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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接受这种经济决定论。[21]无可否认，人的思考必然受限于他所处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但人的反省意识和价值意识，却使人有能力对这些条件本身做出后设批判。面对当下的制度和观念，我们总可以问：“这样的制度真的合理吗？我们非得用这些观念来理解自身和世界吗？我们有理由接受这样的社会分配吗？”原则上，理性反省没有疆界。这是人之所以为自由存有的基本意涵。如果否定这一点，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青年马克思能够写出《论犹太人问题》和《经济及哲学手稿》这些批判资本主义的经典之作。我们也不能说，只有像马克思这样的先知，恰巧站在历史那一点，才使他能够超越虚假意识，洞察真相。如果真是那样，在全球资本主义兴旺发展的今天，左翼岂非更难找到社会批判的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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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回到马克思那句话，我宁愿改为：哲学家们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是哪种解释才是合理的。这里的“解释”，涵盖了理解（understanding）、证成（justification）和批判（critique），这是政治哲学责无旁贷的工作。政治哲学既要对现实世界和人类生存处境有正确认识，同时要证成合理的社会政治原则，并以此作为社会改革的方向。就此而言，理论和实践并非二分，更非对立，而是彼此互动。理论思考的过程，即在打破主流意识形态对人的支配，扩充我们对道德和政治生活的想象，并为社会批判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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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将马克思视为政治哲学家，我们遂可以将他的观点和其他理论互作对照。让我们以社会财富分配为例，看看代表左翼的马克思和代表自由主义的罗尔斯的观点有何不同。在《哥达纲领批判》（1875）这篇经典文章中，马克思罕有地谈及日后共产社会的分配问题。[22]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尚未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烙印，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即根据生产过程中付出的劳动力多寡决定个人所得，劳动成果应该全部归于劳动者。这体现了某种平等权利，因为它用了一个相同标准去衡量和分配所得。马克思却认为，这正是按劳分配的缺陷，因为它忽略了其他方面的道德考量。例如人在体力和智力上的差异，必然导致劳动力不平等。生产力高的人，收入一定远较老弱伤残者高。此外，这个原则也没有考虑到每个人社会背景的差异。对结了婚或家有孩子的工人来说，即使付出和别人相同的劳力，拿到一样工资，实际上并不平等，因为他的家庭负担重得多。所以，按劳分配并不是合理的社会分配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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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声称，“为避免所有这些缺点，本来平等的权利必须改为不平等。”[23]那么该如何改呢？我们期待他提出更合理的建议。谁知去到这里，马克思笔锋一转，声称这些缺点在共产社会初级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分配原则永远不能超越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文化发展。只有去到共产社会更高阶段，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彻底解决资源匮乏问题，劳动不再只是维生的手段，而是生命的主要欲望后，我们才能够完全克服“谁有权应得多少”这类资本主义社会残存的问题，并最终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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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马克思的答案，我们可以提出两个质疑。第一，马克思并没有告诉我们，在共产主义未实现之前，怎样的财富分配是合理公正的。他只以一个历史发展的许诺安慰活在当下的人，但这个许诺实在太遥远了。我们知道，社会资源的分配，直接影响每个人的生命。我们能否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能否享有幸福的家庭生活，能否得到别人的肯定和尊重，都和我们在制度中可以配得多少资源息息相关。因此，作为平等公民，我们每个人都有正当的权利，要求一个公正的社会分配制度。马克思或会说，非不欲也，实不能也，因为历史条件限制了所有可能性。但为什么不能呢？今天很多资本主义福利社会，早已为公民提供各种社会保障，包括医疗、教育、房屋、失业和退休保障，以及对老弱病残者提供的特殊照料。当然，这些措施仍有不足，但不是远较按劳分配来得合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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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马克思所许诺的共产主义社会，其实并没有处理分配问题，而是将分配问题出现的环境消解了。分配问题之所以会出现，主要是由于社会资源相对不足以及参与生产合作的人对自己应得多少份额有不同诉求。但去到共产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令物质丰盛到能够使每个人得到全面发展，而生产者又不再视劳动本身为不得已的负担，因此分配问题根本不再存在。钱永祥先生因此认为：“在这个意义上，‘各取所需’不再是分配原则，因为无限的资源加上‘应得’概念的失去意义，已经没有‘分配’这件事可言了。”[25]历史发展到今天，即使是最乐观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得承认地球资源有限，如果人类再以目前的模式消费下去，很快就要面对严重的环境和能源危机。既然资源无限的假设不切实际，社会正义问题便须认真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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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和马克思有类似的问题意识，答案却很不一样。罗尔斯的问题是：在资源相对贫乏的情况下，如果自由平等的公民要进行公平的社会合作，应该根据什么原则来分配合作所得？罗尔斯的答案，是他有名的“差异原则”（difference principle），即经济的不平等分配，必须对社会中的最弱势者最为有利。这些最弱势者指经济竞争力较低的人，包括老弱伤残及低收入者（TJ,302/266 rev.）。[26]罗尔斯认为，经济不平等很大程度源于人的先天能力和后天环境的差异。如果我们接受道德平等，便不应该任由这些差异影响每个公民的正当所得。这于是有了他那著名的无知之幕的设计，将这些任意的不平等因素遮去，确保每个合作者在对等位置上，商讨出大家都能接受的原则，而差异原则正是他们的理性选择。罗尔斯心目中的公正社会，是一个人人平等且共同富裕的社会：公民享有基本的公民和政治权利，拥有公平的机会平等，而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同时，政府须透过累进税、遗产税及其他措施，提供各种社会保障，并尽量避免生产工具和社会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罗尔斯称这个社会为财产所有民主制（property-owning democracy），或自由主义式的社会主义政体（liberal socialist regime;TJ, xv r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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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说，我们应该改变世界，令世界变得更美好、更公正。没有人会反对这点。但正义的标准是什么？社会资源应该如何分配，人与人之间应该存在怎样的道德关系，才满足正义的要求？这是所有政治社群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如果正义是社会的首要德性，政治哲学则是政治社群的首要学问。我以上的讨论旨在指出，一旦历史没有必然，一旦我们恒久处于资源有限、诉求不断的环境，一旦我们意欲好好活在一起，那么我们必须善用理性，善用人类累积的道德资源，共同构建和追求一个自由平等的公正社会。这既是国家对公民的责任，亦是政治正当性的基础。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回应了马克思提出、但其本人没有回答的问题。如果其他理论不满意罗尔斯的答案，他们必须提出实质的道德论证，并为心目中的正义社会图像做出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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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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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我回到香港。这一年，香港从英国的殖民地，变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6月30日那夜，我作为香港某报的记者，穿梭在湾仔会议展览中心和中环立法会大楼之间，在人山人海中感受历史的巨变。那一夜，有人狂欢，有人愤怒，有人惶惑，有人伤感。而我，一个八十年代从大陆移居香港的新移民，一个经历过1989年的青年，一个决心以香港为家的公民，心情更是混杂。[27]那一夜，我在报馆工作到深夜，然后在滂沱大雨的7月1日清早，在电视上看着解放军的军车，一辆接着一辆，缓缓开入城中。那一刻我终于意识到，香港变天了。眨眼间，回归十多年，香港这个属于我们的城市，应该如何走下去？作为香港人，我们希望它变成怎样的一个地方？我们身在其中，可以做些什么令它变得好一点？这是我长期思考的问题。以下我将以一个香港人的身份，从政治哲学的观点，谈谈我的想法。[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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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最主流、最强势的论述，是视香港为一个纯粹的经济城市，一个要与纽约和伦敦媲美的国际金融中心，又或与新加坡及上海竞争的亚太区商业枢纽。对大部分香港人来说，香港的过去和未来，都和经济分不开。香港自1842年割让给英国始，已被定位为一个商港。经过一百七十多年的沧桑变化，香港的经济发展取得惊人成就，重商主义早已成为香港人的基因。去到今天，如何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维持和巩固香港的竞争力，更是整个社会的首要目标。目标既然已定，剩下的便是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个目标。而所有和这个目标不兼容的理念制度和生活实践，都被边缘化或被消灭。这种城市想象的潜台词，是香港不是和不应该是一个政治城市，因为过于政治化不利香港的繁荣安定。因此，普选民主应该缓行，社会公义最好少谈，既有的游戏规则尽量维持。这种情况必须改变。改变的前提，是香港人必须有另一种城市想象，即理解香港为自由平等的政治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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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城市，香港社会每个环节，都服膺市场竞争逻辑，并将经济效率和工具理性发挥得淋漓尽致，成为彻底的商品化社会。对很多人来说，香港本身是一个大市场，里面的人是纯粹的经济人。政府的角色，主要是维持市场的有效运作，其他什么都不要管。市场的逻辑，是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经济人的目的，是利益极大化。在市场中，自利主义是美德，人与人之间只存在着工具性的利益关系。在这样的环境，每个人从出生开始，便被训练得务实精明，学会增值竞争，更视财富累积为幸福人生的必要甚至充分条件。不少人认为，这是香港成功的秘诀，并主张变本加厉，将下一代打造成更有竞争力的经济人，并将市场逻辑扩展到非经济的教育、文化、环境、保育等领域。据说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游戏中领先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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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却在于，香港人甘心将香港这片土地只当成赤裸裸的市场，并视自身为纯粹的经济人吗？近年愈来愈多人开始质疑这个模式，愈来愈多人渴望摆脱这种对人的理解，因为这样的生活并不美好。剧烈的竞争和异化的工作、巨大的贫富悬殊和严重的机会不平等、疏离的人际关系和贫乏的精神生活，还有过度的物欲主义和消费主义对人的支配，都令香港人活得苦不堪言。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是改善我们的生活，使每个人活得自由自主，有效实现各自的人生计划，并在社会关系中受到平等尊重。如果目前的制度使我们活得愈来愈差，我们没理由不努力谋求改变。另一方面，香港近年社会运动不断，公民意识逐步成熟，呼唤政治改革的声音日益壮大。香港人一旦脱离殖民统治，意识到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主人，他们自然不可能再接受政治权力操控在少数人手中，不可能容忍这个整体十分富裕的城市却有那么多人活在贫穷之中，更不可能忍受文化和精神生活长期受压于单向度的经济思维。[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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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需要新的定位，并对这个城市有新的期许。我们正站在这样的历史门槛，问题不在于要不要跨过去，而在于如何跨过去，跨过去后往哪个方向走。要回答这个问题，关键在香港人如何建构对这个城市的想象。[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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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用罗尔斯的思路，我认为，香港人应视香港为自由平等的公民走在一起进行公平合作的政治社群。这个社群，根据《基本法》规定，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力，包括行政、立法和独立的司法权。我们称它为特别行政区。特区是政治概念，而不是行政概念。“高度自治”意味着香港人理应有相当大的政治自主空间，构想、规划和打造这个属于自己的城市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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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由平等的公民，并愿意在公平的条件下进行合作，我们便不应将特区当作市场，并用市场逻辑决定政治权力和社会文化资源的分配。例如我们不能说，谁的钱多便应拥有多一些政治权力，因为这违反政治平等；我们也不能说，谁是市场的胜出者便应占有一切，因为公平合作要求资源分配必须满足正义的要求。就此而言，特区政府有她独特的政治角色和道德使命。特区拥有制定法律、设立制度、分配资源和要求公民绝对服从的权力，因此它必须考虑政治的正当性（legitimacy）问题。政府必须公开地告诉每个公民，基于什么道德理由，它可以拥有管治香港的正当权力。如果我们相信主权在民，那么政治权力的正当运用，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政府必须得到自由平等公民的充分认可。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是体现这种认可的有效机制。二、政府必须重视社会正义，确保社会资源得到合理分配，并充分保障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权利。这是现代政治最基本的要求。一个不以实现正义为目标的政府，难以建立政治正当性。因此，不仅罗尔斯视正义为社会的首要德性，中国前任总理温家宝也为政府施政定下这样的使命：“尊重每一个人，维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为每一个人创造全面发展的机会。如果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政府的天职，那么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就是政府的良心。”[31]以我的理解，这里的良心是指政府的道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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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特区政府常常强调它的管治理念是“小政府、大市场”。就字面解，这是指政府将自己的功能尽可能缩小，然后将大部分社会及经济问题交由市场解决，政府不作干预。这个说法，既不正确亦不可取。首先，香港早已不是放任自由主义哲学家诺齐克笔下的“小政府”（minimal state）。[32]例如香港有十二年的义务教育、近乎免费的公立医疗服务、相当部分人口住在政府兴建的公共房屋，还有政府提供的不同社会保障。这些福利是否足够，另当别论，但政府却绝对算不上什么也不管的“小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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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问题，是这种“抑政府、扬市场”的思路，会严重窒碍香港的政治发展。我们知道，市场和政府根本不应处于对等位置。市场只是政治社群的一个环节，政府才是特区的最高管治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追求公义和促进公民福祉的责任。在制度上，政府必定优先于市场。政府是市场规则的制订者和监管者，并透过征税和其他措施，决定一个人在市场的合理所得。[33]市场从来不是一个自足和独立的领域，并凌驾政府之上。当然，市场有它的价值，但市场导致的结果往往并不公正，而市场的参与者也不觉得自己有道德责任去纠正这种不公正。试想象，如果一个放任的竞争性市场导致贫富悬殊、老弱无依、机会不平等，甚至金权和财阀政治，那么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自然有必要对市场做出监管。我这里并非主张政府要凡事干预，而是指出在概念上，必须将政府和市场的角色和功能做出区分。如果政府自甘做小，放弃很多理应由她承担的政治责任，那是不必要的自我设限和自我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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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政治优先于市场，那么在公共生活中，政治人的身份自然优先于经济人。政治人的身份，我们称为公民。这个身份赋予每个人平等的政治权利，并承担相应的政治义务。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由于自愿或非自愿的原因，和他人建立不同关系，因而拥有不同身份，这些身份衍生出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例如我是某人的儿子、某所学校的毕业生、某家公司的雇员等。但作为政治社群的一员，不管所有别的差异，我们都是平等的公民，并应得到政府的平等对待。当公民身份和其他身份发生冲突时，前者有优先性。例如我们不容许宗教团体限制人们信教和脱教的自由，因为信仰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我们不容许公司为了成本和经济效益，剥夺公民理应享有的劳工福利；我们甚至不容许政府本身损害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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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或会问，人世间充满种种不平等，为什么我们要如此在乎公民平等？这是重要的问题。显然，这是政治意志的结果，非自然而然之事。在奴隶和封建社会，一国之内人民便分为不同等级，并受到差等的对待。因此，这必然是因为公民之间具有某种道德关系。试想象，如果我们都是纯粹的经济人，而社会则是一个非道德化的竞争平台的话，我们很难接受对弱势者有什么道德义务，更不会要求政府为他们做些什么。公民身份体现了这样的道德关怀——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成员，我们愿意平等相待，并分担彼此的命运。公民权的实质内容，需要政治社群中的公民，透过公开讨论和正当程序，才能确定下来。我这里强调的，是政治社群的道德意涵。我们甚至可以说，任何政治社群都是道德社群，都预设了人与人之间某种非工具性的道德关系。如果香港人不曾自觉到香港是（或可以是）这样一个社群，却继续视这个城市为殖民地的延续，又或一群经济人偶然凑合在一起的利益竞逐之地，那是我们的悲哀。我们有幸活在一起，理应善待自己，善待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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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要完成这种自我定位的转变，必要条件是香港人培养出积极的公民意识，而这和教育密不可分。教育的场所，不必限于书本和学校，而可以扩展到社会运动和各种形式的公共讨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公民的价值意识和批判意识，增强他们对政治社群的归属感，并承担起应有的公民责任。但在目前日趋职业化、技术化和市场化的教育环境中，要实践这种理念，实在举步维艰。这和前述的城市想象相关。我们知道，教育有两个基本目的：一、为社会培养人才；二、促进个人福祉。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想要怎样的社会？什么构成人的幸福生活？如果香港只是一个单向度的经济社会，那么所期待的人才，自然也是单向度的经济人：务实、讲求效率、重视工具理性、政治冷感，以及维护社会建制等。在这种教育思维中，批判意识和价值意识根本没有位置。同样道理，一旦如此理解人，很容易便将幸福生活和经济地位的高低挂钩，却与公民身份的实践变得毫无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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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十多年，香港尝尽非政治化的苦果。殖民主走了，工具理性再不管用，因为管治者必须要为香港定下新的政治目标，并有责任为这些目标的正当性作公开辩护。管治者需要有自己的政治理念，并告诉我们这些理念为何值得追求。可惜的是，今天的管治阶层，太习惯使用单一的经济思维去理解香港，并有意识地压抑香港人政治意识的发展。问题是：香港人，尤其是年轻一辈的香港人，愈来愈对保守、封闭、不公平的制度不满，并渴望改变。这不是世代之争，不是利益之争，而是价值之争。在种种争论之中，我们开始体会到，整个社会的政治想象其实相当贫乏，甚至没有足够的政治概念和知识结构去理解当下的处境，遑论建构理想的政治图像。就此而言，香港并非如很多人所说的过度政治化，而是政治上尚未成熟。我们早已完成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却刚起步。也许这种危机同时也是契机，促使我们从观念、制度和个人生活层面，好好反思所谓的“香港经验”，开拓新的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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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路在哪里？既得利益者会说，继续走非政治化的路吧。只要给香港人面包，维持香港的繁荣安定，人民自然会默默忍受。但我们可以走另一条路，将香港变成民主、公正、自由、开放的城市，让每个人活得自主而有尊严，让生命不同领域各安其位，让下一代不再只做经济人，同时也做政治人、文化人，更做对这片土地有归属感且活得丰盛的平等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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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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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我离港赴英，回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继续我的学术之路。伦敦四年，对我的思想发展有极大影响。在这一节，我先描述一下伦敦的学术环境，以及英美分析政治哲学的一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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