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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7611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伦敦市中心,国会、首相府、最高法院、英国广播公司、大英博物馆等徒步可达。它是一所以社会科学为主的研究型学府,研究生占整体学生逾半,全校更有六成学生来自其他国家。初抵学院,我便被它的学术氛围吸引。学校每天有很多公开讲座,讲者大多是学术界和政经界翘楚,吸引很多老师学生前去捧场。当时的校长是著名社会学家纪登斯(Anthony Giddens),每学期都会就某一学术主题作系列演讲,包括探讨第三条路、现代性和全球化等。纪登斯不仅学问了得,口才亦佳,每次站在台上,不用讲稿,便能生动活泼地将很多艰深的学术问题清楚阐述。哲学方面的讲座,更多得听不完,因为伦敦是英国哲学界大本营。除了经济政治学院,还有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英皇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伯克学院(Birbeck College)、皇家哲学学会、亚里士多德学会、伦敦大学高等哲学研究所等。林林总总的演讲、研讨会、学术会议、读书会和新书发布会等,长年不断,参与者众。由于研究生课不多,除了读书和写文章,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听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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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7613 支撑伦敦学术氛围的另一只脚,是书店。凡是喜欢书而又到过伦敦的人,都会同意这里是爱书人的天堂。除了Foyles、Waterstone’s、Blackwell、Borders这些大型书店,还有数以十计的二手学术书店,散布在查令十字街、大英博物馆和伦敦大学附近的大街小巷。这些书店各有特色,有的以文学为主,有的专卖左翼或女性主义,有的则是出版社仓底货(remainders)的集散地。我生活中最大的乐趣,是每星期骑着自行车,逐家逐家书店闲逛,徜徉于书海,流连而忘返。后来我干脆“下海”,跑去伦敦大学总部那家号称欧洲最大学术书店的Waterstone’s做兼职,图的不是每小时六英镑的工资,而是那张员工七折购书卡。这家书店楼高五层,建筑古雅,有书十五万册,俨然是个图书馆的规模。更难得的是内设二手书部,书种多流通快,常有意外收获。我每星期工作两天,工资一到手,眨眼又已全数奉献给书店。我认识几位堪称书痴的哲学同学,大家一见面,例必交流最新的读书购书心得,真是其乐无穷。现在回想,那几年疯狂淘书的日子最大的收获,倒不是书架上添了多少藏书,而是扩阔了知识面,加深了对书的触觉,并培养出自己的阅读品位。我现在回到伦敦,一脚踏入这些书店,人自自然然安静下来,哪里也不想再去。[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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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7615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政治哲学,一向集中在政治系,而非哲学系。哲学系由波柏创立,以科学哲学、逻辑及方法学为中心。我在读的时候,政治系有七位政治哲学老师,政治哲学博士生有二十多人。[35]我们每学期有两个研讨会,一个由同学轮流报告论文,另一个则请外面的哲学家前来演讲,老师一起参与。[36]讨论完后,大伙儿会去酒吧饮酒,改为谈论轻松一点的题目,例如时政和哲学家的趣闻逸事等。酒吧灯光昏暗,人声嘈杂,大家挤在一起,三杯下肚,很快便熟络。我们一班同学的友谊,都是在酒吧熏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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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7617 除此之外,我的老师硕维还专门在他家举办读书会,我们称之为home seminar,每两星期一次,每次三小时。我们通常带几瓶酒去,老师则提供芝士和饼干。酒酣耳热之际,也是辩论激烈兴起之时。讨论范围很广泛,从卢梭、康德、马克思到罗尔斯都有,因为大家的研究范围不同。有时意犹未尽,我们几位同学还会到酒吧抽一根烟,边喝边聊。我的住所离老师家不远,每次完后,我总是带着醉意,伴着一堆问题,摇摇晃晃骑着单车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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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7619 硕维早年以研究卢梭闻名,后来兴趣转向当代政治哲学,并在九十年代出版了《伦理社群的理念》一书,尝试进一步修正和完善罗尔斯的契约论,并证成自由主义的平等原则。[37]我的哲学问题意识,很多受他影响。硕维对我关怀备至,只要我写了什么东西,总会在两星期内改完,然后约我在学院旁边的Amici咖啡馆讨论。老师有自己的哲学立场,但他总是鼓励我发展自己的想法。就像石元康先生一样,在硕维面前,我总是畅所欲言,据理力争。我一直以为这是学术圈的常态,后来见识多了,才知道这是我的幸运。老师大约十年前退休,学系为他办了个惜别聚会。那时我已回到香港,据同学转述,他在致辞中提及,最遗憾的是我不能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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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7621 还有两个哲学家对我影响甚深。第一位是德沃金(Ronald Dworkin,1931—2013)。德沃金当时刚从牛津的法学讲座教授退下来,分别在纽约大学和伦敦大学主持两个法律和政治哲学研讨会。研讨会的形式很特别,要讨论的文章在两星期前寄给我们,而受邀的哲学家不用做报告,而是由另一位主持华夫(Jonathan Wolff)先将文章作一撮要,接着交由德沃金评论,然后到作者回应,最后听众加入讨论。研讨会长达三小时,吸引很多哲学家和研究生,每次将会室挤得满满,迟来的只能席地而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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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7623 研讨会有种很特别的气氛,不易形容,勉强要说,是人一到现场,便感受到一种严阵以待的学术张力。德沃金思想之锐利、口才之便捷,在行内早已出名,而他的评论甚少客套之言,总是单刀直入,对文章抽丝剥茧,提出到位的批评。被批评的人自然得打起十二分精神,寸步不让,谨慎应对。至于台下听众,很多来者不善,恨不得在这样高手云集的场合露一露脸,提出一鸣惊人之论。所以一到讨论环节,举手发言的人总是应接不暇。记忆中,受邀出席的哲学家包括拉兹(Joseph Raz)、史简伦(T. M. Scanlon)、谢佛勒(Samuel Scheffler)和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等当世一流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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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7625 第二位是牛津大学的社会政治理论讲座教授柯亨(G. A. Cohen,1941—2009)。他那时在牛津开了一门课,专门讨论罗尔斯,用的材料是他后来出版的《拯救正义与平等》的手稿。[38]我每星期一大早从伦敦维多利亚站坐两小时汽车到牛津旁听。课在全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旧图书馆上,学生不多,二十人左右。第一天上课,我坐在柯亨旁边,见到他的桌上放了一本《正义论》,是初版牛津本,书面残破不堪。[39]他小心翼翼将书打开,我赫然见到六百页的书全散了,书不成书,每一页均密密麻麻写着笔记。那一刻我简直呆了,从此知道书要这样读。我当时想,连柯亨这个当代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哲学大家,也要以这样的态度研读《正义论》,我如何可以不用功?!柯亨的学问和为人,对我影响甚深。他当时在手稿中,完全否定稳定性问题在罗尔斯理论中的重要性,而这却是我的论文的核心论证,因此我必须回应他的观点。这是一场极艰难也极难忘的知性搏斗,而我在过程中学到很多。[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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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7627 最后,我想谈谈我所感受到的英美政治哲学的治学风格。不过,读者宜留意,这既然是我的感受,自然受限于我的经验,难免有所偏颇。当代英美政治哲学的主流,基本上属于分析政治哲学(analyt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这并不是指这个传统中的哲学家均接受相同的政治立场,而是指他们对于政治哲学的目的和方法,有颇为接近的一些看法。[41]这里我集中谈五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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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7629 一、分析政治哲学十分重视概念的明晰和论证的严谨。它认为哲学的基本工作,是用清楚明白的语言,准确区分和界定政治生活中不同的政治概念,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理由证成政治原则,而证成过程必须尽可能以严谨的逻辑推理方式进行,并让读者看到背后的论证结构。换言之,分析政治哲学反对故弄玄虚,反对含混晦涩,反对不必要使用难解的术语,以及反对在未有充分论证下视某些经典和思想为绝对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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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7631 二、既然道德证成是分析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那么其性质必然是规范性的。它既不自限于哲学概念的语意分析,亦不像社会科学般只关心实证问题,也不将焦点放在思想史中对不同经典的诠释,而是探究价值伦理的应然问题,追问什么是政治权力的正当性基础、社会资源应该如何分配、个人应该享有什么权利和承担什么义务等。政治哲学关心的是“我们应该如何活在一起”这个根本的道德问题。[42]这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降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而提出问题本身,即意味着我们相信人可以凭着自己的理性和道德能力,对种种政治道德问题做出合理回答。分析政治哲学不会接受“强权即正当”的政治现实主义,也不会接受政治根本无是非对错的道德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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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7633 三、道德证成是个提出理由的过程。无论我们赞成或反对某种政治原则,均需要有充分的理由支持。分析政治哲学普遍认为,这些理由的性质必须是俗世的,和具体实在的个人的利益相关,而不应诉诸宗教或某种超越的神秘权威。这些理由可以是人的基本需要、欲望的满足、个人自主和尊严、人的理性和道德能力的实现,以至社群生活的价值等。这些理由的共通点,是原则上能够被生活在经验世界中的理性主体感知、理解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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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7635 这不表示理性主体不可以有宗教信仰,更不表示这些信仰不应成为个人行动的基础,而是分析哲学有个很深的理论假定:规范人类伦理和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若要得到充分证成,那么诉诸的理由必须要在最低程度上满足交互主体性的(inter-subjectivity)的论证要求。宗教理由很难做到这点,因为它的理论效力总是内在于该宗教的意义体系,但现代社会不同人有不同信仰,宗教理由很难可以成为理性主体普遍接受的公共理由。就此而言,政教分离不仅是制度上的安排,也是道德证成上的要求:政治原则的基础不能诉诸任何宗教,也不能诉诸某种神秘超越的自然秩序,而是必须回到人间,回到人自身,回到我们共同生活的历史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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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7637 四、至于政治哲学的方法学,分析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一般不多讨论,甚至完全不触及。[43]但在相当宽泛的意义上,他们基本上接受了罗尔斯提出的“反思均衡法”(reflective equilibrium)。[44]这个方法的特点,是先假定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形成一些根深蒂固的道德信念。这些信念经得起我们的理性检视,且有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从而构成道德证成中“暂时的定点”(provisional fixed points),例如我们普遍认为宗教不宽容、奴隶制和种族歧视是不公正的。但对于这些道德判断背后的理据,以及当不同判断之间出现冲突时如何取舍,却非我们的道德直觉足以应付,因此我们有必要提出不同的道德和政治理论,并和这些暂时的定点进行来回反思对照。一套理论愈能够有效解释我们的道德信念,愈能够在众多判断之间排出合理次序,从而在信念和原则之间达成某种均衡,那么它的证成效力便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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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7639 反思的均衡作为一种方法,有不少操作上的困难,例如如何找出这些定点、不同人对定点有不同判断时如何取舍、定点和原则之间出现不一致时应该修改哪一方等,都不是容易解决的问题。但反思的均衡不仅是一种方法,同时反映了某种独特的哲学观。它最大的特点,是认为政治哲学思考应始于生活,却不应终于生活。所谓始于生活,是指所有政治理论证成工作,均须从我们当下的道德经验和人类真实的生存境况出发。道德真理不存在于某个独立于经验的理型界或本体界。政治哲学的任务不是要抽离经验世界,找到一个超越的绝对的立足点,然后在人间建立一个美丽新世界。[45]我们打出生起,已经活在社群之中,过着某种伦理生活,并对世界应该如何有着种种判断。这些“直觉式”的道德信念,实实在在指引着我们的生活,并影响我们看自我和世界的方式。罗尔斯称这些信念为暂时的定点,意味着它们在道德证成中绝非可有可无,而是不可或缺的参照系。但理论思考却不应终于生活,因为这些定点只是暂时的,并非不可修正的绝对真理。人的理性能力和道德意识,使得我们成为自主的反思者,能对生活中既有的信念和欲望,进行后设反省。经不起实践理性检视的信念会被修正,甚至被扬弃。这个反思过程原则上没有止境,因为人类的生存境况会随着历史发展而出现新的问题,这些问题会挑战既有的道德信念,从而促使我们继续思考和探索政治生活的其他可能性。就此而言,哲学没有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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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7641 五、最后,分析政治哲学具有某种公共哲学(public philosophy)的特点。所谓公共哲学有几个面向。首先,它思考的对象是和公共事务相关的议题;其次,它是在公共领域向所有公民发言,提出的是公共理由,而不是特别为统治者或某个阶层服务。原则上,每个公民均可自由接触这些观点,并就它们的合理性提出意见。再其次,书写哲学的人,并不理解自身为高高在上的精英,而是政治社群的一员,并以平等身份向其他公民发言。他们相信,透过明晰的思考和小心的论证,以及在公共空间的理性对话,可以减少分歧、增进共识,共同改善政治生活的质素。最后,哲学家理解自身具有某种不可推卸的公共责任,这些责任包括以真诚态度书写,对公共事务有基本关注,对人类苦难有切实感受,对不义之事有基本立场。政治哲学是一门实践性的学问,这份责任内在于学问的追求之中。[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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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7643 我认为,以上五点是当代分析政治哲学的一些显著特点。当然,作为概括性的描述,这些特点不是严谨的定义,也不一定为分析哲学所独有。但将这五点放在一起,再和其他哲学传统对照,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它的独特性。《正义论》出版后,不少论者形容其为当代政治哲学的分水岭,因为它打破了此前英美“政治哲学已死”的局面,并复兴了规范政治哲学的传统。这样的评价大抵持平,因为上述讨论的五方面,都在《正义论》中得到充分体现。其后从事政治哲学的人,虽然很多都不同意罗尔斯的哲学立场,基本上还是在他设下的范式中进行理论思考。这个传统发展到今天仍然充满活力,探索领域也早已从传统的议题,延伸到全球正义和跨代正义、动物权益和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绿色政治和基因改造等。这个传统能否在中国生根,并产生一定影响力,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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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7647 在这部分,我想谈谈罗尔斯理论中的稳定性问题,因为书中有两章与此有关,而这也是我的博士论文题目。但我这里只能将问题意识勾勒出来,方便读者有个基本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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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7649 稳定性不是一个新问题。在《正义论》第三部分,罗尔斯已花了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论证他的正义原则能够满足稳定性的要求。教人诧异的,是在过去四十年汗牛充栋的罗尔斯研究中,这个问题完全被人忽略,对它的讨论更寥寥可数。这个现象连罗尔斯也感意外,因为他认为全书三部分中,这部分最具原创性。在《政治自由主义》的《导论》中,罗尔斯自称他的哲学转向,纯是因为原来的稳定性论证失败了,而稳定性在政治哲学中极为重要,因此他必须大幅修正他的观点。[48]哲学界普遍不接受这个解释,或认为稳定性问题根本没有道德证成的重要性,或认为他的转变只是为了回应社群主义的批评。要判断哪个说法合理,我们必须回到《正义论》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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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7651 罗尔斯所说的稳定性,很易令人以为谈的是社会稳定,即如何减少社会动荡,并使政体能长期和平维持下去。如果这真是罗尔斯的意思,那么稳定性最多是个应用层面上的实务问题。当社会出现不稳定时,国家大可因应具体情况,采取不同措施(包括武力)处理。但罗尔斯却明白地说,稳定性是道德证成的必要条件。问题于是出现:我们可否想象一个正义但不稳定的社会?当然可以。因为决定一个社会是否正义,和这个社会能否长期稳定,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根据罗尔斯的说法,社会稳定性却是正义原则的必要条件。换言之,一个公正的社会,必然是个稳定的社会。柯亨说这种说法荒谬,因为罗尔斯将两个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混在一起,犯了范畴谬误。[49]这个批评很致命。如果成立,等于说罗尔斯后期的政治自由主义转向根本没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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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7653 要回应柯亨的批评,唯一的做法是重新理解稳定性在罗尔斯理论中的意义,并将它和道德证成联系起来。我认为稳定性问题真正关心的,其实是正义感的优先性问题。一套正义原则是稳定的,当且仅当它能够提供充分的理由,使得公民自愿给予正义感优先性。优先于什么呢?优先于公民的理性人生计划中的其他欲望和利益。一旦如此理解稳定性,问题马上变得清晰:这是一个内在于道德证成的实践理性问题。用罗尔斯的术语,稳定性问题要处理的,是提出理由说服持有不同整全性人生观的公民,给予正当优先于“好”是理性之举。如果没有这样的理由,又或理由很弱,人们将没有足够动机服从正义的要求。对罗尔斯来说,正义感的优先性是道德证成的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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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7655 优先性成为问题,是因为正义的要求和个体对美好人生的追求,会出现冲突的可能。罗尔斯的理论有个基本假定,即每个人都有根本的欲望去追求一己的幸福生活。当一个人能很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计划时,他是幸福的。对幸福的追求,构成人的“好”。人们愿意走在一起合作,是因为这样做能改善自己的处境。如果这是人行动的唯一动机,道德规范自然难以建立。幸好人同时有正义感,正义感令人能从道德观点去考虑问题,并愿意服从政治原则的要求。这些原则,界定了“正当”的内容。“好”与“正当”是两个独立的观点,同时指导和规范我们的行动。罗尔斯在《正义论》中的解决办法,是尝试提出一套说法,主张在一个公正社会中,正义感其实并非外在于人们福祉的某种动机,而是构成人的福祉的内在的最高价值。正当与“好”的契合,是解决优先性问题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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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7657 我认为,只有从这角度,我们才能理解稳定性在罗尔斯前后期理论中的重要性。如果将问题放得阔一点,我们更将发觉,正义感的优先性问题其实早自柏拉图开始,已是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在《理想国》第二章,柏拉图借格劳孔(Glaucon)的口质问苏格拉底,到底正义有什么内在价值,促使人们心甘情愿选择做个正义的人。如果有人拥有一个能让自己隐形的戒指,因而可以为所欲为,得到世间人人想要的名利权位,他还有什么理由坚持正义?如果正义不仅不能带给人好处,还令人受尽苦头,甚至牺牲生命,正义仍然值得追求吗?[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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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57659 当活得正当和活得幸福不相容时,应该如何取舍?对柏拉图来说,只要我们对人性有真正理解,将发现正当和幸福并非截然对立。相反,一个幸福的人生,必然是道德的人生。活得正直正当,是活得美好的必要条件。就此而言,一个正义的人总是较不正义的人活得好,无论后者在其他方面得到多少好处。[51]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的正当与“好”的契合,走的也是这个方向,但他不再那么乐观,认为两者在逻辑上必然彼此涵蕴,而是尝试论证只有生活在他所设想的自由主义的公平社会,并且同时具有强烈正义感的人,德福合一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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