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357510
1703357511
二
1703357512
1703357513
约克（York）有二千年历史，是个美丽小镇，遗留下昔日的城墙、古堡和大教堂等，吸引大量游客。约克大学在约克镇郊外不远，1963年建校，是所新兴的研究型大学。大学环境优美，绿草如茵。我住的宿舍，推窗外望，总见马儿在吃草，松鼠在嬉戏。每天一大早，校园湖中的水鸭会联群结队到宿舍窗前讨食。政治哲学在政治系是强项，有六位专任老师，还有一个专门研究“宽容”（toleration）的中心。约克这一年，我算是开始接受较为严谨的哲学训练，既要读当代政治理论，也要研究政治思想史。硕士班的课都是研讨会形式，每次有人做报告，接着自由讨论，完了大伙儿便去酒吧喝酒。约克的生活简单平静，是哲学思考的好地方。
1703357514
1703357515
我当时在学术上最关心的，是自由主义的中立性（neutrality）问题。这个问题极具争议性，很多哲学家卷入论争，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更是讨论焦点。[10]以下谈谈我的看法，因为这是我硕士论文的题目。中立性一般指在某个问题上没有立场，也不偏袒任何一方。自由主义的中立性原则，主要指政治原则的证成不应诉诸任何整全性的宗教、哲学和道德观。这些观点包括基督教和回教、亚里士多德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也包括康德和密尔的道德哲学。这些学说的共通点，是有一套完整的伦理和意义体系，为个人生活和社会合作提供指引和规范。
1703357516
1703357517
不少论者认为，中立性是罗尔斯所代表的自由主义的重要特征。最明显的证据，是在《正义论》的原初状态中，立约者被一层“无知之幕”遮去他们所有的个人资料，包括人生观和世界观。这样做的目的，是保证最后得出来的正义原则，不会预设或偏好任何特定的理想人生观，并在不同教派中保持中立。罗尔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相信人是自由人，可以凭理性能力构建、修正和追求自己的人生计划。为了体现人的自由自主，所以才有这样的独特设计。中立性的背后，有着自由主义特定的对人的理解。
1703357518
1703357519
有人马上会质疑，这样的设计表面中立，骨子里却预设了康德式的自主伦理观，因此并非一视同仁对待所有生活方式。例如对某些宗教信徒来说，个人自主根本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严格服从神的教导，并按神的旨意生活。所以，如果可以选择，他们一开始便不会进入原初状态。但这有什么问题？自由主义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底线和立场啊。罗尔斯后来说，问题可大了，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多元社会，不同人有不同信仰，对于何谓美好的人生常常有合理的分歧，如果自由主义原则本身奠基于某种特定的整全性伦理观，将很难得到具有不同信仰的自由平等的公民的合理接受，从而满足不了自由主义的正当性要求。因此，自由主义必须将自己的道德基础变得更加单薄，以期在多元社会形成“交叠共识”。罗尔斯称此为政治自由主义。
1703357520
1703357521
政治自由主义有三个特点。一、正义原则的应用对象，是社会基本结构，即规范社会合作的政治法律及经济制度；二、正义原则必须将自身表述为一个自立的（freestanding）政治观点，独立于任何整全性的宗教和道德观，包括以康德和密尔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传统；三、正义原则的内容，源于隐含在民主社会公共政治文化中的一些政治观念，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作为自由平等的公民共同参与的公平合作体系”此一理念。[11]罗尔斯认为，经过这样的改造，政治原则将做到真正的中立，从而令公民从各自的人生观出发，基于不同理由也能接受政治自由主义，从而达到交叠共识。
1703357522
1703357523
我对这个更为单薄的政治自由主义甚有保留。我这里集中谈三点。第一，政治自由主义并没改变罗尔斯最初提出来的正义原则，也没有改变自由人的平等政治这个根本理念，改变的是对这个理念的说明。为了避免争议，罗尔斯不再尝试论证一个形而上学的人性观，而是假定它早已存在于民主社会的政治文化当中，并得到广泛认同，因而可以作为理论的出发点。这个假定实在过于乐观。如果民主社会真的如此多元，那么在政治领域，“人作为自由平等的理性存有”这个观念，必定同样充满争议。退一步，即使这个观念得到广泛认同，我们也需要知道，为什么它是道德上可取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例如我们为什么应将发展人的自主的道德能力作为公民的最高序旨趣（highest-order interest）？当这个旨趣和人在非政治领域持有的信念冲突时，为什么前者有优先性？罗尔斯当然不能说，因为这是社会共识，所以是对的。他必须提出进一步的理由支持他的立场。我很难相信，这些理由可以一直停留在政治领域，而不去到有关人性和人的根本利益的讨论。
1703357524
1703357525
此外，我们应留意，政治自由主义并不适用于非自由民主的社会，因为它们尚未发展出罗尔斯要求的政治文化。于是出现这样的两难：最迫切需要自由主义的国家，是那些最欠缺民主文化的国家，但在这些国家，交叠共识却绝无可能，自由主义于是只能保持沉默。自由主义若要开口，难免和其他敌对的政治伦理观针锋相对，并须全面论证为什么它对人和社会的理解，是最合理和最可取的。形象一点说，在政治意识形态的竞技场中，自由主义不是站在各方之外并保持中立的裁判，而是身在场中的参赛者。不少论者以为政治自由主义较为单薄，所以较容易和不同的传统文化相容，却没有留意到，交叠共识必须以深厚的自由民主文化为前提。
1703357526
1703357527
第二，政治自由主义和传统自由主义的最大分别，是前者将自己局限于政治领域，后者却不如此自我设限。以密尔为例，他不仅将发展人的个性（individuality）视为伤害原则的道德基础，同时也当作实现个人幸福不可或缺的条件。对密尔来说，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无论在公在私，均应服膺自由主义的基本信念，培养自由心智，宽容异见，活出自我。政治自由主义却认为，正义原则的证成和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属于两个彼此不相属的范畴，人们可以一方面在政治领域接受“自由平等的政治人”这个公民身份，另一方面在别的领域接受非自由主义的宗教和伦理观，并拥有其他身份。既然人们有不同身份，难免有冲突的可能。当冲突出现时，他们为何应该无条件地给予正义原则优先性？对罗尔斯来说，政治人的身份不是众多身份之一，而是在所有身份中占有最高的位置。正当优先于“好”，是他的理论的内在要求。[12]要保证这点，政治身份便不能和人们的人生观恒常处于对立和分裂状态，因为后者是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并构成人们行动的理由。因此，要证成政治价值的优先性，实有必要将政治人的观念置放在一个更宽广的伦理背景中，使得生命不同部分形成某种统一。很可惜，政治自由主义走的不是这样一条整合之路。
1703357528
1703357529
第三，政治自由主义面对多元世界的方法，是从罗尔斯所称的公民社会的“背景文化”（background culture）中撤退出来，不再就“如何活出美好人生”这类问题为公民提供指引。背景文化指的是人们在非政治领域形成的社会文化，包括人与人在家庭、教会、学校和其他团体中的交往，也包括为人们提供生命意义和行为指导的宗教、哲学和伦理观。罗尔斯认为，为了寻求共识，政治自由主义不应介入任何背景文化的争论，也不应对人们的生活选择下价值判断，甚至要和自由主义传统本身保持距离。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人生哲学，只是众多生活方式的其中一种，并不享有任何特权。
1703357530
1703357531
这样的文化中立，目的自然是希望包容更多非自由主义教派，并容许它们自由发展。罗尔斯没有考虑到的是，如果这些教派在社会中影响愈来愈大，甚至控制公共讨论的话语权时，会反噬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甚至在很多社会议题上，主张限制部分公民的基本权利。这绝非危言耸听。原教旨主义、种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罗尔斯或会回应说，只要这些教派继续尊重政治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问题便不成问题。问题却在于，如果这些教派在他们的生活中，早已不认同自由主义是个值得追求的理想，他们便没有理由要尊重政治原则的优先性。他们的服从，很可能是权宜之计。但我们也发觉在民主社会，很多教派非常乐意接受自由主义原则的规范。为什么呢？那是因为这些教派早已完成“自由主义化”的过程，将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内化成信仰的一部分。这些理念包括道德平等、个人自主、基本权利和宽容等。经过这样的转化，他们不再觉得尊重他人的信仰自由，是不得已的政治和道德妥协。相反，这是宗教生活的基本要求。同样道理，他们也很可能接受幸福人生的必要条件，是个体必须有自由选择和认同自己的人生计划。但对政治自由主义来说，这样的内化工作是不应该由国家来做的。
1703357532
1703357533
我认为，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社会，必须培养出相信自由主义的公民。自由主义不应只是一种制度安排，同时也应是一种生活方式。只有这样，公民才会有充足理由接受正义原则的优先性，才会真心支持自由主义的社会改革，也才能令一个健康稳定的民主社会成为可能。要实现这些目标，政治自由主义显然不是好的方案。因此，我不认为用中立性原则来定义自由主义，是妥当的做法。自由主义有一套完整的政治道德观，坚持自由平等，重视社会正义，主张培养公民德性，并希望每个公民成为自由人。它不可能、也不应该在不同价值观中保持中立。在不违反正义原则的前提下，自由主义主张包容不同的生活方式，理由是尊重个人自主，而非担心缺乏共识，又或相信价值虚无主义。相较罗尔斯将自由主义愈变愈单薄，我倒愿意提倡一种“厚实”的自由主义，尽可能将自由主义理解为一套具普遍性和整体性的政治伦理观，不仅适用于政治领域，同时也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乃至德性培育方面发生作用。这样的自由主义，一方面可以在制度上有效回应现代社会的挑战，另一方面能够吸引更多人在生活中成为自由主义者。如果我们将这些讨论放到今天中国的语境，当可更清楚见到政治自由主义的局限。
1703357534
1703357535
三
1703357536
1703357537
1996年完成论文后，已是初秋，我抱着忐忑的心情，从约克南下，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去找我后来的老师硕维（John Charvet）教授。英国的博士制度仍然是师徒制，一开始便要选定指导老师，并由老师带着做研究。所以，在正式申请学校前，最好和老师见见面，讨论一下研究计划，并看看双方意愿。约克大学的老师说，硕维在学院的名气不是最大，却是最好的师傅，推荐我去跟他。
1703357538
1703357539
政治系在King’s Chamber，一幢古老的三层红砖建筑，楼梯窄得只够一个人走。我爬上三楼，初会我的老师。硕维教授穿着西服，温文随和，说话慢条斯理，是典型的英国绅士。我说，我想研究伯林和罗尔斯，主题是多元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个题目并不新鲜，因为行内谁都知道多元主义在这两位哲学家思想中的位置。但我当时已很困惑于这样的问题：如果价值有不同来源，公民有多元信仰，如何证成一组合理的政治原则？这组原则为什么是自由主义，而不是别的理论？硕维同意我的研究方向，并说伯林是他六十年代在牛津时的指导老师。他又告诉我，当时整个英国几乎没有人在意政治哲学，牛津甚至没有政治哲学这一门课。直到《正义论》出版，情况才有所改变。
1703357540
1703357541
那天下午，我们谈得很愉快。临走时，硕维说，他乐意指导我。退出老师的办公室，我松了口气，终于有心情逛逛这所著名学府。我先去哲学系参观，见到波柏（Karl Popper）的铜像放在走廊一角，一脸肃穆。然后去了经济系，但却找不到哈耶克的影子。我见天色尚早，突然有去探访马克思的念头。马克思葬在伦敦北部的高门墓地（Highgate Cemetery），离市中心不太远，但我却坐错了车，待去到墓园，已是黄昏，四周静寂，只见形态各异的墓碑，在柔弱晚照中默然而立。马克思在墓园深处，墓碑上立着他的头像，样子威严，眼神深邃。墓身上方写着“全世界工人团结起来”，下方写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最后一条，写于1845年。[13]
1703357542
1703357543
马克思的斜对面，低调地躺着另一位曾经叱咤一时的哲学家斯宾塞（Hebert Spencer,1820—1903）。斯宾塞的墓很小，如果不留心，很难发现。斯宾塞是社会进化论者，当年读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后，第一个提出“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的概念，对留学英国的严复影响甚深。[14]严复后来将赫胥黎（☆omas Huxley）的《天演论》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译成中文，并主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影响无数中国知识分子。[15]百年后，浪花淘尽英雄，我这样一个中国青年，孑然一身立于两位哲人中间，回首来时那条丛林掩映的曲径，真有“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之叹。
1703357544
1703357545
马克思是我认识的第一位哲学家。早在八十年代中移民香港前，已在国内初中政治课听过他的名字。我甚至记得，当年曾认真地问过老师，共产主义真的会来吗？老师说，一定的，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我不知所以然，但老师既说得那么肯定，我遂深信不疑，开始数算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后，离共产社会还有多远。当天站在马克思墓前，少年梦想早已远去，真正震撼我的，是看到墓碑上那句对哲学家的嘲讽。难道不是吗？如果哲学家只是在书斋里空谈理论，对改变世界毫无作用，那么我决心以政治哲学为志业，所为何事？这对踌躇满志的我，有如棒喝。
1703357546
1703357547
马克思的观点，表面看似乎是这样：哲学家只懂得提出抽象的理论解释世界，却对改变世界毫无帮助。真正重要的是推翻资本主义、消灭阶级对立、解放全人类。改变的力量，来自全世界的工人无产阶级。如果这是个全称命题，并包括马克思在内，那似乎没什么道理，因为马克思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理论工作。如果理论没用，那我们不用读他的《资本论》了。马克思也没理由说自己不是哲学家，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希腊哲学，而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更在解释人类发展的内在规律。回到这句话的语境，马克思的观点应是：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和其他哲学家对哲学的理解出了问题。
1703357548
1703357549
问题出在哪里？这要回到费尔巴哈的哲学观。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提出一个革命性的观点：人不是按神的形象而被创造，而是反过来，上帝是按人的形象而被创造，然后将其安放在外在超越的位置加以膜拜。上帝不是客观真实的存有，而是有限的个体将人性中最理想和最纯粹的特质（知识、能力和善心等），投射为完美上帝的理念，但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宗教异化由此而生，因为个体将本来属于人作为“类存在”（species-being）的本质误当为上帝的本质，并受其支配。哲学的任务是透过概念分析，揭示这种虚假状态，恢复人类本真的自我意识，成为自由自主的人。费尔巴哈明白表示：“我们的任务，便正在于证明，属神的东西跟属人的东西的对立，是一种虚幻的对立，它不过是人的本质跟人的个体之间的对立。”[16]由于宗教是所有虚假的源头，因此哲学对宗教的颠覆，是人类解放的必要条件。
1703357550
1703357551
马克思认同费尔巴哈的目标，却认为单凭哲学解释，根本不能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社群，因为导致异化的真正源头，并非人类缺乏哲学的明晰和清楚的自我意识，而是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造成。[17]要克服异化，必须改变产生虚假意识的社会制度。再者，费尔巴哈或许以为单凭纯粹的哲学思辨，能为社会批判找到独立基础，但下层建筑决定上层建筑，如果不先改变经济结构，人们的宗教观和哲学观根本难以超越时代的限制。
1703357552
1703357553
单凭哲学解释不足以改变世界，这点我没有异议。但改变世界可以不需要哲学吗？我想，马克思本人也不会接受这点。改变世界之前，我们需要先回答两个问题。一、必须清楚当下的世界为何不义，否则不知道为何要革命。二、必须明白革命后的世界为何理想，否则不知道革命是否值得。这两个都是规范性问题，需要政治哲学来回答。对于第一个问题，我相信马克思会说，资本主义之所以不义，是因为阶级对立导致严重剥削、私产制和过度分工导致工人异化、意识形态导致人们活得不真实、自利主义导致社群生活无从建立等等。[18]对于第二个问题，马克思会说，共产主义社会是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异化、人人能够实现类存在的理想世界。由此可见，改变世界之前，马克思同样需要一套政治道德理论，并以此解释和批判世界。
1703357554
1703357555
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同意这个说法，可以有两种回应。第一，科学社会主义不需要谈道德，因为根据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随着人类生产力的提高，既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阻碍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并使得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加剧，最后导致革命，将人类带进社会主义的历史新阶段。[19]既然历史有客观的发展规律，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那么根本没必要纠缠于没完没了的道德争论。哲学家要做的，是帮助无产阶级客观认识这个规律，激起他们的阶级意识，加速革命完成。
1703357556
1703357557
一个世纪过去，社会主义的实验翻天覆地，到了今天恐怕再没有人如此乐观地相信历史决定论。资本主义经历了不少危机，但离末路尚远，而且也没有人肯定末路的最后必然是社会主义。即使是社会主义，也不见得那便是理想的历史终结。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福利国家的发展，大大缓和阶级矛盾，中产阶级兴起，而工人阶级也没有明确的共同利益促使他们联合起来颠覆既有制度。最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想社会的政治想象，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吸引力已大减。在这种革命目标受到质疑、革命动力难以凝聚的处境中，马克思主义或者广义的左翼传统，如果要继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希望通过批判吸引更多同路人，那么批判的基础应该是道德和政治哲学，而非历史唯物论。
1703357558
1703357559
第二种回应，则认为即使我们想谈道德，也不可能摆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来谈。马克思认为，不是主观意识决定人的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社会存在的基础有赖总体生产关系决定的经济结构，这个基础决定了法律、政治、宗教和道德这些上层建筑，并限定了人们看世界的方式。[20]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中控制了生产工具的资本家，为了一己利益，总会千方百计将他们的价值观灌输给被统治者，并让他们相信资产阶级的利益就是他们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先改变经济制度，任何真正的道德批判都不可能。
[
上一页 ]
[ :1.7033575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