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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非要通过强调这种相同之处，来否认使这三人得到提升的三种政治系统之间巨大差异的重要性。这三位政客中的每一位，都可以说是深谙各自所在系统具体运行机制的专家。但是，为了得出一些普适的理论，就必须把强调的重点放在所有制度共有的因素上。在本章和以后的各章中，我将得出一个适用于任何行政管理组织的普适模型，正如政治人身处其中的制度所表现的那样。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二篇可以看作是给“向上爬者”的一份指南，可以给他多方面建议，加速其进步。当然，本篇的目的并非因此而是规范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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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等级制的结构进行一般性描述是困难的，因为不同等级制之间结构的变种很多。关于共性所能说的只有：所有等级制都是金字塔形的，少数人处于顶部，大多数人处于较低的各个层级。把等级制中的人员划分为行政的、监管的、决策的各个类别几乎完全是任意的。这种划分无论对于组织自身多么有价值，对于想从总体上了解涉及行政管理组织中问题的学者，却几乎毫无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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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在这里提议，放弃依据外部观察者对组织的看法来建立分类体系的所有尝试。反之，我要提议，把组织内的政治人个人作为一个基点。用这种办法，组织结构内的所有其他成员都可以被轻易放入几个一般的类别。从外部观察者的视角看，各个组织之间呈现出的不同点几乎是无穷尽的，但从任何单个组织某个成员的角度看，所有结构都具有许多相同的因素。这个事实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就能说明，在一个组织里非常成功的人，为什么通常不用费劲就能使自己适应另一个组织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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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按个人与这个特定参照人的关系对人员进行分类。由于人们与等级制中不同成员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因而某个人所属的类别，便非常严格地取决于我们所选定的参照者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不露面的观察者具有改变参照人或基础的能力，但是根据定义，这个政治人必须是他自己这个组织模型的基础。他会发现所有那些与他有联系的人都处于这个或那个类别之中。他将没有能力随意改变自己的地位，因而也没有能力改变这些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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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与政治科学中常用的方法非常不同，后者已经接受了外部观察者的视角。这种方法在另一个重要方面也与传统政治科学有别。传统的政治学一直致力于研究行政管理等级制或金字塔的顶层。研究的正常对象一直是最高领导，无论这是一个独裁者还是全体选民；而这位最高领导与其直接下级的关系也是传统上侧重的领域。与之截然不同的是，这里的中心议题是管理金字塔的下层。顶层关系只作为适用性广泛得多的现象的特例来分析。当然，我们也会对这些特例给予大量关注，因为其重要性怎么说都不过分。详细考察这些特例还有一个方法论上的理由。一般说来，独裁者与其直接下级的关系是比较简单的，而远在管理金字塔下层的上下级关系则要复杂得多。因此，先研究最简单的关系会比较容易一些，然后再讨论下层中出现的问题，以此作为这些相当明确的结构关系的复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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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任何一个既定政治人的立场看，其组织中的所有人可以分为三大类：级别比他高的人、级别比他低的人，与他不相上下大致处于平级的人。这个分类可以作为建立模型的第一步，我们将在后面再来较为详细讨论。这里可以不假思索地用图展现这种划分，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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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种情况可用示意图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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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级的人与我们的政治人并不是处于绝对固定的水平，而是处于一个区域内。这个区域随着他们与政治人在横向距离上的增大而逐渐加宽。这个宽度是由于若干原因造成的。首先，级别的精确度量是极端困难的，当距离拉大后就难上加难了。更重要的是，随着距离拉大，对人们的分类越来越粗成为一种自然趋势，其社会重要性也越来越小，从事分类活动的这个人的兴趣也就随之衰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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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的分布状况也会依情景不同而有很大变化。我们这个特定社会是1964年的美国，假设其中人人平等，除非有特殊理由说明相反的情况。结果就像上面的示意图中表示的那样，交叉线自水平线分开，分岔的程度大于平均或正常情况。相反的例子见于日本德川幕府时期，假设其中无平等可言，那么示意图中的交叉线恐怕会接近于水平线。一个用这样的示意图表示的等级制组织，图中的线接近于纵向延伸的组织会比图中的线趋向横向延伸的组织更招人喜欢。从非常现实的意义上也是以纯粹概念的方式来说，交叉线构成的角度代表了允许个人进行选择的幅度。在“经济”关系中，交叉线会纵向加宽，因为个人相互之间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自主签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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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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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人活动的环境必然是人的环境，而他的基本问题也是要同其他人打交道。“一般氛围”这个术语似乎指的是一种情形中的非人因素；在某种意义上，也的确如此。然而，对于政治人来说，他必须在其中活动的这个一般氛围几乎就是现实。我使用这个术语，指的是等级制所有成员共有的各种成套的理念，而这些成员也是参照政治人必须与之交往的人。应该注意到，在任何特定等级制中，大多数个人会有一套共识，但是这样的共识在不同组织之间会根本不同。事实上，这是不同等级制结构之间存在差异最为明显的领域之一。考察这种一般氛围中的某些因素会很有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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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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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人必须工作于其中的一般氛围里，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恐怕是这个共同体的文化。人类学家已经花费了大量精力来研究文化差异，但是，据我所知，他们对有些因素尚未做认真的分析，而这些因素却是成功的政治人在多样文化模式（divergent culture patterns）下必须考虑的。在这方面，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可谓大矣。例如，一位美国政治家恐怕根本想不到用暗杀作为消灭危险对手的手段；与之截然相反的是，在中东的某些地方，想要上台的政客却肯定会考虑使用这种手段。实际上，确曾有一个强大的王朝把暗杀作为处理国内外事务的主要“治理手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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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文化差异不那么明显的领域，对政治人也很重要。例如，中国人通常只与已经和他们建立了“关系（联络）”的人打交道。“关系”这个词的意义要比其英文对应词的意义大得多。等级制中的每个人，除了官职，还会成为庞大的“关系网”中的一部分，这种关系网通达组织自身的各个部分及组织之外。每个人对这个关系网的忠诚，除了对家庭的忠诚不能与之相比外，经常高于对其他一切事物的忠诚，而家庭很可能也是这个关系网中的一部分。美国人在有些事情上与此相仿，但范围则小得多。在美国的实践中，官僚小集团涉及的人员极少超过五六人，20人以上的小集团则更为罕见。但在中国则不同，少于20个人的小集团会同样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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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每个成功的政治人都会受到他所在的文化环境的强烈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很可能是完全无意识的。作为其母文化模式（native culture pattern）教化的结果，个人根本意识不到做事情还能有其他的选择方法。〔2〕这种无意识的文化教化势必会因理性思考而得到强化。为了取得成功，政治人必须得到他人信任，特别是得到上级信任。他会意识到，除极个别例外，这些人将成为自己文化族群中的成员。倘若他的个性不合群，他就不大会得到别人太多的信任。因此，理性的政治人就会尽一切努力，表现得与该组织成员认为是“恰当”的形象相一致。他必须得成为一个“组织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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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恰当形象，即使是在同一种文化内，也会因组织而异，而在组织自身内部，也会因级别和分类而异。然而，这些文化内部的差异比之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是微小的。即使是在不同文化之间，成功的政治人也会表现出某些相似的特征。这门职业的几乎所有成功的从业者似乎都是卓越的“个性推销员”。他们总会表现出诚实、单纯、聪慧、敏锐的样子，或表现出人们认为他们这个特定群体应具有的不论什么特征。回忆一下世纪之交在美国掌控着腐败城市机器的各种“大佬”会很有意思。这些“大佬”都欢喜别人用“诚实的约翰”这类名字称呼自己，就当是真的赢得了这样的称号。不管这些人有着什么样肯定值得人们怀疑的道德观，他们确实都有能力给选民留下一种诚实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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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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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特定等级制中流行的道德体系，是决定政治人所处氛围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倘若组织的设计使不讲道德的人占不到便宜，道德规范方面的环境就不一定重要。但是，如果组织的设计使得缺乏真正的道德信念成了确实能占到便宜的事（这种情况是相当普遍的），一般的道德问题就变得重要了。成功的政治人很可能不会坚守最高的道德标准，但必须做“秀”，摆出坚守的姿态。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对其文化或亚文化独特的道德体系烂熟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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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可以借助莎士比亚的剧作《理查三世》中的情节为例来阐明。在剧情中，人们被带到王宫请求理查登上王位。理查的公开表态和私下里阴谋篡权这两方面都得到了有力的表现，而前者显然是符合最高道德标准的。然而，该剧还说明了政治人必须面对的内部伦理体系的另一个特点。在理查策划篡位的过程中，他向各色人等做了大量承诺（许愿），那都是些他希望能皈依到他的麾下的人。无论是许愿的内容还是许愿行为本身，用当时文化中流行的道德标准来看，都是不道德的。然而，莎士比亚所强调的是，理查后来推翻了他的所有承诺。诚然，白金汉公爵是罪有应得，但是，莎士比亚却让该剧的所有观众都觉得，理查对白金汉公爵的行为是背信弃义邪恶透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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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说明了一个事实，政治制度通常都有内部的道德体系，这类道德体系与社会其余部分中流行的道德体系不同。“盗亦有道”，这是普遍公认的事实。在理查的例子中，破坏内部规范事大，而违背所谓的公众道德标准事小。这些内部道德体系，与一般道德体系不同，是建立在实用主义基础上的，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如此。因此，它们在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不大，但与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基本道德体系却有很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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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道德体系的主要特点包括，一旦许下诺言和达成协议，就必须履约；帮派或小集团的成员必须相互“忠诚”。对于想在等级制中向上爬，并想利用阴谋手段向上爬的政治人，这些特点就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一个人若被认为不忠，不能信守承诺，他就会发现，要利用非正式的结盟和协议实现自己的抱负，是不可能的了。成功的政治人有必要组织联盟、加入帮派，而他之所以能这么做，是因为帮派内的其他人在内部道德规范的限度内信任他。尽管其行动被公认在其他外部方面肆无忌惮，他也一样能取得成功。看看这个例子：《最后的欢呼（The Last Hurrah）》〔3〕。书中描写的所有职业政客在与普通公众的关系上都是不诚实的，而他们彼此却显然相互信任；而且他们也都自信，内部的每一个人都会与小集团的标准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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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中，政治人必须至少考虑两种道德规范，并且在这两种道德规范发生冲突的时候设法摆平。例如，在美国的官僚体制中，人们预料政治人会“忠于”他的顶头上司，而不论他的顶头上司是谁。人们也预料他会加入整个组织中他自己的那个部门，成为其中的一员。他必须支持他的上司反对再上一级，也就是上司的上级。他偶尔也会因“在上司背后捣鬼”而获益，为了配合更高的上级整垮自己的上司。但是，这种情况一般被认为是违反官僚道德规范的。对于训练有素的美国官僚，比较常见的规则是，保持对顶头上司的忠诚，即便这么做会使同一等级制中级别更高的那些人失望。这种行为模式可以产生奇特的结果。例如，假设甲是某局局长。倘若他发现该局中的处长乙在阻碍执行自己的政策，而且，乙的行为得到其科长丙的鼎力相助；那么，局长甲可能会将处长乙撤职，而把科长丙提拔到乙的职位上。那么，人们料到丙会忠于甲，丙也确实会忠于甲，就像他以前忠于乙一样；而甲则会看到，他的政策得到了有效的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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