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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实说明，在大多数选举中，问题相对来说处于主导地位。倘若候选人结成政党，那么，获胜的党很可能有能力通过立法兑现其承诺，而那些承诺对选民来说要重要得多。同样，要求选民投自己票的候选人个人的品质，对于选民就不大重要。相互之间没有直接彼此竞争关系的不同政客的联盟，范围可能有限，只涉及几位候选人，但也可能范围很广；在时间维度上也可有多样变化，可以仅在一次竞选中持续（甚至仅存在于一次竞选的部分时间内），也可以持续更长时间。我们将忽略短暂的过渡性的联盟，把它们看作是无党制的正常发展，而只关注持续时间长的联盟，以及每次选举中有多人加入的联盟。这类联盟可分为两个大类：第一类是最重要的，在数量上占有压倒的优势，可称为寡头政治；〔40〕倘若所有胜算在握的政客都聚集到一个联盟中，他们就有能力把相互的支持发挥到极致。大多数的俱乐部、工会等，就按这种制度运行，在其他领域也可看到这种情况。民主党在弗吉尼亚州的拜德政治团体（Byrd machine）〔41〕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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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头政治集团对于能进入“圈内”的职业政治家有极大的好处。由于同其他真正称职的政治家结成了联盟，他在对付其职位的当地竞争者时就有了强大的支持。另一方面，对处于“圈外”的人，这是个很大的障碍。但是，倘若寡头政治集团要长期持续，它们就必须偶尔改变政策和撤换人员，以符合选民的意愿。在这类组织持续时间很长的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会遵循一个简单的制度，以保证这种变化。偶尔也会出现某位特别有才能的圈外人士击败寡头政治集团的某个成员赢得选举的情况。这表明，这位新人在政治上比他取代的人更称职。寡头政治集团中的其他成员为了保卫他们自己的地位，会毫不留情地抛弃他们的旧同志，并欢迎这位新人占据旧人的位子。因此，随时间推移，寡头政治集团中的人员会完全换掉，但这种制度仍能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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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头政治的情况，就像只有一位候选人的选举，可以与民主并存，尽管寡头政治集团的成员承受的那种为了在下一次选举中当选事无巨细都必须牢记在心的压力相对较小。但是，当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制度时，我们要加倍怀疑，因为一个不民主的制度很可能就隐藏在它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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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寡头政治制度是常见的，但它极少为政府的重要政治制度提供基础。从本质上说，寡头政治制度是从选民不大关心政治组织活动的环境中生长出来的。俱乐部大概是其天然栖息地。在对选民比较重要的一些场合，俱乐部定期“把捣乱分子踢出去”。由于寡头政治集团的运行要依赖于赢得几乎每次选举，它不能在俱乐部那样的情况下运行，因此要么形成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无党制，要么形成我们现在就必须考虑的多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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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从最简单的情况入手，让我们想象这样一种政治制度，其中的大量职位是由通过“英式”制度选举出的人员担任的。这些职位是否由不同选区选出的代表机构的成员担任，抑或担任这些不同职务的人，全都由同样的选民们投票决定，我们现在大可不必理会。假如选民定期投票反对当权者，利用这一现象的政客联盟就会捞到好处。因此，会有两个政客联盟为赢得选举相互竞争。我们称这样的团体为政党。应该再次强调的是，政党并非不可避免，无党制确实存在。但是，尽管从无党制过渡到政党制相当容易，反向运动却是非常艰难的。当然，在美国，也有各种各样的法律限制，使得独立候选人或是一个“新”党的道路充满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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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选区只选一人的选举制度（a single-member constituency system）〔42〕，如果出现了政党制度，就会出现要求两党制的强大压力，而不是要求三党制或更多党制。这是因为，一个成功的政党必须吸收称职的政治家，还必须让投票给它的人们感到，它能干成一些事情。我们来看看存在三个政党的情况。假设，在一般选民中，35％的选民总是投A党的票，25％的选民投B党的票，还有20％的选民投C党的票。还有另外两伙人：10％的选民有时投票给A有时投票给B；另外的10％选民有时投票给B有时投票给C。显然，C党永远不可能赢得选举。而A党会孤注一掷，把所有竞选力量用于争取那些在A与B之间调换的选民；同时B党会把部分竞选力量也用于这伙人，并把另外部分力量用于争取在B与C之间调换的选民。因此，B在各种问题上的位置，很可能会比A的位置更接近于投票给C党的一般选民的位置。而且，在经过了许多令人灰心丧气的挫折之后，投票给C党的选民多半会转投B党。C党就会很快消失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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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还没有讨论政党的性质，但我已经暗示，政党就是政治人个人的联盟。当然，情况确是如此，但也总会还有些更多的东西。政党可以发展成作为一个整体获胜的组织，并且争取获得最多的选举胜出次数，而不仅仅是帮助其个别成员。在这种情况下，政党的管理很像一位理性的企业家，尽力去赢得可能获得的最大权力，也愿意为此目的牺牲任何成员个人的福利。真正的政党总是处于自愿签约的个人联盟与理性运作的公司这两极之间的某个地方。一般说来，左翼政党会趋向于后者，而右翼政党会趋向于前者。偶尔，至少在组建初期，政党基本上是为了宣传某种政治理想而建立的组织。共和党恐怕是这种组织最成功的范例。最初于1856年总统大选前的几个月组织成立的共和党，是非常成功的，以致在面对1860年的选举时，竟能抱着这样的心态——惠蒂埃〔43〕曾形象地表达了这种心态——“再卷旗帜，重吹号角；已有数月取胜在先，四年何事不能成？”我想，不必提醒读者了，从1860年到1932年，只有两位民主党的总统入主白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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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理性的企业家一样行事的政党，相对于整体性不强的政党，在施展政治计谋时具有明显的优势。看看1956年日本立法机构上院的选举情况吧。上院的150位成员是经由县一级选举产生的。每个县依其人口在这150人的席位中得到其应得的合法席位数。选举方法是，每位选民一票。如果某县可享有五个席位，那么这五位候选人就由得票最多的五人出任。在日本，政治权力的实权在下院，当时有两大政党处于下院的权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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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党之中，一党在普选票数和议会成员中都占有明显的多数；另一党，社会党，仅希望不要使这个多数上升到三分之二的水平，到了这个水平就会允许修宪了。社会党人选择的策略依赖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比执政党纪律严明。假设，某县将选送五位代表进入上院。再假设选民在执政党与社会党之间按7∶3的比例分化。执政党——主要是政治家个人的联合，如果这些成员想要参选的话，执政党没有能力阻止——派出五名候选人。守纪律的社会党人只能竞选两席。这不是数学上的一个确定值，但是最可能的结果会是执政党三席，社会党两席。如果执政党能将其候选人限制在四人，这四人就会全部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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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种制度下可能提出的政党组织类型的问题是非常有意思的。来看一下由一院立法的议会制管理的国家。立法机构的成员，譬如说，是从40个选区中选出来的，每区选送五位代表。20％的选票就可以保证某位候选人获胜当选，而通常情况下，他获胜的可能为10～15％。因此，这位候选人就要将他的竞选力量集中针对某个认准的选民部分，而且不指望拿到其中半数以上的票数。对各种不同的候选人，这种“策略”很可能会有极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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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哪位候选人能从与自己在同一选区中的另一位候选人结盟捞到好处，但是与其他选区中的候选人结盟却可以互有帮助。因此，政党制是相当可能的。也许会有至少五个政党，但是很难说有更多的了。在英式制度下，很容易看到要求产生一个两党制的压力，但是我们现在的情况更为复杂。是否要有五个政党、六个政党，甚至十个政党，才能达到“均衡”，这个问题得等一个数学比我好的人来解决。可惜我们不能通过任何实际的例子搞清这个理论问题。尽管类似于我们想象的制度已足够普遍，特别是在欧洲大陆，但是他们全都在一个重要方面有所不同。不同的选民集体有不同的规模，此外，选送到全国性代表大会的代表数量也是不一样的。而且，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有另外的选举规定，这使情况更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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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我们这个简单模型能做的就是这么多了。事实上，用这个工具做更多的研究还是有可能的。这个模型基于的假设具有极简的性质，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切合现实世界中政治的程度是相当令人惊讶的。显然，开发另外一些比较复杂的模型也是非常可取的。幸亏在这个领域中，目前已有了大量的研究，其中完成的工作也在日益增多。或许仅仅几年之后，我们对各种民主运行方式的了解就会比现在多许多，具有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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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体制的政治 第八章 多位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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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本章要讨论的情形，是最常见的。尤其是在行政管理等级制的低层级中，政治人大概最容易发现自己处于多位领导的情形。当一位政治人面对多位上级，而这些上级不是作为一个集体，而是作为个人来行事时，这种情形就出现了。下图说明了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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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领导的情形比此前讨论过的任何一种情形都要复杂，原因有二。首先，受到影响的领导更多。其次，政治人寻求晋升的目标并不像在以前的情形中那么好限定，有多条渠道向他敞开。在下图中，这位政治人希望移动到“y”。这样做之后，他就能把他现在的一些领导变为平级的“同僚”，同时也会把一些远距离的上级带入他的领导的类别。为了晋升，这位政治人必须获得一位或多位高层领导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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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多位领导，这位雄心勃勃的政治人将会尽力与其中一位或多位上级建立关系。由于领导之间通常也存在着竞争，也由于每位领导都得在这种竞争中利用低层级人员的支持，这位政治人会有一定的自主权来选择领导。当然，他也可以根据职务升迁的需要而转换联盟。在极端的情况下，领导的数量多到足以使他们之间的关系与自由签约下的关系相类似。在这个极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政治”关系会与“经济”关系合并。根据我们的目的，这种经济关系可以定义为，能够获得数量足够多的有吸引力的不同选择，从而使转换联盟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在比较常见的多位领导的情形中，年轻而职务低的政治人仍然可以转投到另一位领导门下，而领导也会充分意识到这种前景。因此，上级既不会期望这位年轻人对他忠心耿耿，也不会强求这位年轻人对他恭敬顺从，就像他是单个领导时会做的那样。然而，基本的上下级关系仍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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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在上面的图形中，参照政治人的多位上级并不都处于平等的层级上。现实情况就是如此。正常的组织图，对于不了解等级制工作情况的外人，可能会方便些，但是它并不能表现组织的内部结构。在组织图上表现为平级的人，在权力和影响上可能天差地别，而寻求晋升的政治人会对他们的实际地位感兴趣，而对他们在组织图上占据的“点”毫无兴趣。了解了等级制中直接处于其周围的这些上级的实际地位，政治人就会有了如何对待他们的好主意，而且政治人也就处于一个瞭望台上，可以观察到这些人地位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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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多次说过，金字塔顶端行政管理层中的关系，一般会比下层至底层各级中的关系简单。然而，在封建制度下，所谓的多位领导体制，会一直扩展到整个结构的顶层。国王或皇帝只是最重要的大地主（territorial magnates）当中的一个。而且，从国王一方到最低级的小贵族的另一方，权力运转都是连续统一的。各级统治者为了掌握或改善其相对地位，都在不断地施展计谋。这与在任何现代等级制中可以看到的情形几乎是一样的。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在历史上封建结构的情形中，这类事情在公开进行，而在现代等级制下，较为隐晦。这一点可以帮助学生们进行区分，而且我们也发现，封建制度对于我们这里讨论的一般关系能提供有用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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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一下这种情形：一个年轻人成功地攀附上了一个大领主（feudal lord）。如果他很能干，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引起他这位领导其他追随者的注意，包括那些级别高的人，也会引起别的领主的注意。这时，他就面对着多位领导的情形了，而且他会随时利用这种情形。基本上有三种做法可以供他选择：其一，他可以尽量改善他在现领主眼中的地位；其二，他可以帮助他的领主晋升，并随之与他的领导一起晋级（这前两种做法不一定是冲突的）；其三，他可以改换门庭，投奔其他领主。第一种做法导出的行为模式与在单个领导情形下看到的相同，尽管政治人目前可用的其他选择，必然会削弱迫使他去取悦领导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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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政治人选择了第二种做法，他就必须想办法，以保证领主得到的晋升也能使他自己的利益得到报偿。这里的关键是，政治人所依附的上级是否愿意，并有能力用联盟来奖励他。通常情况下，领主只忙于他自己的权力斗争，但也会关注等级制下层中对其地位不断增强的支持。在严格的封建情况下，这实际上有可能采取军事能力的形式，因为投身战斗构成了权力斗争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这种联盟有可能采取别的形式。这就要提到两位名人：菲利普·德·科米纳（Philippe de Commines）和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Baldassare Castiglione），他们都是在这种本质上属于封建类型的环境中提升到高位的，尽管他们两人看起来谁对战争都不大在行。他们的政治和外交天赋对其领导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参与战争活动可能有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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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倘若这位追随者想从其领主地位的改善中分一杯羹，他必须有理由期望，那位领主愿意把部分胜利果实分给他。这种期望有可能表现为一种含蓄的讨价形式，上级可以此承诺奖励来换取追随者的支持。另一方面，这位上级因为对这位下属很有信心，也可能直接派给他一个责任更大的职位。成功的领导奖励下属的这两个理由，在逻辑上是有区别的，但这些区别在大多数领导心中大概是混淆在一起的。然而，政治人不必过于关注为什么领主要提升他。对他来说，只要领主得到提升后，能保证他获得奖励，这就足够了。除非政治人得到了这样的保证，否则，他就没有理由替他的上级出头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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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追随者可选择的第三种做法是改换门庭，投奔另一位领导。在新领导能对此给予积极评价时，这样做特别可取。追随者这样做的可能性，是任何等级的领主都必须牢记在心的一个基本考虑，也是他用给追随者奖励，使追随者满意，从而能够尽力留住追随者的重要理由之一。然而，政治人也须避免过于频繁地改换门庭。倘若他在领导遇到麻烦时还能坚守门户，这样的名声会使他比他的对手——那种随时准备见风使舵的人——得到高得多的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