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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僚间的关系基本上由领导的情形来决定。单个领导的情形使一组同僚服从于一个人，即单个领导的意志。同僚中每个人的升降职都要取决于那位领导个人的决定。同僚组中各成员间的竞争会因权力结构的简化和明确而加剧。这位领导通常不会在他所有的直接下属中平等分配奖励，结果就会在同僚中出现一种“亲信”等级。对亲信等级的了解，以及要改变它的尝试，都将在绝大部分同僚组成员的各项计划中占据主要地位。政治人个人一定不能只竭力讨好这位领导，他还必须记得，他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还要依靠其他在这同一目标上取得成功的人。倘若政治人是明智而有抱负的，他很可能会既努力讨好领导，又暗地里破坏其同僚的这类努力。他在尽力向上级展现自己最好形象的同时，也会暴露其同僚的最坏形象。这个双重任务的确困难，因为，在某些道德体制下，“说人坏话”会让干这种事的人名誉扫地。政治人在向他的领导谈论他人时，必须时刻认识到，领导很可能不喜欢搬弄是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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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政治人可以有许多办法来克服这个困难。有一个办法看来可以适用于多得让人吃惊的例子，只要政治人一开始就树立个样板说法“我从不搬弄是非”，然后再去传播流言。这种做法常常会奏效，因为领导会意识到，倘若每位下属在打探到下属中的一个对手做了一件领导可能不同意的事时都能向领导汇报，他对自己领导下的这个等级制的控制就能得到改善。因此，领导对普遍的文化道德标准最多也不过就是点头认可。还有其他一些可以让同僚中的竞争对手名誉扫地的办法。克拉夫钦科讲述了一种在他工作过的某个苏联机构中使用的简单方法。政治人对某个竞争对手的行为做了些记录，为的是“仅供自己参考”，然后把这些记录放进自己的保险箱。由于秘密警察知道所有保险箱的暗码，并且定期进行检查，政治人对其竞争对手的看法保准会通过这种例行检查被送到他的上级手中，但并不直接提到他。这种故意不让领导用耳朵“偷听”别人评论或对话的做法，看来应用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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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另一种可以实现同样目的的方法，只要巧妙掌握同僚之间的谈话技巧就行了。同竞争对手谈话时，安排一个谨慎的谈话线索有可能使对方相信，领导已经觉察了对方的某方面行为。用这种办法，竞争同僚有可能被误导，去向领导做不必要的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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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方法——引发领导对某个特殊领域的兴趣，结果某个竞争对手在该领域的缺点很可能就会暴露出来。或者，也可以让两个竞争对手中计发生冲突。这会使他们双方名誉扫地，而使政治人从中渔利。总之，可用的方法多种多样而且简单易行，这里没有必要对它们进行分类研究。当然，只有在时机允许时，政治人个人才有可能利用这样一些机会。总之，他能充分控制的只有他自己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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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人还必须对其同僚同样的活动不断保持警惕。最简单的保护方法是，绝不做领导有可能不批准的事情。然而，这是个万全之策，但也极少实际效用。正如前面谈到的，什么能讨领导喜欢，什么会招领导厌恶，将取决于领导掌握的信息，而政治人恐怕永远也无法准确知道那个信息是什么。再有，政治人的一位竞争对手可能会不怕麻烦，刚好在他做出了一个不可挽回的决定后，帮助领导了解了那件事的真实情况；再加上这样一个事实，政治人有可能忽略了领导到底真正想要的是什么，那么，事情就会变得更加棘手。最后，我们必须回忆起，政治人为领导效力，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倘若政治人全心全意地，在任何情况下，都将自己的愿望置于领导的愿望之下，那么即使他讨得领导欢心，实际上也会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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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在私人活动范围和公务活动范围之间存在明确的划界，这个最后的复杂事物可以化简。一个人有可能相当愿意在每天的8小时内服从另一人的意志做事，以换取适当的收入，同时保持在余下的16小时中完全的个人自由。然而，大多数领导对下属的个人生活实行某种控制，尽管这并不总是有意识的。帕尔默斯顿曾拒绝一位外交官的晋升，说他“打老婆”。而我们也很熟悉现代美国公司中调查一位有前途的中级管理人员妻子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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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人必须接受这种可能性——他的同僚会让领导了解他个人生活和公职中的不光彩事实。轻易就可蒙骗上级的活动可能骗不了同僚。同僚人数众多，更重要的是，他们将留心可能出现的失误。在这些情况下，可以说，同僚这伙人就是作为领导的代理人在行事，对这伙人中的每个政治人个人施加压力，让他们按照领导的意志办事。因此，政治人必须努力让自己的行动，不只对领导也要对他的同僚，明白无误地表现为领导意志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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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原则，与大多数原则一样，也服从于几个重要的先决条件。首先，同僚捏造的是非偶尔会被当真，从而中伤政治人。领导的时间有限，不可能全面调查某个下属每一项受到指控的辜负信任的行为。他通常会根据他目前掌握的信息，以初看貌似有理的可能来判断听到的坏话。因此，政治人必须在领导心目中树立一个过得硬的可靠形象。如果这个形象充分有力，政治人就可以抨击其同僚的声誉，而不大惧怕同僚抨击他。反之，倘若政治人已经被认为不可靠了，他就可能被有关他个人或公务的明显的谎言彻底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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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限制同僚作为领导执行代理人效力的第二个条件，寓于同僚们自己利益的必要互动之中。举个极端的例子。假若内阁的所有成员都在从组织的钱匣子里掏钱，那么，他们谁都不大会提出审计账目的建议。用潜规则交换在许多问题上的沉默，这种情况在同僚这伙人中间是常见的。尽管，如果明智的政治人对这种潜规则多一些自信的话，这看来就很成问题了。当然，在人们意识到政治人并非只寻求晋升时，这种潜规则也就有了存在的基础。政治人也必须保住自己的职位，防止被降职。在单个领导的许多种情况下，有着同僚关系的各位政治人大都会行为保守，这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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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领导下的同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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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关注的同僚关系范围内，集体领导的情形与单个领导的情形没有很大区别。我们来回忆一下，这个集体必须作为一个单位行事。集体领导可以选择，也可以不选择某个特定的政治人去执行某项任务。各色争相向集体领导邀宠的政治人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按他们在单个领导情形下的同样行为行事。有同样的关注放在确定领导的需要上，有同样的努力用于给人留下满足领导需要的印象，也有同样的用心要让竞争对手名誉扫地。这种情况可以在绝对统治者的私人班底中看到，而总统竞选在许多方面则表现了一个非常相似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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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单个领导与集体领导下同僚的行为之间却有巨大差别。作为集体领导，全体选民在评价政治人履行其职责的效率时，恐怕连个中等程度的专家都算不上。另一方面，政治人要想欺骗全体选民，恐怕要比欺骗一位领导难多了。这种概括，对于我们中间熟悉民主过程的那些人，可能会感到奇怪，因为民主过程中已经包括了政治人许多非常不确定的行为类型。但是，在对任何一位独裁统治者的决策程序进行了近距离的研究之后就会发现，独裁下的欺骗机会远远多于民主下的欺骗机会。想要用谎言影响选民的人，必定得公开进行诬告。因此，谎言就被曝光，有了遭到反驳的可能。尽管事实真相或许压不过谣传，但毕竟有了反击的机会。反之，在单个领导的情形下，除了这位领导和那位打小报告的下属（这里假设小报告是编造的），就没人能确定真相了。在这种情形下，遭到诬陷的人将没有反驳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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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尽管作为一个整体的全体选民不大会过多关注政治人竞争对手之间的任何相互指责，但选民中却总有一些个人会去进行必要的调查。出现这种个人调查的可能，将会约束面对集体领导的政治人，而处于单个领导情形下的政治人则不那么受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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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同僚关系中不大容易上升却可能下降的高官，在集体领导下，出现公开保持沉默私下合谋的情况也会比较少。这种类型的行为，只有在单个领导的情形下才有可能发生，因为单个领导是单独一个人，这肯定限制了他的各方面关系。他个人所能见到的所有人，肯定都是处于等级制上层根基稳固的人。相比之下，集体领导，作为一个实体，可能根本没有关系。但是这个集体中的每个成员，都会有个人关系，而这些个人关系加在一起，就会非常庞大。几乎任何一位想升官的人都能吸引到这个集体领导中至少几位成员的关注。如果这位雄心勃勃的新人再有一些必要的才能，就会引起他需要的所有人的关注。他可能随时打破任何资深同僚们想要实行的保持沉默合谋的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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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领导下的同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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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领导的情形，在政治人处理他与同僚间的关系时，会带给他一系列非常不同的问题。我们再来研究一下我们关于政治人世界的示意图。小黑点表明的是其他政治人所处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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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回忆一下，参照政治人的目的总是要使自己在等级制中的位置向上移动，为了能达到这一目的，他开始盘算，至少有几位现在是领导的人会成为他的同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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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这种情形前进，就要得到一位高层领导的青睐。这位胸怀大志的政治人将尽力与高层领导中的一位（要是可能的话，数位）建立联系。但是在多位领导的情形中，这些领导本身是相互竞争的对手，他们还得向更高的领导争宠。在这种竞争中，他们得利用低层人员的服务和忠诚。正如我们先前表明的，这时，政治人就获得了一些选择机会，以确定自己要投靠哪位领导。而且，他还可以在领导之间改换门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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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的分析中已经概括了这种情形中的一些因素，这些因素大都能决定同僚中的关系。对于参照政治人，他的同僚们本身就分为两组，第一组是像他自己一样，与高层领导中的同一位成员结成联盟的那些人；第二组是与多位领导中其他成员结成联盟的那些人。政治人与这两组同僚的关系是不一样的。与第一组同僚，他会加入到他们的共同愿望中，要看到他们都依仗的那个领导肯定能得到提升，并保证把他们一干人马都带起来。在这组同僚中，他要警惕个别成员与他争相向这位领导邀宠，成为他的竞争对手。至于第二组同僚，由于他们支持的是多位领导中的其他成员，政治人将把他们总体上看作是敌人，是阻碍他的圈内人提升的绊脚石。另一方面，他也不必把这个圈外人中的所有成员都看成是他个人的敌人，而且一旦时机投缘，政治人还可以考虑改换门庭，成为这组人中某个圈子内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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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多位领导情形中同僚关系的原则，已经没有多少可再说的了。当然，实际情况总是千变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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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臣与男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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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要对政治人做个总体区分了。在任何一个等级制中，总会有一些个人差不多是完全靠着领导的青睐到达目前的职位，并期盼着继续提升的；也总会有另外一些个人，拥有一些外部的支持资源。外部“资产”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在美国的情况下，政治人有可能自己就很富有，因此他用不着特别依赖他在这个等级制中的工作来养家糊口。此外，这位政治人可能有一些权势关系，使他在与领导打交道的时候可以得到区别对待的好处。还有一种支持资源在于政治人的技术专业知识，这些特殊的知识或技能，至少在他的顶头上司眼中是不可替代的。最后，政治人可能在这个等级制中的低层级成员中已经获得了可靠的人脉关系。与这些外部独立资源略有不同的是，这位政治人可能有个性上的内在强势，使他能不在乎个人成本而采取一种独立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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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指出的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对上级能给他的奖励或施加的处罚都不特别感兴趣或在乎的人，就不会真正依赖于这位上级。我将把这种类型的官员称为“男爵”，采用的是中世纪贵族的称谓，这类官员活像贵族。领导对于等级制中真正“男爵”的态度，经常有些模棱两可。他知道，他不能随意“支使”这些人，而且由于他们地位的优越，他们对他的重要性还要大于他们的同僚。“男爵”也给他们的同僚带来了一个特殊问题：他们不可能轻易地遭人诬陷失去他们的地位，因为他们的地位，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并不是靠领导的个人青睐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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