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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来谈谈自私或者自利这个题目（如果我用“以职务升迁为中心的动机”来替代这些说法的话，招致的反对可能会少一些）。这个问题可以由定义得到解决。或许，在采取某种行为时，每个人都会选择给自己带来最少烦恼的行为。某人把自己所有的食物都给了穷人，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看穷人挨饿比他自己饿肚子还难受。但是，这样的行为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自私”。在等级制的框架内，较为通常的含义其实可以说是：在等级制中取得成功、升职的意愿。并非所有的官员都迫切地想得到职位晋升，这是相当明显的。然而，等级制中的大部分成员至少都有某种升职的意愿；而在已经成功晋升到较高职位的那些人中，继续升职的意愿会相当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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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面提到的，某人可以出于非常利他的动机（使用这些词正常的意义），奋力使自己在官僚体制中升到高位。可以想象，他想要升到顶层确实仅仅是为了他可以行使由此得到的权力做“好事”。有多少人真的是这样，看来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有些人是带着这种动机开始其仕途的，还有些人在他们的大部分职业生涯中把这一动机牢记于心，这肯定是事实。然而，奋力升职的这个过程很可能会扭曲他们的判断，所以那些确实获得了较高职位的人，反倒拿不准什么是他们认为的“好事”了。萨弗纳罗拉〔6〕就是这类人的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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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前面曾说过，许多政治人用更大的善来使自己的行为合理化，而我们也没有必要在这里讨论他们是否相信自己的合理化解释。对于我们分析的目的来说，重要的特征是，政治人以能提升他们职位的方式行事。因此，尽管行为可能从根本上说是利他的，或从根本上说是自私的，但我们通常可以这样看待政治人个人，就好像他是出于自私的动机在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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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私”不该完全用物质享受或银行里的大额账户来解释或描述。在有些政治环境中，想要升职的人发现，有必要严格限制自己的生活水平。更一般的是，政治权力和物质享受在任何等级制结构中都是密切关联的。即使是苦行的宗教团体，靠立誓过贫穷的生活维持运转，通常提供给他们高层官员的生活便利也还是比给一般成员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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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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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一小节中，我们已经用推理的方法讨论了政治人的“道德水平”，现在则适于更细致地讨论这个主题了。然而，在继续讨论之前，我要先解释一下，为什么引入“政治人的道德水平相对低下”的假设，对我的分析是必要的，而经济学家，尽管他的方法在其他方面与我本人的方法相当类似，却不必做相似的假设。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非常简单。在现代环境中，经商人士的道德或不道德或多或少是不相干的。我们已经谈到过这样的情形，少一些道德顾忌在做生意时会有帮助；但是经济生活中的基本行为规范本身——反映在普通市场的运行上，而且可以简要概括为“贱买贵卖”——按照目前的道德标准是中性的。〔7〕情况并非总是这样。在中世纪，西方人的道德标准禁止许多现在公认的正常交易行为。即使在今天，为什么世界上的一些重要地区经济仍然不发达？普遍流行的道德标准是可以找出的原因之一。毫不夸张地说，几乎与近现代同时出现的道德标准的改变，对于现代经济生活的发展，以及现代经济学的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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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看看存在于这种社会道德趋势变化之前的情况，那时个人要取得经济成功就必须违反普遍流行的行为准则。在当时的情况下，行为准则是由非经济组织——国家，在教会的强力支持下强制推行的。因此，采取不道德的行为就是既困难又危险的。中世纪时也的确存在着一些富商，他们生活在没有强制执行那种道德体系的小块飞地，要不就是因为政治原因而不是经济原因拥有他们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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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等级制中的情况就不同了。在这里，占支配地位的道德标准禁止的某类活动，很可能导致在政治等级制中的成功。不存在能对国家官僚体制中的成员强制实行道德标准的外部机构。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介于禁止特定类型活动的道德标准，与政府等级制组织之间的一种巧合——恰恰是这些类型的活动，可以导致在政府等级制中的成功。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特别受到道德方面的顾忌困扰的人，比起他们比较正直的弟兄们，肯定就占了便宜。因此，考察一个聪明而有抱负但无德的人的行为就变得必要了。考察一下福尔摩斯先生所说的“坏人（wicked man）”，我们就能学会如何去挫败这种人，以及如何去改善任何等级制结构中的一般道德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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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文化中的大部分人都认为，“政治”是一种肮脏的游戏，而政治从业者，从某种相对的意义上说，都相当不道德。这是个有趣的事实，而且也是间接证明我们方法有效性的证据。即使在中国也能发现这种态度，而政府官员是站在中国社会制度的顶峰上的。在大多数大公司中也能发现这种态度，高层官员经常被猜测是用这样或那样溜须拍马的手段才把职位搞到手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普遍的态度可以被解释为嫉妒。谁也不愿意承认，升任高位的人是由于他出类拔萃才得到提升的。〔8〕但是，似乎也没有理由否认，在人们对政治人道德水准的共同怀疑中，仍有重要的客观事实。在大多数政治体制中，成功者都不得不“走捷径”，说假话，或者至少要歪曲事实，还要暗箭伤人。当然，这种对普通政治人行为的描述，真实到什么程度，则因体制而异。对不道德行为的高额奖励，在任何政治等级制中都不是必要的部分；我希望本书有助于提出一些方法，以减少目前存在的这种高额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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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会儿，一些读者很可能出于“道德”原因而对我的这本书激动不已了。他们会指责我对人性持愤世嫉俗的态度，或者说我不信任我的同胞；还很可能说我是个极权主义者。由于我无意欺骗任何人，我要在这里用一些篇幅表明我对这些事情究竟是怎么想的。尽管“人是理性的”这一观点不会在道德层面引起争论，却可能由于其他一些原因受到质疑。人的智力水平有不同，自我中心和品行端正的程度各异，这些也不会引起很多争论。对于说我不信任人的指责，在我看来，完全是不着边际。在这项分析中，我试图去理解人，去提出建议，用有效的手段促成人们的合作，共同对付那些需要更多人参与解决的问题。假如我们首先引入一个虚构的理想人，然后用他的形象来判断现实人，我们大概会发现，现实人比理想人差得太远了。为了避免这样起步，我们就按人们现在的样子塑造他们；这样不但省得给自己找不必要的麻烦，也避免了对某人是不是有特别的缺陷做判断的必要。工程师并没有因为钢材在可拉长的限度内不可能拉长五倍，就说钢材是不可靠的。同样，我们也不该推论说，人都是坏的，因为他们不比他们现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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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肯定地说，我对人性的看法，在许多方面都要比批评我的某些人持有的看法更“理想主义”。许多人似乎认为，人是一部小机器，给他一个任务，他就会径直走向前，以完全机械的方式去完成任务。相比之下，我认为，每个人都是有着自己私人目的和抱负的个人。只有当完成任务已被证明是达到他自己目的的最佳途径时，他才愿意去完成分配给他的任务；而且他会想方设法改变这些任务，使它们与自己的目标更为一致。机器只会按发送给它的指令去做事。人是不会那么听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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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Karl Wittfogel’s Oriental Despotism, Yale, 1956。德国人魏复光所著《东方专制主义》，对历史上大部分时期统治着世界上大多数人口的大一统政权进行了全面的分类研究。应该指出，紧挨着欧洲现代体制而在它之前的封建制度，从世界史的角度看，正如现代资本主义民主一样，也是对“标准形态”的一个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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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个理论上的统一可以用以下事实形象地加以说明，在古代中国，当尊贵的地方官到访民宅时，按照规定，充当主人的，不是这个家庭的家长，而是这位地方官。处于这种体制中的个人，他的晋级，有时候甚至连他的生活本身，都只能依赖于上级的垂青。由于管理的缺陷，这个人或许有可能在几位上级之间做出选择，但是这样的自由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并且越接近于这种体制的顶端，自由越少。很显然，在这样的体制下，谈论个人与“雇主”之间的契约关系，那是很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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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少有些相似的讨论请参见《政治联盟理论》：（William Riker,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s, Yale, 1962, pp.208-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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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美国国务院的人看来通常在任何问题（与我们的考察有关的问题）上都会站到对他们个人有利的一边。当然，他们不会明确这么说，而是借大目标说话。尽管如此，一个大意是说某个具体立场会对他们的利益有好处的论点，看来会在大得多的程度上，比一个表达组织所宣称目标的论点更可能改变他们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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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詹姆斯·M. 布坎南注：有一种与这里讨论的冲突类似的情况，已经被特伦斯·拉蒂根（Terence Rattigan）搬上舞台，在他的剧目《罗斯》中非常生动地表现出来。拉蒂根描写的T. E. 劳伦斯，是个在狂妄自大和自知之明之间左右为难的人。随着这个人物在剧中的发展，他的表现与头脑比较简单的英国职业官员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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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意大利宗教改革家。他曾预言世界将遭到天谴，弗罗伦斯将在除去虚荣之火后，成为新的耶路撒冷。他曾受到群众拥戴，后被教皇判为异端，以火刑处死。——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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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遗憾的是，目前有些人似乎正在努力把这种传统上公认的做法归为“不道德的”。现代的美国政界人士一直在不断劝诫商业企业不要提高价格；劝说工会不要寻求工资增长。这种劝说活动，只要还有意义，就无疑是在用政治关系替代经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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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这就是印度“种姓制度”特别有吸引力的地方。人类中的大部分人在任何情况下永远都不可能上升到太高的位置，因为根据定义，顶部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在种姓制度下，一个人在升职方面的失败，是由出生时的偶然性决定的，不是由于他自己缺乏“能力”。如果你生于农家，长于农家，而且从懂事的时候起就知道，你注定就是个农民了，那么，这比起在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当总统的社会里当个农民，比较容易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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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体制的政治 第二篇 政治人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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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一般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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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应该对所有我们所说的意义上的政治人的活动环境做一个描述，这将有助于对问题的理解。倘若有人来研究一下明尼苏达州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前）苏联内务部元帅纳博科夫，以及大唐皇帝的江南节度使刘平安，三者之间的差异可谓大矣。然而，相同之处也为数不少。本书要研究的正是这些相同之处，而非差异。这三个人都是从采用了某种类型优选制的系统中选拔出来的。因此，我们可以很自信地说，他们三人都既聪明又有抱负。在他们各自的情况下，要得到提升，大概也都至少要采取一些讲道德的人会避免使用的手段。我的分析要强调的正是这最后一点，它对这三个人类型的一致性做了很好的说明。由于在这里用做例子的这三个人分别来自三种显著不同的文化，他们忠实地奉行三种不同的道德规范。他们三人共同拥有的特征是：情愿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他们自己的道德规范，只要能因此获得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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