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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况表明，政治人的道德决定很可能是极其复杂的。他要经常面对有着多种道德体系的情形，还要在其中解决彼此的冲突。即便是无所顾忌的人——其实政治人就是无所顾忌的——也会意识到，他不能公开蔑视一般文化群体的道德规范。他所在的等级制的内部规范是这样的：破坏规则的名声将肯定会葬送他通过施展阴谋诡计得到晋升的机会。他必须直面困难的抉择。然而，他通常有能力使自己的最后行动瞒天过海，骗过那些有可能“强制实施”这种或那种行为规范的人。因此，一位美国公务员若违反了美国文化中的一般道德，大家很可能不会发现，除非是与他同在一个组织内的他的最近的同事。如果这一做法符合该体制的内部道德，他的同事很可能不会揭竿而起来反对他。而且在另外的场合，这位政治人或许会说，他这么做是另有原因，是为了对付另外一拨人的。人们经常看到，美国总统声称，某某人被任命到某个高级职位是由于他的特殊经历和杰出才干；而同时，他又会告诉这位即将上任的人说，这个任命是对他帮助赢得刚刚举行完的大选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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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制中的“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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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组织中的一般氛围也会取决于其他一些因素，尽管这些因素不像流行文化和内部道德体系显得那么重要。几乎肯定会存在某种特殊的“圈内（in-group）”情感或态度，而这又不能被归于前面讨论的那两种影响中的任一种。一个政治人若想成功，就要明确向他人表示，不管怎么说，他都觉得自己的组织比所有别的组织要好。这种对组织的“爱国主义”对于在等级制中工作的政治人的必要性，可能不亚于真正的爱国主义对于竞选美国参议员的人的必要性。例如，美国国务院的雇员一般都会认为，今天美国在处理世界事务时的许多错误，都源自五角大楼里那帮“就知道打仗”的人。另一方面，军方也不信任国务院那帮“饼干贩子”和“西装笔挺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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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竞争的组织之间这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不仅对国家政策是重要的，对个人的职业升迁也会产生重大影响。这也就是要在这里特别强调这个因素的缘故。一个想在国务院得到晋升的人，不应该在内部讨论时站到军方一边；在五角大楼情况则正好相反。每一边的人中都有一些人能获得善于与对方组织打交道的名声，但是，这种名声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与从前特别善于同中国人打交道的人获得的名声是一样的。一般说来，倘若一位雇员要想得到提升，就必须向所有旁观者明确表示对这个组织起码的忠诚。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等级制组织里的所有成员会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而这个等级制中的某个小团体也会团结起来对付其他的小团体。有抱负的政治人一般会得到好心劝告，要有意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圈内排外意识。如果他得到提升离开了那个既定的圈子，他就应该立刻摆脱从前那个圈子内的“爱国主义”，而采取一种更适合于其新职位的“爱国主义”。在邓尼茨〔4〕担任德国潜艇部队的首长时，他曾坚决反对把资源划拨给水面舰队；但当他提升到德国海军的总司令时，他的“眼界开阔了”，他采取了保护战列舰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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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类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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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于在某个等级制中取得成功的人很可能会发现，他必须使自己的个性发生一些变化，至少在表面上要改变。事实上，国务院的人、军方的人，等等，都是一眼就可以辨认得出来的。在这样的大型组织内部，就连次级部门可能都有明显的个性特征。约翰·蒂利爵士在他的著作《外交部》（Foreign Office）一书中说：“东方司是我自己管的部门，我什么事都先紧着它。但是我们认为，而且我相信人们普遍也是这么看的，它是最重要的部门。实际上，外交部的其他官员都认为东方司装模作样，自以为‘聪明’。而非洲司，则成了鲜明对照，透着大老粗乡绅的那股劲，嘴里叼着烟斗”（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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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升官的人必须保持一致。他必须是他的同事都认为“可靠”的人，也就是说，他不能太不合群。他的上级也都能认同他，认为他很好，给予他们必要的信心。所有这些因素都要求这位成功的政治人，必须相当仔细地研究他所在组织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个性类型，并努力与之相“适应”。由于这方面的成功是决定晋级的重要标准之一，可以假设，随着官阶升高，“理想型”人员所占比例也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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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个等级制内，不同官阶上的“理想型”会有不同。这是常见的情况。在《梅尔维尔·戈德温，美国》（Melville Godwin, USA）一书中，作者马昆德〔5〕好几次提到这样一个事实：人们期望陆军中将个个才华横溢，而陆军少将就不该如此。想得到提升的少将应该尽量传送“靠得住”的印象，而只在加上他的第三颗星〔6〕之后，才能试探着表现出“才华”来。很显然，这样一种制度要求想升官的人有非常大的弹性。个性过分僵硬的人就会在晋升阶梯的某个地方止步不前。事实上，马昆德的这篇小说就可以这样来解读。戈德温是现代美国陆军少将的完美典型，但是他对参谋工作的厌恶反映出，他觉得自己无法充当更高官阶所要求的那种“才华横溢”的角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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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特点与晋升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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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人的一般氛围中还有另一个因素，就是他要去从事的“工作”类型，以及这一工作与晋升标准关联的方式。导致晋升的活动类型常常并不是外部观察者所预料的活动。譬如，在美国国务院，外人可能认为，讲外语的能力、与“外国人”交际的能力、对外国文化和政治模式的了解，以及按美国的目标方向影响外国人的能力，这些应该是做外交官的基本要求。然而，这里的几乎每一种才能，在决定晋升时都无足轻重。至少能讲一种外语的美国外交官还不到一半人。由于人事管理者在任何情况下对语言能力都不大重视，大多数能讲外语的外交官，总会有一次被派到所掌握的语言不能使用的地方任职。想在外交等级制中升官的美国外交官，他的重要社会关系都是另外一些美国人，既有美国的重要来访者也有美国出使代表团的重要成员。但是，与本国人过多的联系也可能会导致亲疏不一，怠慢了另一些美国人，结果反而推迟了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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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外国的文化在保证外交官的晋升时还是有用的，尽管用处不大。倘若这种了解得出的结论与上级得出的结论相符，而上级通常不具有同等的了解；或者这种了解只是在上级不大在意的事情上得出了与上级不同的结论，那么，了解有关知识显然没有害处，甚至是有好处的。政治人可以利用这种一技之长，添加“有说服力的细节”使他的报告看起来“更真实”，他就可能获得一种局部的名誉，有点儿像是专家。尽管如此，这并非晋升的寻常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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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外交界的高官大多是“通才”，他们是些对任何一种特定外国文化都没有专门知识，也从不声称具有这种知识的人。在正常情况下，他们从一个国家转到另一个国家任职，结果，永远都没有机会与任何一国的居民建立和保持密切关系。这些人会在很大程度上把他们在其中操持的这个现实世界看作是外交事物本身。在国外的任所可以重建联系，而外国人在大多数场合反倒无人理睬。一位中级官员的妻子曾经相当好地总结了这种态度。她不久前刚从布鲁塞尔的任所返回美国；她谈论说，她已经喜欢上了这个驻外任务，“因为那儿的人都太好了”。然后，为了消除可能造成的歧义，她又补充说：“我指的可是——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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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影响外国人是美国外交的一个目标，但是没有一种简单的方法来测定某个人在完成这个任务上的成就有多大。结果，美国国务院在决定晋升时就会忽略这个因素。有抱负的外交家，如果明智的话，就会让自己只去影响美国人。他的报告应该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分析来写，而不是根据他宣称正在报告的国家的情况来写。相当自然啦，作为处世圆滑的外交家，他肯定不会承认他是这么干的，连对自己都不肯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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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个人只熟悉美国国务院的情况，但是在政府架构的其他部分，肯定会存在同样的现象。从赢得战斗的意义上讲的军事指挥能力，对在我们军队中晋升到高军阶没有什么用处。我们极少打仗，所以很难测定这种能力。〔7〕而且，上升到高军阶还要求政治能力，但政治能力极少与军事天赋结合在一起。大多数权威人士都同意，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些将军都在国内战争中打过仗。然而，四位最伟大者，格兰特、杰克逊、李和谢尔曼（为避免争议，这里按字母顺序排列），若在梅尔维尔·戈德温的部队里，根本就不可能得到提拔。事实上，尽管他们四人都毕业于西点军校，而且在美墨战争中就都已成名，但在国内战争爆发之时，他们都不是现役军人。甚至在一个世纪之前，美国军队就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连这么有才干的军官都感到难以与之保持一致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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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在大型组织中并非不可避免。有办法使晋级和提升标准更多地符合组织的整体“职能”。在军队中，采用普鲁士模式，更多地强调在军事演习中获胜的能力，很可能是迈向正确方向的一步。当然，在军事演习中获胜并不完全等于在战争中获胜，但是比起社会油子、唯上命是从和能妙笔生花地起草备忘录文件，距实战取胜已经近得多了。在任何情况下，政治人个人都必须接受他自己身处的环境。倘若他所在组织的一般氛围要求，为保证获得晋升，就得采取与实现组织目标背道而驰的行动，人们就很难指望这位政治人能选择一种不利于他自己晋升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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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体制的政治 第四章 观望者与同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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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分析政治人环境中严格意义上人的那一部分，就要从形成一般氛围的因素入手，这种方法看来是适当的。一个想要在某个等级制中升官的人，总要与一些人建立关系或考虑建立关系。所有这些人可以被分为两组或两类：第一类人，直接参与此人为权力或晋升而进行的奋斗；第二类人，距离此人较远，所以不直接参与这种奋斗。这第二类人可以被称为观望者。要注意，这些观望者也置身于这个等级制之中。这里的分类可以用下面的图形来表示，处于圆圈之外的人就是分类为观望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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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政治人环境中精确划分观望者和主动参与者的界线是很困难的。从某种严格的意义上说，随着人们与这位参照政治人在组织上距离的拉大，他们的重要性也因此越来越低。然而，根据我们模型的需要，同时对于现实中的大部分情况来说，却可以迅速进行这种区分，因为所涉人员数量不多，而且特定个人之间的距离也相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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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某个政治人，等级制中的各个人员可能会改变自己的位置，移出或转入观望者的类别。工作调动或晋级也会把新人带进主动参与者的圆圈，而把另一些人挪出去。倘若这位参照政治人本身调动了工作或是得到了晋升，整个局面肯定也就改观了。一些不大重要的变化也会偶尔改变观望者分类的构成。有些先前是观望者的人，出于若干原因，对某人的职务升迁有了兴趣，就会因此变成此人奋斗的主动参与者。同样，一些先前的主动参与者也可能因失去兴趣而转变为观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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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望者”一词可能造成误解。它会使人联想到，这类人花大量时间来观察参照人的各种活动。情况可并非如此。观望者主要感兴趣的是他们自己的权力斗争和职务升迁。他们通常对自己周边正在进行的权力斗争不大注意，即便有点儿兴趣也不肯在这方面花精力。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人与其观望者之间的关系很可能是相互观望。参照政治人自己大概也是其观望者的个人权力斗争的观望者之一。一个人成为观望者，不是因为观望是其生活的主要兴趣，而是就他与另一个人的关系而言。事实上，他是个“往里看的局外人（outsider looking in）”；而“局外人”这个词，如果不是指这类人处于该等级制之外的话，就会是个比较恰当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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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这个示意图的外边，还可以再画出一个圆圈，说明还有一些人，他们与这位参照政治人的关系更远，以致他们连观望者都算不上。但是，这样做会增加不必要的复杂性。正如前面提到的，随着这些人在组织结构上与参照政治人距离的拉大，他们两者间的关系会逐渐消失。当然，在某一点，政治人的世界是有限度的；但是，这里没有必要来讨论这些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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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望者的数量，与参与者的数量一样，在各个等级制中，以及在职位与职位之间，都会有极大的不同。但是，对于某个职位上的某个政治人，这个数量是相当稳定的。例如，在美国商务部多得数不清的部门中，一位联邦11级〔9〕公务员会发觉自己成了许多人关注的中心。这类事件尽管总有可能发生，但的确罕见。他通常会认为，在与他有关的圈子里，真正关心他个人情况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虽然观望者的数量肯定较大；但这个群体也可以相当小。他的世界在规模上简直太有限了。在另一个极端，可以看看总统候选人。对于总统候选人来说，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男人、女人和孩子（孩子毕竟会影响选民），似乎都是他权力斗争的直接参与者。当然，这是一种极端的情况。对于普通人，要努力在一种等级制中升职，无论这种等级制是政府的、公司的，还是宗教的，都只需要考虑相对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