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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见，契合论成功的前提，是我们已活在正义之邦，并且人人有强烈的道德感。但这是一个理想状态。摆在我们时代的最大挑战，是如何从一个不公正的社会，过渡到较为公正的社会。在这转变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知道改革的方向，了解正义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要公民具有正义感，支持改革，甚至愿意放弃在现有制度下所享的利益。两者缺一不可。试想象，如果人人皆是自利者，所有行动均是为了一己之利，那么任何社会改革都将举步维艰，因为改革必将牵涉不同阶层的利益再分配，并要求政府对社会中的弱势阶层给予关怀照顾。如果社会没有足够的改革力量，那么很可能便长期停留在弱肉强食，又或所谓正义即不同利益团体按权力大小分得相应份额资源的格局。改变的力量从哪里来？我们不应将所有希望寄托于一小撮政治和知识精英，而应期望政治社群中的公民，能够培养出良好的公民德性，形成对正义的广泛渴求，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并一起逐步建设出一个公正社会。这条路很难行，但却是我们应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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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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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前，我读到伯林的《两种自由的概念》。在文章开首，伯林告诉我们，千万不要轻视观念的力量。回首现代历史，意识形态改变和摧毁了无数人的生命。我们活在观念之中，并受观念支配。这个世界有好的观念，也有疯狂邪恶的观念。观念的力量来自观念本身，因此观念只能被观念击倒，而不能被武力击倒。哲学家的任务，是要善用一己所学，严格检视观念的合理性，努力捍卫人的自由和尊严。[52]伯林这番话对我影响甚深，并在无数黯淡的日子，支撑我对哲学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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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初稿写到一半时，我重返欧洲，在巴黎的咖啡馆，在火车，在伦敦的旅舍，断断续续在回忆和哲思之间纠缠徘徊。期间，我重访约克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拜会老师，多谢他们昔日的教导。我也再一次徜徉伦敦书店，在书堆中寻寻觅觅，欲窥旧时身影。某个下雨天，我和我两个正在牛津念书的学生，去了Wolvercote墓园。伯林长眠于此。伯林的墓朴素简洁，碑上刻着“ISAIAH BERLIN,1907-1997”。墓园静寂，天空澄澈。我在墓前伫立良久，回首来时路，不禁想起苏轼的“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句。行于所当行，是我当下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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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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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初稿承蒙石元康、钱永祥、曾诚、邓伟生及陈日东诸先生指正，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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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除了《正义论》，当时我们要读的文章，均收在一本文集之中。Shlomo Avineri and Avner de-Shalit(eds.),Communitarianism and Individualis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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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石先生在台湾大学哲学系毕业，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哲学博士，师从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尼尔逊（Kai Nielsen），博士论文题目是《契约论的限制：罗尔斯的道德方法学和意识形态框架》（The Limits of Contractarianism: Rawls’s Moral Methodology and Ideological Framework）。中文专著是《洛尔斯》（台北：东大图书，1989），其后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以《罗尔斯》为书名重印（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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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石元康，《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对于现代伦理的困境，亦可参考钱永祥，《纵欲与虚无之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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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石元康，《政治自由主义之中立性原则及其证成》，收在刘擎、关小春编，《自由主义与中国现代性的思考》（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页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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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收在本书第四章的《自由主义、宽容与虚无主义》，回应的虽然是施特劳斯，其实也在尝试解答自己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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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黄毓民，曾任香港政党社会民主联线主席，立法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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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大人的气象》，收于拙著《相遇》（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页11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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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John 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paperback edition,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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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除了罗尔斯，还包括Brian Barry,Ronald Dworkin,Will Kymlicka,Charles Larmore,Alasdair MacIntyre,Thomas Nagel,Joseph Raz,Michael Sandel,George Sher,Charles Taylor,Jeremy Waldron等。读者宜留意，“中立性”一词充满歧义，不同哲学家有不同诠释，我这里只谈罗尔斯的观点。不过，罗尔斯本人一直避免用这个词来描述他的理论。Political Liberalism,p.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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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Political Liberalism,pp.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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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详细讨论可参考本书第六章《正义感的优先性与契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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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Karl Marx,Selected Writings,ed. David McLell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 158．中文版可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页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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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对于这一点，可参考Benjamin Schwartz,In Search of Power and Wealth
:Yen Fu and the West(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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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适者生存”首次出现在1864年斯宾塞的著作《生物学原理》（Principles of Biology）中。《群学肆言》（The Study of Sociology）中译本在190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则在190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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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Ludwig Feuerbach,The Essence of Christianity,trans. George Eliot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1957),pp. 13-14．中译本可见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荣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页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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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以下讨论主要得益于G.A.Cohen,If You’re an Egalitarian,How Come You’re so Rich?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9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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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对自由主义及社会分配的看法，可参考“On the Jewish Question”,“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等文章。这些文章均收在Karl Marx,Selected Writings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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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关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可看Karl Marx,“Preface to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in Selected Writings,pp.388-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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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Marx,“Preface to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p.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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