石先生的哲学对话从没间断,包括我在英国读书时的很多通信。石先生最喜欢的三位思想家,是黑格尔、马克思和韦伯,因为他们都对现代性作了深刻反省。石先生是我见过最纯粹的知性人,所有时间均专注于哲学思考,一坐下来便可以讨论问题。和学生一起,他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同时却鼓励我们畅所欲言,据理力争。我后来在英国遇到的几位老师,也是这样的风格。这对我影响很大。他们教晓我一样很基本的东西:学术是求真求对,不是客套虚应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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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7499 我的大学生活,重心在学生运动,大部分时间耽在办报纸、策划论坛和示威抗议上。我对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玄思式人生并不向往,留在哲学系的时间很少。记得1995年新亚书院拍毕业照时,高我一届的梁文道对我说,你将来一定会去搞政治。这多少是我给当时同学的印象。八九后九七前的香港,异常躁动。我们即将告别殖民统治,却不知前面是怎样的时代。港督彭定康的政治改革带来中英两国政府无尽争拗,另起炉灶之声不绝,香港人身在其中却无从置喙,感觉无力。有资格移民的,忙着执拾包袱;有钱炒股炒楼的,则希望在落日前多捞几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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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7501 大学后期,我在学校办了几次大规模论坛。其中一次,是请来香港三大政党党魁(民主党的李柱铭、自由党的李鹏飞、民建联的曾钰成)和名嘴黄毓民,[7]题目是“政治人物应具的道德操守”。论坛在中大的百万大道烽火台举行,近千人出席,发言踊跃,由黄昏辩到天黑,以至要点起火水灯,在人影幢幢中交锋。现在回想,这样的论题竟引起那么激烈的讨论,多少说明当时的大学生对现实有许多不满,却又无法参与,唯有在道德层面对政治人物月旦一番。我们的校长高锟教授在1993年获中国政府委任为港事顾问时,也引来学生强烈抗议,并要求他到烽火台公开交代,因为我们担心这样的政治委任会影响中大的学术自由。当天的交代会出席者众,群情激昂,提出许多尖锐问题,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回响。2009年高校长获颁诺贝尔奖物理学奖,很多媒体跑来问我十多年前的旧事,因为我是学生报记者,和高校长接触较多,也写过不少批评他的文章。只是没有了当年那层不确定的时代的底色,实在不易解释当时校园的风起云涌。但香港到底应该如何走下去?我们如何把握自己的未来?我没有完整想法。用罗尔斯的说法,我最多只是个道德直觉主义者,有一堆判断,却理不出头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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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7503 当时中大的读书圈子,最潮的可能是福柯(Michel Foucault),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也流行,但对我没有什么影响。我是新亚人,但对新儒家兴趣不大。真正吸引我的是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以及和人生哲学相关的学科,例如存在主义和宗教哲学。当时哲学系的读书风气不错,有不同的读书小组,由研究生带着读。通识方面,较有印象的有许宝强的“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罗永生的“意识形态”和卢杰雄的“当代西方思潮”。这些都是理论课,修读的人却不少。英文系的陈清侨开了一门叫“香港制造”的新课,首次让我认真思考香港人的身份认同问题。这几位老师,现在都在岭南大学。杂志方面,金观涛和刘青峰先生已在中大中国文化研究所主编《二十一世纪》,里面有许多好文章。台湾的《当代》经常介绍西方新思潮,我更是囫囵吞枣地追读。文学方面,校园中最流行村上春树和米兰·昆德拉。我们一群朋友也试过开读书组,一起读当代香港和中国文学,包括刘以鬯、西西、黄碧云、王安忆和莫言等。那时中大时髦电影筹款,学生团体轮流在邵逸夫堂播放非主流电影,票价十元,是很好的文化活动,也是“拍拖”好去处。我印象最深的,是基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的一系列电影,例如《两生花》、《红》、《蓝》、《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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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7505 时隔多年,我仍然很怀念当时的大学生活。以我参与的《中大学生报》为例,编委会有二十多人,每个月出版一期,正常四开报纸大小,每期有四五十页,分为校园、社会、中国、绿色、文化和论坛等版面,内容很丰富。我们办报没有学分,也没有酬劳,甚至要为此经常跷课,但却乐此不疲,日以继夜开会辩论采访写作,真有燃烧青春的感觉。大学四年,我几乎每晚都是三点后,才拖着疲惫身躯,在昏黄灯光下爬上新亚,一脸歉意唤醒宿舍工友帮我开门。那时也有同学自发出版形形色色的地下小报,引发很多讨论。至于大字报,更经常贴满范克廉楼学生活动中心的入口,回应者众。当时的“范记”汇聚了学生会、学生报、国是学会、文社、青年文学奖和绿色天地等组织,什么人都有,说是卧虎藏龙也不为过。由于我是编辑,常常要找人访问或约人写稿,所以认识了不少思想成熟、有理想有个性的同学。中大建校四十周年时,我写了一篇文章,认为中大最重要的传统是批判精神和社会关怀。[8]我至今也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到今天,范克廉楼是这种精神的摇篮,直接影响了香港学运和社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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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7507 读到四年级时,我累积了大量问题,却不知如何解决,于是有去外国读书的念头。举几个问题为例。无论是在新亚书院或在哲学系,师长常勉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中国文化。但在中国努力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要继承传统文化的什么东西?儒家和民主不仅没有矛盾,而且如牟宗三先生所说,可以从前者“开出”后者吗?又,长期生活在学生组织,我多少沾染了一点左翼色彩,不太喜欢资本主义。但积极不干预、小政府大市场以至私有产权至上等,却被大力渲染为香港的成功基石。社会中如果有人稍稍主张政府应该正视贫富悬殊问题、增加社会福利,总会被人口诛笔伐。我可以站在什么位置回应这些观点?不过,我最关心的是教育问题。我当时写了不少批评大学教育的文章,愈写愈看到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愈写愈不知在职业化、商品化的大环境中,大学有什么出路。不过直到今天,我仍然相信,要改变社会,必须从教育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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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7509 1995年毕业前夕,余英时先生回来中大,参加钱穆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我负责接待他。那天大清早,我陪余先生从新亚会友楼走去开会的祖尧堂。在新亚路上,他问起我对什么哲学家有兴趣,我说罗尔斯。他说罗尔斯刚出版了一本新书,对早期观点作了不少修正,希望我好好读读。他说的是《政治自由主义》。[9]我有点讶异,余先生对罗尔斯也感兴趣。更没料到的是,一年后,我在英国约克大学会以这本书作为硕士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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