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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越来越多地用到对中国社会和政治形态的分析中。在这两个概念的许多现代论述者（如哈贝马斯）那里，它们所指的是那种能形成公开辩论，以影响决策的公众社会机制。在中国语境中，我们应当尽可能谨慎地使用这两个概念。基恩建议将“公民社会”在中国语境中用作一种描述“政府和社会日益有所区别”的概念，但不要因此而以为“利益集团对（政府的）文化或传媒决策具有什么真正的影响”。真正的公民社会是不能以偶尔出现的公开批评来衡量的。真正的公民社会表现为“公民们可以运用思想的力量，利用集体的活动，并且归根结底通过投票来影响（政府）决策。而中国并不是这种情况”。28公民社会或公共领域的本质意义在于它们有抵制政府权力的能力。而这一点恰恰在人们过分强调中国市场自由对政治自由影响的时候被忽视掉了：“当‘公民社会’运用到中国的时候，它被用来指经济商机，而不再是抵制政府，甚至与宪政程序、公民理念或者法制都不再有关系。”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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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民社会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中国式事件公众的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事件公众的形成不是一种公民社会的常态，而是偶然发生。这些事件能否成为公众事件，完全是不可预期的，甚至是巧合的发生。这些事件往往决定于一些偶然的因素，对此学者萧功秦写道：“（孙志刚事件）持续地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并形成强大的持续的社会压力，取决于另外一些具体的条件…… 首先《南方都市报》的负责人恰恰有着极大的道义勇气，冒着很大的风险，使这一事件得以公之于众。其次，此事件已经在网络及国际上一些著名大报上持续受到广泛重视与震惊。单谷歌（Google）网上有关此案的网页就有上千篇；从而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压力。此事件已经严重地影响到公众的情绪。第三，孙志刚是武汉某大学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他的同班同学们在网上发出相当强烈的、充满悲愤之情的呼吁……正是这些因素相结合，才使事件的处理得到转机。”30并不是所有类似社会事件都能够成为焦点事件的。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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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事件公众的形成受到严格的限制。尽管如此，事件公众今天能够出现，这标志着公民政治的要求和公民意识已经在成熟。“公众”一词久已有之，但它的含义却只是在今天才正在远离“人民”和“群众”而靠近“国民”和“公民”。事件公众，它所标志的不是所谓全体国民或全体公民的大公众，而只是那些参与事件讨论，关心它，把它当作与己有关的问题的小公众。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正是由许许多多具体的小公众构成的。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中的具体公众不是那些仅仅拥有某国国籍，但不参与或不能参与公共事务的名义国民。他们是那些在具体日常公共事务（也就是问题）上投入关切、贡献意见、有所建言的行为公民。问题是具体的，涉及面有大有小，公众的范围也有大有小。公众永远是复数的小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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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公众和中国政治生态中延续至今的单一的“宏大公众”（“人民”或“革命人民”）具有完全不同的构建机制。人民是被精英“想象”而成的群体，人民继而接受这种自上而下的指挥；小公众是随着共同问题而自我想象而成的群体。人民是单一、统一的，人民存在的群体空间是民族国家；小公众是多元、重叠的，小公众的群体空间是公共领域。人民关心的问题是领导指定的，从大局出发的；小公众关心的问题形成于他们具体的生存需要和正义感。人民的价值观是“上头”规定的，它体现为“上头”指定的表率人物；小公众的价值观来自他们自己开拓的资源，有本土的，也有外来的。人民的参与是有领导、有组织的参与；小公众的参与则是自发的，因事件偶然组合的，它并不总是按设计进行。人民的公共表演在主流传媒上享有优越、方便的舞台；小公众的公共表演则必须在边缘传媒上自搭舞台。人民的表演有精心完成的脚本，从来不会荒腔走调；小公众的表演是即兴的，演到哪里算哪里，在不断的小心试演过程中寻找打“擦边球”的机会，高出错率是它必然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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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的事件公众还让我们看到了公共知识分子在大众传媒时代的新批判角色作用。有人认为，孙志刚事件之所以在报纸上曝光，是市场经济对传媒经营的作用。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单纯市场操作的报纸关心的是利润，并无“良知”可言。舆论受惠于市场的说法忽略了作为知识分子的传媒工作者的作用。传媒和教育从来是知识分子从事的主要职业。报刊和学校是他们表达社会正义感的主要场所。他们关心社会问题，并不总是出自一己的利益，而是为伸张正义而“管闲事”。这种管闲事式的介入，它体现的正是公民参与的精神。传媒的新闻并非由办报人自己撰写，而是由记者撰写。记者往往不是第一个接触、见证到事件的人。总是有一些人先已关心某一件事，引起记者的注意，才使记者有机会报道此事。在这个过程中，对某一个问题的关心先已经形成了某一范围的事件公众，记者是作为这个事件公众的一员来从事他的职业工作的。在事件最终见报的整个过程中，公众本身就是传媒，报纸刊登记者的报道，它起到的其实是传媒的再传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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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经济模式的传媒观会使我们看不清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新闻工作者对公众舆论的特殊作用。事实上，当前中国的传媒已经不能再用任何单一的模式去解释了。当今的中国传媒既不全然是政治权力的喉舌，也不全然代表经济性的“传媒资本利益”。具体的新闻工作者确实会受到政治和经济力量的限制，但是他们所秉承的职业传统和价值却可以使他们成为在传媒中具有自己特征的群体。正如加罕（N. Garnham）所指出的那样，新闻工作者据实报道，反映民意，客观中立，这一传统和价值观来自经典型的批判知识分子。无论这种理念如何遭到扭曲，变得口是心非，但它毕竟对传媒有着至少是道义上的约束，再怎么报道不实的传媒毕竟还没有敢以假话的名义来说假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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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乎传播真实性的读者本身就是一种公众，本身就具有公民舆论的作用。这样的读者公众不断地向传媒提出公正、客观地表达舆论的要求。他们为传媒所设置的标准是和政治或经济规范不同的。至少是为了经济上的生存，传媒也不能完全无视读者公众的要求。因此，加罕的结论是，新闻工作者并不是时时在体现或卫护传媒的利益（为报纸卖得好才写真实报道），他们很在乎自己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能。在这一点上他们同那些当教授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联系比同那些一般的传媒工作者要紧密得多。32从孙志刚事件成为一个公众事件的经过来看，情况正是如此。知识分子（包括记者）近年来对社会正义、民主政治、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现代性认同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都充分反应了他们的公众问题意识。这些问题本身反过来又在知识分子中发挥了形成公众的作用。知识分子不仅直接参与了许多公众事件的讨论，而且还将这些讨论引向对公共政治和社会伦理的普遍思考。具体的公众事件和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思考，这两个都是知识分子公共作用不可或缺的基本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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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增订版） 第十章 公民新闻、公众和公共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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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关于“公民新闻”的讨论已经在中国受到了注意。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公民新闻（civil journalism）又称“公众新闻”（public journalism）。它在中国的介绍带有明显的中国印记，展现的是当今中国媒体“亲民”、“服务百姓”和“说真话”的新面孔。新华网2004年7月一篇题为《〈南京零距离〉对公众话语空间的建构》的文章，把《南京零距离》这个收视率很高的节目直接与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公共新闻”或“公民新闻”理念联系起来。《南京零距离》的新闻走向被归纳为三点：“一、公民的日常生活时事；二、公民的安全信息；三、公民的社会交往公德”。这些走向使得“新闻源的专业化与单一性正逐步被公民化与多元性的方式所取代。人们的视觉注意力聚焦在了身边的微观新闻，以此来展现公民个体特质的辐射性：愤怒、惊异、痛苦、嘲讽、喜悦、幽默、冷漠、羞怯等各种不可名状的市民百态在《南京零距离》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凸现”。文章特别指出，《南京零距离》的公民新闻意义主要体现为自上而下的“公共意识”正在转化为自下而上的“公众话语”。中国现有的公共意识是由政府和主流媒体规定的，普通民众鲜有参与构建的机会，其结果就是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冷漠和不参与。“普通民众在（主流）新闻传播的机制里，常常是被启蒙者。被动的局面使公众已经习惯去倾听，去接受，去思考，而缺少更多的自我话语。（公众）话语在媒体的缺失造成了民众日常生活‘公共意识’‘参与意识’的惰性状态，人们懒于触及各项事务，即使有意，也碍于个人未有正式的公众发言权而被迫放弃。”在这种情况下，《南京零距离》就代表了一种新的新闻取向，它要激发“公众积极借助媒体来争取自我话语发言权的自觉与热情”，从而形成了一种公众话语，“公众话语的实质不仅局限于人们私下小群体日常生活的普通议论，而是个人从正规的渠道自由地向社会大众及政府发散的言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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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零距离》提出“公众新闻”，它所呼唤的是一个在中国既陌生又有吸引力的新闻理念和实践，能不能实现还有待于整体社会民主政治环境的改善。新闻公众和社会公众是密不可分的，这二者所拥有的公民权利和责任是完全一致的。如果新闻只是把有限的“让说话”和“说真话”当作一种可以施于公众，又可以收回的关怀，那么它便不可能回答“什么是公众”这个对民主政治极为关键的问题。而在源自美国民主社会传统的“公众新闻”理论那里，“什么是公众”恰恰是最为重要的根本问题。只有给这个问题一个彻底民主的回答，才能真正理解新闻的公共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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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民新闻”和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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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就是一群聚合在一起讨论新闻的陌生人。”2这是美国公众新闻理论最早提出者，也是它的主要理论家之一卡雷（James Carey）对“什么是公众”问题的回答。在卡雷的回答中，最要紧的是“聚合”和“陌生人”。人们共同关心的时事把素不相识的人们聚拢成为互相可以交流，并可以取得共识的公众。在人们不能公开议论时事，难以了解时事，或者不能公开批评时事的社会里，是不会有真正的公众的。“公民新闻”的核心概念是“公众”。由于“公众”对于公民新闻理念的重要性，公民新闻经常被称作“公众新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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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宪法权利的保障，便没有公民，也没有公众。卡雷强调，美国宪法关于集会、言论和出版（新闻）自由的条款，不是在规定哪些是被允许的行为，而是无条件地肯定公众存在的基本形式，那就是集会、言论和出版。最初由麦迪逊所拟定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表述为the rights of assembling，speaking and writing，用的是动名词形式，杰弗逊在定稿中改为名词形式：assembly，speech and press。卡雷强调，杰弗逊将人的行为改为存在的状态，这极为重要。它所注重的不只是个人的某种行为自由，而更是“保护和强调公众领域的存在本身”。这三种关于存在的自由，它们的顺序也非常重要：“公众有权集会，公开而自由地言论，并通过书写和印刷将他们的言论全部传播于世。因此，第一修正案所列举的不只是个人、社团或国家的权利，而是某一种公众的权利。”4如果要问“公众是什么”？那么第一修正案说的就是公众。公众就是自由地集合在一起，自由地讨论，自由地播散思想的人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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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雷对公众的定义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提出公民新闻或公众新闻的问题意识，那就是，如何使新闻能不断滋养生机勃勃的民主，不只是作为一种政治制度，而更是作为一种普通人自由而有尊严的生活方式。公民新闻理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罗森（J. Rosen）极为赞赏卡雷从第一修正案的公众性来把握新闻的公众性。他还特别强调，不了解美国宪法公众性和新闻公众性的关系，就根本没法理解美国的民主社会理念。民主的理念是一个“交谈者的社会”（society of conversationalists），而新闻的公众作用正在于“放大和改善”交谈者的交谈，“当报纸将其角色限定为仅向交际渠道另一端输送信息时，它就已经放弃了积极推动交谈的作用”。6从这个角度来看，新闻是对民主思想的长期实验。在美国，这个实验涵盖美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方方面面：“美国建国的民主理念、民主理念借以倍增和改进的交际工具、不断竞争和扩大的经济所推动的蓬勃市场、美国政治和党派的各种潮变、公民们不断变化的主张和要求、人们为之投入的自我和才能，所有这一切，从共和国一开始就已经成为新闻实验的对象”。这个实验有两个基本条件，那就是宪法保护和民主公民文化。7这两个条件是相辅相成的，而联系这二者的正是美国两百多年从未中断过的新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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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建国之前有动员民众从英国独立的早期报纸，后来出现了商人和党派报纸，再后来有了宣传废奴的报纸，还有那些一文钱报纸和黄色报纸，乃至20世纪以客观和事实专业精神所指导的报纸，在罗森看来，“它们都是宪法新闻自由条款的实验。它们对之实验的便是那个由宪法所缔造的国家”。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关于新闻自由的规定不仅仅是一项条款，而根本就是一种“活生生的公众文化”。8而活生生的公众文化不是新闻自由条文的结果，而是它得以实践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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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报纸迅速大众化的过程，也是报纸公众性问题越来越显现出来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意义不在它解答了公众问题，而在它不断去实践，去试图解答这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报纸不仅本身是新闻业的实验室，它还同时成为美国民主的实验室。罗森同意杜威对美国民主的基本看法，那就是，实验是美国民主理念的核心。杜威在美国民主因其不完善而饱受攻击和怀疑时，能够保持信心，坚信实验的必要是一个根本原因。就在美国人民将自由的理念和联邦的设计付诸实践时，杜威写道：“我们在世界的一边建立起一座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中，伟大的社会实验将会使全世界受益。”杜威还说：“无论（美国民主）问题有多么严重，实验还在进行。美国还没有建成，对美国民主还没有到盖棺论定的时候。”同样，罗森强调，美国宪法所规定的新闻自由，它本身就是一种实验，“新闻本身就可以说是民主实验室的一部分”。不同的观念、不同的报纸在这个实验室中互不排斥地共存同在，它们都享有自由新闻，这就证明了一个多元国家可以就公共事务与它自己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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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公众性问题于20世纪90年代初成为美国传媒批评关注的问题，大致有三个原因。第一，1988年美国大选中美国媒体的表现十分令人失望。第二，1989年东欧剧变中传媒的民主作用促使美国传媒批评重新审视大众传媒、公众性和民主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第三，教授知识分子和新闻工作者知识分子在传播批评上再度汇合。教授知识分子对欧洲公众理论的介绍和讨论（如哈贝马斯的交际话语理论）和记者知识分子对传媒内部的实践批判，这二者产生了历史性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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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1988年民主党候选人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和共和党候选人布什（George Bush）之间的竞选，被认为是现代美国人记忆中最差的竞选之一。9这场竞选成为一场没有实质内容的作秀比赛。布什攻击杜卡克斯纵容焚烧国旗和允许强奸犯休假离狱。杜卡基斯则爬上一辆M-1坦克，以示其军事领导气概。《华盛顿邮报》社论批评这次竞选“不仅令国人失望，而且令全国际社会见笑”，并称“二位竞选人之间的竞争极令人厌烦，鸡毛蒜皮，无的放矢，就像两个比赛叫人头疼的孩子”。10总统竞选是通过媒体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对竞选的批评事实上也就包含了对传媒在竞选报道中角色的批评。政治人物利用现代媒体大肆空洞作秀，媒体则每每将国家领导人的消息放在头条，看似“客观”报道重大新闻，其实加剧了“公众对政治的失望和（公众的）政治玩世不恭”。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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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1989年在前苏联、东欧和中国发生的一些世界性政治事件对90年代美国新闻造成了震撼。罗森就此写道：“柏林墙倒塌、东欧回归民主……其他社会从美国历史汲取灵感，这使得美国的观察者们看到了一个令人痛苦的讽刺：就在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声势日隆时，民主却在美国陷入了困境。”12人们普遍觉得传媒并没有对民主起到真正的帮助作用。在寻求原因时，人们的目光往往落在传媒商品化、民众阅读习惯的退化、电视成为主要传媒、记者目光狭隘和素质不佳等问题上。人们开始认识到，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因为忽视了新闻的公众性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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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90年代学院教授们讨论“公众”和“公共领域”，这对新闻批评具有十分及时的意义。1989年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结构转型》一书英译本出版，是启蒙主义传统和西方公民民主思想的延续，不是一个突发的孤立现象。罗森指出：“通过有新闻出版所协助的理性讨论和公开交换意见，公民们决定与自己有关事务的发展走向，这就是‘公共舆论’所包含的政治观，这也是自18世纪中叶以来就被（启蒙主义传统）所接受的政治观。”13哈贝马斯源自启蒙传统的公众领域思想，在美国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学界对此的意见并不一致。有的人把哈贝马斯的“公众领域”当作一种危险的神话，抨击它的资产阶级局限性，指责他把历史中的冲突和斗争美化为公民式的讨论。还有的人认为，“公众领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即使它不见得充分描述当代社会，但它为公民民主理想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标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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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所进行的公共领域讨论，是建立在美国人对“公众”的理解上的。在欧洲近代政治历史背景中产生的公众问题与在美国民主传统中的公众问题有很大的不同。最重要的区别就是，欧洲有法西斯政治的经验而美国没有。在欧洲，尤其是哈贝马斯的法兰克福批判传统中，与民主社会“公众”相区分的是“群众”，即那种千人一面、在政治浪潮中被权力寡头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极具破坏力的非理性“革命人民”。在美国，与民主社会的“公众”相区分的是商品化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众”，即那种完全由所谓“私人利益”所支配的经济型的“消费者”或“纳税人”。即使在西方世界，哈贝马斯的公众理论在进入美国的时候，也必然要经过一个跨政治语境的转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新闻理论家加强和突出的是公众与民主政治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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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与民主政治的密切关系是公民新闻和公众新闻的核心。罗森强调：“公众应当与政治相联系，首先是经由选举，但也经由（普通人）发表意见，参与游戏，成为表演者和讨论人。”15公众的新闻自然“也不可避免地‘涉入’政治生活”。16怎么来看待公众新闻的涉入政治生活呢？这要看新闻业者如何想象公众。他们一般是通过公民缺乏什么来想象公众的，例如，普通公民对复杂的公众事务缺乏信息，因此无法充分了解，无法作出合理的判断。又例如，公众对官员缺乏监督和制衡的办法，乃至官员为所欲为，权势无边。公众新闻以自己能为缺乏什么的公众提供什么来设想自己的公众责任，那就是信息公开和揭露专权腐败。这两项公众任务也就是梁启超早就说过的报业两大任务：“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对政府而为其监督”。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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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导国民和监督政府，这两大责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不自由的新闻环境中，新闻为政治权力服务，它虽提供信息，但信息未必可信，它虽有时披露一些丑行，但未必就能制衡专制权力。即使在自由的新闻环境中，只强调“知情”和“监督”（即“解释性”和“揭露性”）的新闻观也并不能在根本意义上体现公众性。18知情和监督只是公众参与的基本条件，但并非就是公众参与。这就好比“社会宽容”还不等于有了好社会。宽容只是不同意见相互交锋，以逐渐达成“好社会”共识的条件，但宽容并不等于就是“好社会”理念本身。同样，新闻的知情和监督作用都只是为实现公众新闻的基本任务服务，不能代替公众新闻本身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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