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336568e+09

1703365680 那么公众新闻本身的任务是什么呢？罗森的回答是，公众新闻的关键在于帮助“人们介入自己社群的事务，帮助他们有兴趣参与政治讨论，不做旁观者，做积极（参与）的公民”。19公众新闻所指的公众，不只是信息市场的消费者，也不只是社会事件的旁观者，更不只是民意调查的随机抽样者。只有当人们从个人的、相互隔离的事务转向公共事务时，只有当人们互相对话和讨论时，他们才进入公共领域。这种转折是否真的会发生，现在还不知道。在自由的社会里，人们有不理会公共事务的自由。他们也很可能会疏远讨论和辩论。因此，新闻在努力实现公众性的时候，不只是要面对现有的公众，而且更是要造就未来的公众。

1703365681

1703365682 公众新闻是一种理想，对于它是否有可能实现，有不少人抱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罗森以《纽约时报》前记者拉斯基（Susan Rasky）为例，讨论了其中有代表性的反对意见。反对意见一般持现实主义公众观，即公众既无时间也无知识、无能力、无兴趣去参与公共事务。20罗森认为，现实主义公众观有可取的一面，那就是它警惕将公众浪漫化、理想化。将公众浪漫化是一种民粹思想，从革命反智主义的英雄到“常识万能”论，民粹思想在各种左派思潮中极为流行。但现实主义公众观也有不可取的一面，它代表一种自由主义精英治国论，总是以公众“缺乏”什么素质来构想公众。在精英新闻观看来，公众所缺乏的正是新闻工作者所享有的，那就是知识、见解和关注。当然，这种精英思想是自由主义而不是威权主义性质的，它的基本要义是民智虽愚闭，但终归可以开启。

1703365683

1703365684 面对公众现实主义的质疑，罗森列举了公众新闻的可行做法。例如，现实主义者认为，有什么样的公众水准，就有什么样的新闻方式，超出公众水准的报纸再好，卖不出去也是白搭。罗森认为，不妨先以公众水准为政治报道的出发点（如揭露腐败和社会黑暗），渐渐在此基础上深入报道并分析反应（如一般公众期待“清官”甚于体制改革的心态）。又例如，现实主义者指出，专家意见对公众认识复杂问题和决断确实有所引导。罗森认为，专家的引导作用是“帮助”而不是“代办”。报纸所提供的专家意见再好，除非它能引起公众的兴趣，也不会真正发挥社会作用。再例如，现实主义的新闻报道往往把政治选择的空间描绘为一个战场（不同利益集团的争夺、阶级斗争、种族冲突等）。罗森认为，新闻报道应更具社会想象力，在表面的冲突下找到深层的价值共识，这才是新闻和政治的不同之处。由于压迫性的政治总是以强调斗争和冲突为借口，所以强调普遍公众性，可以成为对压迫性政治的一种反抗。21

1703365685

1703365686 二、民主政治和公众：李普曼和杜威之争

1703365687

1703365688 19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初，美国报纸的两次大众化高潮都提出了报纸公众性问题。这说明报纸读者越多，并不等于它越有公众性。报纸的大众性，显然并不等于报纸的公众性。如果“公众”不等于“大众”，那么什么是公众呢？这是20世纪20年代李普曼和杜威争论的焦点。像卡雷和罗森这样的公民新闻理论家都非常重视美国历史上的这一场李、杜之争。公民新闻理论本身就是美国延续了两百多年的民主传统和对这一传统的不断反思，不断更新的一个部分。可以说，没有美国的民主传统，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美国公众新闻理论，“一个成功的思想与其说是问题的解决，不如说是一个工作计划”。22整个美国报业史都贯穿着公众性问题。由于美国报业在过去两百多年间始终处于宪法对新闻自由的保护下，它的种种变化也都在体现一个持续的实验性工作计划。这一点对于我们在中国理解美国公民新闻理论是很重要的。

1703365689

1703365690 李普曼是美国著名的新闻工作者、社会哲学家和《新共和》杂志的创始人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民众受战争宣传的影响，表现出强烈的狭隘民族国家情绪。这使得李普曼这一代的自由主义者对公众极为失望。战争是最容易鼓动民众集体爱国狂热的，这也往往是民众情绪和舆论最容易被政治宣传操纵的时候。美国虽然没有像欧洲一些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地区那样经历过民众狂热投入法西斯或其他专制政治运动的事情，但是战争宣传极易在民众中获得影响力。这个事实让李普曼再不能相信“民众永远正确”的神话。

1703365691

1703365692 李普曼于1922年发表了《公众舆论》一书，强调“公众舆论”的脆弱、摇摆和不可信任。李普曼指出，现代社会的复杂和规模使得一般人难以对它有清楚的把握。现代人一般从事某种单一的工作，整天忙于生计，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深度关切他们的生活世界。他们很少认真涉入公众事务讨论。他们遇事往往凭印象、凭成见、凭常识来形成意见。政治人物对此十分清楚，他们嘴上说尊重民众和民意，其实往往并不把真情告诉民众。正因如此，政府可以操纵舆论，甚至还可以制造舆论。在这种情况下，李普曼认为，新闻有责任将较为真实的世界情况昭告于民众。但这又决非易事。传媒早已成为一种商业运作，读者就是顾客，新闻不过是顺从顾客的意愿，需要什么供应什么。就算新闻说的全是实话，新闻也不等于“事实”本身。再真实的报道也只能在事情发生时报道它所爆发出来的那一刻，至于这事情复杂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那根本不是报纸所能深入广泛涉及的。

1703365693

1703365694 1925年李普曼出版了《幻象公众》一书，把“公众”直接指称为一种幻觉。他指出，天真的民主主义者们自己长期头脑糊涂，才会自欺欺人地编造出公众和公众舆论的神话。他认为，公众舆论“本身就是一种非理性力量”。公众舆论在过问政治时，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要么愚昧，要么专断，总是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在李普曼看来，普通公民在民主制度中的作用实在有限，无非是在选举时作出是否裁决（“请饭桶滚蛋”），在变革潮流来到时推波助澜而已。李普曼认为，公众事务不得不靠“内行”来管，社会的希望全在于彻底掌握情况的专家人士。只有专家们才能为国家领导人的决策提供越来越好的咨询。23

1703365695

1703365696 李普曼的话今天听起来也许十分耳熟，因为当今世界也正在经历某种从意识形态官僚体制向技术官僚体制的转变。但是李普曼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信奉的是精英民主主义，不是政治威权主义。李普曼所说的“幻象公众”和“臣民群众”不是一回事。幻象公众不是不配享有集会、言论和出版等基本自由，只是因为平庸的公民素质、顽固的人性现实、捉摸不透的现实生活和机关重重的政治操控，公众才无法成为理想的民主公民。“群众”则不同，他们连幻象公众都不是，他们甚至不能对需要滚蛋的饭桶作定期的裁决。在李普曼心目中的精英是有识有见、为全社会谋福祉的优秀人物。李普曼所说的精英，他们的代表地位至少必须在公民选举程序中得到认可。他们至少不能向民众专断地宣称“我说代表你，我就代表你”，或者“只要我不同意，谁也休想代表你”。

1703365697

1703365698 即使李普曼的精英民主论是出于对民主现实失望，而不是反对，在杜威看来，这也无异于是在起诉当代民主。杜威在《公众及其问题》中对此予以反驳。杜威认为，民主不只是政府的运作和决策，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民主是按照某些基本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这些原则包括人人可以对社会有所贡献，人人都有理性决定的能力，只要学会了学习和讨论的方法，人人都能够弄清复杂的情况。杜威反复强调，无论民主的现实多么不尽如人意，民主是可以改进的，而改进民主的根本前提就是对普通人的能力保持信心。杜威反对公众只是幻象的说法。他指出，公众是实实在在的人群，公众不等于民众，公众是那些拥有共同问题并共同需要解决这些问题的民众。当民众在一起讨论这些共同问题并将之合理解决的时候，他们便成了公众。公众舆论总是与民众看到问题、讨论问题、努力解决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杜威承认，民主和公众舆论还不完善，但这是因为这二者都还处在“初期”的阶段，并不是因为公众必然无能，民主必须精英的缘故。24

1703365699

1703365700 杜威民主思想中包含着一种不悲观，但又很现实的公众观。悲观的公众观和消极民主观本来就是同一观点的两个方面。杜威所持的是一种远比李普曼积极的民主观，他的公众观当然也就根本不同。杜威基本上同意李普曼对当时美国民主现状的看法，他和李普曼的分歧不在于他认为美国民主已经很好，而在于他坚持美国民主可以更好。杜威认为，其实李普曼也是一个民主理想主义者，只不过是一个失望了的民主理想主义者罢了。杜威要说的是，即使公众的情况不尽如人意，但他们却远不是无可救药的。事实上，公众还是在起着民主作用。说公众起作用，其实是说，愿望和目标一致的人们会相互联系，直接接触后就形成某个范围的公众，他们的共同要求或行为会对其他具体的公众有所影响，其他的公众又会对再其他的公众有此影响，以此类推。当这种相互影响的负面效果大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产生采取共同行动的要求，也往往会发生共同的行动。伴随着这种相互影响的复数公众观的，便是杜威的实用主义的民主政府观。杜威认为，政府的职能无非就是在人们的公共行为对别人造成不良影响，并显然有负作用时加以干涉，或者采取措施，在事先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国家不是圣主再生，不可能包办一切，不能成为一部为公众提供完美服务的机器。公众只要能共同积极参与，就能管好他们自己的事务。公众的不参与常常不是因为无兴趣或无能力，而是因为在专制的或精英统治的政治制度下养成了冷漠和懒惰的习惯。25

1703365701

1703365702 李普曼和杜威关于现代民主政治和公众的争论成为政治现实主义和民主理想主义分歧的经典史例。在谈到这一争论对90年代美国新闻批评的意义时，罗森写道：“我开始接触到（李杜）争论时就强烈地意识到它与新闻的关系”，也强烈地意识到它对公众新闻提出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如新闻业者对公民可以有哪些了解和期待？公民的作用是否仅在选举时决定谁能选上？是否还有更充分、更丰富的公众参与？造就了解情况、积极参与的公众，是否只能是幻想？如果新闻业要对民主尽责，它应当把注意力放在政府及其决策上（李普曼所建议），还是强调形成让民众变为公众的公民氛围？近来人们对“公共领域”的兴趣说明了什么？新闻业者是“公共领域”的一颗螺丝钉，还是可以帮助它加强完善？26罗森认为，这些都是关于公众新闻的关键问题，但是新闻工作者却并没有讨论这些问题的习惯，这些问题在学院知识分子中得到了较多的讨论。所以，罗森建议在讨论公众新闻问题时，要“吸收哈贝马斯、杜威和其他思想家的思想”。27

1703365703

1703365704 在这些“其他的思想家”里面，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C. W. Mills）。米尔斯很重视公众冷漠和政治屈从之间的联系。在提出这个问题时，米尔斯还进一步追问，一旦公众陷入冷漠和懒惰，知识分子该怎么办。米尔斯指出，当人们不能运用政治体制，不能用非正统思想和生活方式来形成并实现自己的愿望时，他们便是生活在政治屈从（压迫）之下。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权力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们作为真正公众的四个基本条件必然会受到破坏，公众也就必然会衰微不振。公众存在的四个条件是：一、拥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而不只是单向地从媒体接受来自上头的旨意；二、及时地、公开地对他人的意见陈述作出回应；三、通过公开的讨论进行有意义的公众行为；四、运用大型公众组织来保护自己。28

1703365705

1703365706 在公众当中，讨论是交际的主要方式，传媒所起的作用是联系各种不同的基本公众群。一旦复数的公众退化为群众社会，具体的人也就成为群众的一分子，而不再是公众的一成员。米尔斯特别强调社会中层团体对于形成和维持基本公众的作用：“中层团体是公众与（上层）决策的主要联系渠道……只有通过中层团体，公民才能发挥他的作用。”29处于国家权力和个人之间的中层公众团体一旦被废弃或禁止，社会就成为由尊贵专权的上层、死气沉沉的官僚中层和麻木不仁的群众下层构成的三层结合。在这种情况下，传媒不再“扩大和激励基本公众的讨论”，“传媒把（人民）变成了群众社会中的传媒市场”。30不仅如此，就连教育制度也会变成群众传媒，由公民学堂沦为职业训练所。学校所教的是“‘适应生活’，提倡的是快乐地接受群众生活方式，而不再是为个人或公民超越自己而不断奋斗”。31

1703365707

1703365708 面对这种情况，米尔斯认为，知识分子在公众社会中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贡献批判性的知识。他指出，现代生活，尤其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因缺乏这种批判性而变得缺乏道德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知识（knowledge）越多，批判智能（critical intelligence）则往往越低。米尔斯坚持认为，这是一种应当扭转、也必须扭转的情况，“只有当公众和领导人（对问题）既敏感又负责的时候，（社会）才会民主。只有当知识和公众发生关联，才有民主的可能”。32米尔斯不只呼吁知识分子面对公众问题，他的社会学本身就是一种与公众相联系的批判性知识。霍维兹（Irving Louis Horowitz）写道：“米尔斯呼唤的‘经典传统’是理性和启蒙的传统。在这个传统中，人的思想是自主的，独立于权力控制的，但却同时又和社会发展保持着道德联系。”霍维兹称米尔斯为“美国所产生的最伟大的社会学家”，米尔斯的著作贯穿着一道主线，那就是“把讲究道德价值的社会科学付诸实践”。33米尔斯反复强调，放弃了价值讨论和价值坚持，就根本不可能有批判知识分子：“形成任何社会问题都需要我们陈述其中涉及的价值，涉及这些价值现今遭受何种威胁。只有当宝贵的价值，如自由和理性，受到威胁时，一切重大的社会问题，一切公众议题和个人烦恼才会获得实质的道德内容。”34

1703365709

1703365710 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坚持价值理念就是把社会正义摆在比纯粹“专业性”更重要的位置。甚至可以说，议论社会正义才是新闻记者的专业职能。正如罗森所说，新闻工作者首先不只是一个职业化人士，而且是一个负责任的、积极参与民主群体建设的公民，“公众新闻使得新闻业者成为在政治共同体中负责任，并与之利益与共的一员”。35公众新闻业者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公众生活积极运作”。为此目的，公共新闻业者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所谓绝对“中立”、“客观”立场。他们甚至“必须在有的问题上放弃中立”，必须对这些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并将之公之于读者公众。在报道不同政党、利益集团或团体的要求和议题时，新闻当然要禀持公正、客观报道的立场。但是，报纸禀持这样的公正、客观、中立原则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一个基本民主的制度确实允许不同的社会成员和组织参与公共事务，参与者确实在非压制性社会和政治共同体中进行讨论和辩论，“如果该有对话的地方是一片沉寂，如果公共生活一片死气沉沉，那么报纸的中立也就成为一种全无意义的装腔作势”。在一般人不愿讨论的时候呼吁讨论，在他们不能参与的时候要求参与，在他们不能尽公民之职时提倡公民之职，这些是报纸应当坚持的公众职责，这个职责与报纸应当禀持的中立、公正立场一点也不矛盾。36放弃了这一公众立场，报纸的中立也就成了一种逃避，这就像放弃了社会价值关怀的职业化纯学术一样。强调社会介入，关心社会正义，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特征。在这一点上，教授和记者“应当成为伙伴，因为无论是教授还是记者都无法凭单一的力量将（学术或新闻）事实变成公共真实”。记者只有公共知识分子化，才有可能真正成为“社会情况的早期预警系统”。37

1703365711

1703365712 三、公众事务的知识化：记者、教授和公共政治

1703365713

1703365714 从新闻传媒、公众和民主政治这三者的关系来重视“公共领域”，就必然会涉及知识分子在当今社会民主政治中的作用问题。知识分子和特殊公共领域（常被称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之间有密切关系。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既是知识分子的创造，也是他们活动的主要场所。将公共领域普遍民主化也就是使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都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维护公共领域的理念也就是保护运用批评话语的领域不受侵犯，只要这种批评话语行之有效，社会整体受治于理性也就有了保障”。38肯定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不是肯定其特殊小范围的参与，而是肯定其参与的基本原则，即理性、平等、对话和协商。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普遍化，加以扩大，这是“与扩展民主政治相一致的”。39

1703365715

1703365716 在普遍公共领域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中，知识分子接触公众的方式是不同的。在后一种公共领域中，他可以参加会议、上咖啡馆，通过同人刊物、专门学术杂志，接触一些范围有限、成员特殊的公众。但在前一种公共领域中，他必须通过大众传媒（一般的报刊、书籍、影视、广播等）才有可能接触普遍性的公众。知识分子越接触广大公众，就越具公共性。对于公共知识分子来说，如何接触大众传媒，与它保持什么样的关系，如何运用它，这些都是很基本、很现实的问题。公共知识分子对言论自由的要求特别强烈，不只是要求专门刊物上言论无禁区，而且还要求更多地介入传媒。政治意识形态控制和商业利益支配是限制知识分子介入传媒的两个主要力量。

1703365717

1703365718 知识分子靠拢大众传媒，运用大众传媒，并不是没有问题的。知识分子和传媒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天生的爱恨情结。知识分子首先是凭借印刷书写的发展来获得社会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是读书人、著书人，与书籍的共同关系形成了知识分子的共同身份。一直到今天，文字仍然是知识分子影响社会的主要传媒手段。传媒手段的多样化、专门化和知识分子分工的日益专业精细造成了知识分子公共领域的分裂。作为工业化、商业化从业人员的大众传媒工作者与传统知识分子（往往从事教育和专门文化工作）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

1703365719

1703365720 知识分子内部在如何对待传媒文化的问题上一直就有争论，其中大致有两种基本观点。第一种观点是，知识分子必须与传媒保持批判距离。这一观点以米尔斯最具代表性。他认为，现代传媒剥夺了传统知识分子“有效交际的手段”，造成了严重的文化和政治后果：“独立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是少数仅存的有能力抵制和打击现成旧框框的人。旧框框使活的东西变成死的东西。新的见解如今需要有揭露和打破陈规陋见的能力，现代传媒正在把我们淹毙于理念和知识陈规陋见之中”。40米尔斯痛恨现代传媒传播陈规陋见，萨义德更是由此得出了必须对之进行知识分子干预的结论。在萨义德看来，这种干预就是“去干扰权力利用越来越强大的大众传媒所散布的国家形象、官方论调和托词借口。……干扰的办法就是米尔斯所说的揭露和尽知识分子自己的力量，提供说真话的另类说法”。41这种干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己上媒体说真话，二是批判现有媒体，使它从不在乎说假话转变为坚持说真话。

1703365721

1703365722 知识分子对传媒的另一种看法是，媒体工作者中的一部分人，尤其是记者，本身就是知识分子的一脉，记者本身就可以是批判型的知识分子。加汉（Nicholas Garnham）就此写道：“特别在与政治的关系上，（记者）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合法性来自批判知识分子的传统，（记者的作用）取决于批判知识分子在公众领域中的角色。这一角色的光荣来自自由媒体的形象，来自作为人民论坛和政治权力监督的新闻事业。”42即使是再专制的政府，再贪婪的传媒资本家，他们在操纵和运用传媒时至少也得用民意或公众喜好作为幌子。无论这种“公众意识”多么虚伪、多么口是心非，它毕竟还是在限制政治或经济势力的为所欲为。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政治和经济性的传媒对记者如何按自己的利益标准仔细筛选，这都改变不了许多记者只是“打工者”的身份。记者虽在传媒中讨生活，但会有自己独立的政治和社会利益意识，不会自动地成为传媒机器的螺丝钉。恰恰相反，记者在职业意识中往往会认同批判知识分子。

1703365723

1703365724 新闻和学校历来是公共知识分子最活跃的两个领域。这两个领域为许多公共知识分子提供了与他们专业有关的工作机会，也为他们提供了接触公众（读者或学生）的机会。公共知识分子以前可以主导教育和新闻，因为他们往往就是办学校、办报纸的人。今天，现代新闻和学校体制复杂化和经济集团化了，公共知识分子虽然依然生存在这两个体制中，但已不能再主导它们。在不同国家里，知识分子在这两个体制中的作用因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在一些国家中，由于新闻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姑且称他们为“记者”和“教授”）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关系密切程度不同，他们已经很少被看作是属于同一群类的知识分子了。如果说这些国家今天还有公共知识分子的话，人们都会说，他们是教授而不是记者（当然，这种情况也在发生不尽如人意的变化）。记者中当然也有公共知识分子，但他们的社会名声一般在教授型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下。

1703365725

1703365726 记者和教授在公众领域中走到一起，并不是一件理所当然、自然而然的事。即使在自由民主社会里，批判知识分子传统没有受到政治外力强烈破坏，记者和教授间的距离也因为大众传媒和学校这两个体制的各自特点而相当明显。关心知识分子公共性的人对教授和记者间的距离不断表示担忧，并希望能拉近这二者的关系。早在十年前，美国的学界就有人发出了记者和教授再结公共知识分子联盟的呼声。罗森1994年在《大众传播批判研究》杂志上发表的《让事情更公众：论传媒知识分子的公共责任》一文，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1703365727

1703365728 罗森强调，作为公众生活中的两大力量，记者和教授可以也应该汇合到一起，重新做一件杜威一直希望公共知识分子能做的事，那就是“社会事务的知识化”。罗森写道：“教授们和记者们的合作，是因为单凭各自群体都无法将显见的事实转变为公众真相。当学者（教授）对……人民说话时，他们变成了沃尔泽所说的‘有联系的批评者。’在教授和记者协调彼此关系时，教授必须走出自己的专业，找到一种能与记者和编辑分有的共同语言，而记者和编辑则又必须找到一种能与读者共有的语言。在这样的过程中，不同群体的人们通过公众对话彼此找到了对方，公众性才能成为政治生活的根本原则。”43

1703365729

[ 上一页 ] [ :1.7033656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