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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有人或会说,这些责任不仅适用于政治哲学家,也适用于所有知识分子。我对此并无异议,尽管我认为由于道德和政治哲学的规范性质,更容易和这些责任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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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读者须留意,这个传统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局限。例如它过于重视概念分析,却对政治生活中的历史和社会面向不够重视,在科际整合方面(尤其与社会科学)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这里无意说因为分析政治哲学是主流,所以是最好的。事实上,一个健康而有活力的学术社群,应该存在不同的哲学传统,也应有良性的对话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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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pp.xvii-x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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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Cohen,Rescuing Justice and Equality,pp.327-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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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Plato,The Republic,trans.Allan Bloom(Basic Books,1968),pp.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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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内格尔对此问题有精要的讨论。☆omas Nagel,The View from Nowhe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 19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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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Isaiah Berlin,Four Essays on Libert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pp. 11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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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人的平等政治 附录一 罗尔斯的问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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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绪林和谭安奎先生早前在《开放时代》对拙著《自由人的平等政治》提出极具启发的回应,并对我的观点做出批评。[1]我首先要衷心感谢两位的努力,促使我重新思考自己的立场。这两篇文章集中在两个大问题。第一,契约论在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中的位置;第二,契合论与古典目的论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能否有效回应多元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挑战。两位作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对我的立场提出了质疑。就第一个问题,他们认为契约论在罗尔斯的道德证成中,具有不可或缺的角色;就第二个问题,他们认为我所说的契合论要么无法回应多元主义的挑战,要么错误诠释了契合论,从而错误地以为罗尔斯接受了古典目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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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应这两个质疑,我们首先要回答一个更基本的问题:罗尔斯的问题意识是什么?他提出契约论和契合论,到底要处理什么问题?只要弄清楚罗尔斯的问题意识,我相信两位作者的不少批评就会得到澄清或解答。这亦有助于许多未必熟悉罗尔斯或我的著作的读者,能够明白讨论是在怎样一个较广阔的脉络中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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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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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为自己设定的哲学任务,是要寻找一组政治原则来规范社会的公平合作、决定公民应享的权利义务和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他称这组原则为正义原则。这组原则最重要的特点,是必须体现公平的精神,因此他称他的理论为“公平式的正义”(justice as fairness)。[2]那怎么样才算公平?罗尔斯认为,这组原则必须是“在一个平等的原初状态中,有志于促进自己利益的自由和理性的人们所能够接受的最基本的合作条款”。[3]罗尔斯声称,因为这样的平等的契约状态是公平的,因此在这状态下所同意的原则也是公平的,这些原则包括第一条的平等的基本自由原则,以及第二条的公平的平等机会原则和差异原则。[4]这是罗尔斯整个理论的重点所在,里面有三个关键词:理性、自由和平等。我认为这三个概念,构成罗尔斯理论的三只脚。以下我逐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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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罗尔斯假定人作为理性的(rational)个体,有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追求,渴望规划和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从而活出属于自己的美好人生。这并不表示人是自利主义者,不顾道德,只懂为一己谋私利。罗尔斯要说的是,个体有自己的利益,并希望满足这些利益,这是人的自然处境,也是人们参与社会合作的初始动机。[5]这个初始动机,罗尔斯称为正义问题出现的主观条件(subjective circumstances)。这个动机使得人们对于在社会合作中应得多少资源,有极为不同甚至冲突的诉求,因此才需要正义原则来解决分配上的争议。[6]也就是说,这个动机先于正义原则而存在,并对所有原则的证成构成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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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称这个初始动机构成的视角为“个人视角”(personal perspective)。[7]这个视角在罗尔斯的理论中,起着几个作用。第一,它帮助我们从理性主体的角度,界定什么是人的利益。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合作,以及从合作中可以得到什么。罗尔斯认为,人最重要的欲望,是要活得好;而活得好的必要条件,是可以有效实现自己理性选择的人生计划。也正因为此,我们都渴望拥有更多的社会基本有用物品(social primary g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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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它是构成人们实践理性的重要动机来源。这不难理解,因为这个动机的出发点,就是去追求人的根本利益,而根本利益自然为人的行动提供理由。但我们必须留意,不能将这个动机等同于自利动机,因为人的根本利益里面,可以有不同内容,包括对社会正义的追求。[8]这个初始动机反映了罗尔斯一个很深的信念:正义原则的证成,必须以某种方式去回应和容纳这个合作的初始动机,而不能将它置之不理或强压下去,因为它本身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也正因为此,罗尔斯才特别强调正义原则必须体现某种互惠精神,而不应要求一部分人为了成全别人而牺牲自己的根本利益。这样做不公平,因为它没考虑到每个个体都有基于正义的理由而去追求自己合理利益的权利。[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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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人视角承认和肯定了人的多元性。既然每个个体有不同的价值追求和人生计划,社会自然呈多元之态,存在形形色色的哲学观、宗教观,也存在着林林总总的政治社会学说。[10]这种多元性隐含了另一个重要信念:每个人都是独立分离的个体,拥有自己的人生计划,同时能够充分肯定这些计划对自己的重要性。我们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展开公平的社会合作。这是罗尔斯的理论的第一只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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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罗尔斯假定参与合作的人,都是自由人。他特别强调,自由人由两种道德能力来界定。第一是人有自我反思和规划人生的能力,可以自主地建构、修正和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并对自己的选择负责。第二是人有正义感的能力,因而可以自主地理解、应用和服从正义原则的要求。罗尔斯进一步假定,人们有较高序的旨趣(higher-order interests)去充分发展和实践这两种道德能力。所谓较高序是指由于这些旨趣十分基本和重要,因此在人们的动机系统中,处于更高序列去规约人的思想和行动。[11]也就是说,罗尔斯肯定每个人有道德自主和个人自主的能力,并视发展这些能力为一己最高的利益。人们虽然有不同的人生计划和价值信仰,“但他们不会视自己必然受绑于、或等同于在任何特定时间对任何特定根本利益的追求,虽然他们渴望拥有促进这些利益的权利。”[12]相反,自由人视自身为有能力去修正和改变一己终极目标的能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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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如此重视发展人的自主能力?罗尔斯前后期的理论,对此有不同解释和论证。[13]早期的罗尔斯深信,人能自主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是活得幸福的必要条件,同时体现了人作为理性能动者的本性。而人能自主地接受和服从社会合作的规则,则使得人们能够成为社会合作中的积极成员。[14]这是罗尔斯理论中的第二只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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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如果在社会合作中,人人只顾追求自己的利益和自由,却没有任何道德约束,那么最后得出的原则,很可能就是根据每个人的议价能力来决定。[15]但这样的正义观不公平,因为它违反了人人平等这个道德要求。也就是说,公平必须建基于平等,而平等将约束个体利益的追求。平等的要求,有消极和积极两面。就消极面言,在决定社会最根本的正义原则时,没有人应该由于先天能力和后天环境的差异而影响他们的平等地位。就积极面言,只要人在最低程度上拥有上述正义感和建构美好人生观的能力,就具有相同的道德价值,并享有平等权利去决定规范社会基本结构的原则。就此而言,平等从一开始就界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直接影响正义原则的证成。[16]我称此为罗尔斯理论中的第三只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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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三只脚,罗尔斯的问题意识就变得清楚:“如果我们是自由平等的理性个体,拥有较高序的欲望去实践作为自由人的道德能力,同时有次一序的欲望去追求属于自己的人生计划,那么我们应该选择什么原则来实现公平互惠的社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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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发问本身,其实已包含了罗尔斯许多对公正社会的想象。例如既然人有自主反思的能力且高度重视这些能力,那么要求活在一个基本自由得到充分保障的社会,就是自然不过之事;既然容许人们有选择自由,那么不同个体会根据自己的喜好信念选择不同生活方式,社会呈现多元也是应有之义;既然这些选择是个体的理性决定,那么个体需对自己的决定负上责任,亦在情理之中。又例如既然平等界定了人的合作关系,我们就不会简单地接受弱肉强食的市场竞争逻辑,任何不平等的资源分配也必须得到平等个体的合理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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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罗尔斯却认为,这样的推论过于诉诸直觉,不能达到他心目中道德证成的严谨要求。所以,他为自己设下这样的挑战:如何从上述的问题意识,以严谨合理的程序,推导出一组实质的正义原则,而这组原则体现了他对公平合作的想象。他的想法是,这组原则必须能够被理解为自由平等理性的个体一致同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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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程序,就是他所称的著名的原初状态(original position)。原初状态是个假设性契约,其最大特点就是假定人们在决定社会的正义原则时,有一层厚厚的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将所有立约者的个人资料遮走,包括自然禀赋、家庭背景和社会地位,以及个别的人生观、宗教观等。与此同时,立约者被假定为理性自利者,只会从保障和促进一己利益的角度,策略性去考虑什么样的分配原则,才能令自己得到最多的社会基本有用物品(自由和权利、机会、收入和财富,以及个人自尊的社会基础)。罗尔斯声称,在这样的状态中,立约者会采纳一种保守的“小中取大”(maximin)的博弈策略,一致选择他的两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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