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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特定时期的民族主义都会既包括对当时民族国家外部关系的判断，也包括对当时民族国家内部状况的评估。讨论特定时刻民族主义不可不兼顾这两个方面。20世纪90年代的大众民族主义强调民众基础及其作为体制外现成的公民领域和民主政治空间的价值。这种体制外的群众民主诉求形成了大众民族主义特有的民粹政治色彩。和国家中心民族主义理论不同，大众民族主义理论强调民族意识的以人民而非国家为依归，强调民族主义动员民众参与的政治意义和合法性。国家和大众这两种民族主义对当前中国的国情分析有明显差异，国家民族主义强调革命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延续性，而大众民族主义则强调新兴的市场经济和大众文化已经使得原先的革命意识形态丧失了控制能力，也使得原先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变化。正是由于这个变化，在中国已经前所未有地形成了可以由民众自由参与的“人民政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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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众民族主义的乐观想象中，个人消费欲念使普通人获得了自由的个体意志，传媒文化成为民众集会的公共空间，文化消费代替了游行示威式的公众展示，而电视屏幕则自动把观众团结为公民社会的公众。在这个自由的公众空间中，购买一本“说不”类的畅销书就等于参与了一次自由的公民讨论，经历一场体育赛事的集体亢奋就等于参与了一次民众的共同表决。公民权利和义务界定不明的大众文化消费者，便是这样实现了“平等、民主、个体主义和社群的新观念”。24民粹主义本来是一种“政治涂料”，它可以涂在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上。这一次，它居然要被涂在大众文化民主这种非体制政治之上。于是便有了这种制度外的、与公民权利不着边的“民主”政治。它起到的恰恰可能是削弱和取消宪政法治、体制性公民政治和公民国家的作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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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和公民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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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宪政法治、体制性公民政治、公民国家理念出发的民族群体思考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众民族主义有不少批评，这样的批评往往被不恰当地定位为“非民族主义”或者“反民族主义”的立场。这种定位往往以单纯的“反自由主义”为依据，更是在理论上不能成立。正如以色列政治学者塔米尔（Yael Tamir）在《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一书中指出的那样，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并非天生就是对立的；相反，它们之间有着许多一致的内在联系。1989年以后，世界冷战对立格局瓦解，民族主义取代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地位，成为当今世界的主要意识形态。但强烈的民族自主和自治意识却并不总是给民族国家带来民主和自由的社会价值与政治秩序。相反，种族、宗教激进主义和政治威权主义的民族主义以其极端的排外性和仇恨与歧视，日益成为当今世界冲突的祸源和不稳定因素。正当这些情况引起人们对民族主义忧思的时候，却也出现了一系列从自由主义角度来探索民族主义积极道德价值的学术著作。这些著作包括金利卡（Will Kymlicka）的《自由主义、社群和文化》（1989）、塔米尔的《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1993）、米勒（David Miller）的《论民族性》（1997）、麦克金姆（Robert McKim）和麦克马汉（Jeff McMahan）合编的《民族主义的道德性》（1997）一书中的一些文章，以及哲学杂志《一元论者》（ The Monist）1999年7月号的专题讨论文章。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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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米尔指出，民族主义的一些理念本来就包含在自由主义的社会和政治实践之中。彰显这些理念可以使自由主义更易被广为接受。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都通常夸大他们各自立场间的普遍论和特殊论的差别。其实这一界限根本站不住脚，大可不必坚持。自由主义理念并不像它自以为的那样基于普遍原则。否则，为什么自由民主国家中的公民身份要取决于出生权利和亲属关系，而非个人的国籍选择？为什么自由主义者认为，每个人不应在政治上效忠于世界上某个最公正的国家政府，而只应效忠于他自己的政府（只要这个政府行事公正）？为什么自由民主国家的福利只限于本国公民，而不旁涉他人？自由主义的理念行为其实早就包含了民族主义的某些价值，只是自己不清楚了解罢了，“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在孕育民族理想的同时，也珍视那些衡量民族理想的其他人道价值。这个过程的结果便是重新厘清具有正当性的民族理想和追求这些理想的（正当）手段”。塔米尔因此断言，如今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其实早已是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了。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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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自由主义者其实也早已是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者了。对他们来说，政治自由主义的思考和批判，它本身就表现了对民族国家发展的关切。自由主义思考者认同民族国家群体，尽管他们也许并不认同这个群体所处的政治、社会现状。把自由主义的民族思考和批判也纳入20世纪90年代的民族主义话语，并不是一种“泛民族主义”的看法，因为谁都不能说越狭隘、越极端、越封闭的民族主义，就是越纯粹、越具代表性、越正确的民族主义。即使民粹民族主义话语也会在不同程度上提出公民自由、民主政治合法性、平等、独立、自尊自强等自由主义的要求。当然，关切政治自由的民族主义在强调这些原则时要明确得多。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粹民族主义都试图在民族国家之外设想一种与专制国家不同的体制。对民粹民族主义者来说，这个体制是大众国家；对自由民主民族主义者来说，这个体制则是公民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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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存在“超民族（亦即超‘文明’）的普世价值”，这些价值包括个人的自由、平等和尊严以及公共政治的公开民主程序、公民权利和参与等。27普世价值指的是“把个人整合为社会的规则”，如“对个人选择的尊重程度、对个人权利的保障程度，对个性自由的容纳程度以及因此达到的全体社会成员享有的总效用”。28自由主义者一般认为，由于普世价值的存在，民族国家的制度之间是有优劣差别的。例如，秦晖把民族主义严格地限定为两种认同：一种是“文化认同”或“纯粹符号审美的认同”，这种认同只具情感价值，与政治制度无关。另一种是“国家利益认同”，国家利益的评议主体必须是公民而不是少数掌权者。秦晖强调，只有后一种认同才构成“合理民族主义”的核心。合理的民族主义反对“以民族主义的口实来压制公民权利”。29民族主义关系到每一个具体公民的利益，“民族主义所要捍卫的民族利益只能是民族中每个成员个人利益的整合，因而民族利益的体现者只能通过自由公民意志的契约整合程序（即民主程序）产生。任何人不能超越这一程序而自称为民族利益体现者并要求别人为他所宣称的‘民族利益’作出牺牲。换句话说，合理民族主义是以民主主义为前提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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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思考特别重视民族主义的政治性和成为专制统治意识形态工具的危险。徐迅指出，民族主义是一种历史运动的形式，本身不涉及价值判断，但民族主义政治却进入了价值、道德、伦理的范畴，意识形态包括了社会观、历史观、社会动员方式、政治目的、组织形态等。要判断一个民族主义的性质及其和政治的关系，只能根据它的意识形态和其所诉求的政治权力。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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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中，民族主义可以支持“以理性为基础的个人自由”和由此构建的群体生活方式和秩序。但在专制国家中，民族主义则可以用来“鼓吹种族主义、军国主义和国家主义，强调领袖的绝对权威，实行专制的独裁恐怖统治”。32以国家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具有暴力倾向，因为“民族国家已经是最高的暴力机器……制约民族主义暴力的力量不可能从孕育暴力的民族主义本身去寻找，这个力量只能是超越民族的，即道德的力量”。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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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不是反对民族主义，而是反对以民族主义之名施行国家暴力。自由主义者与民族主义并不天然抵触，因为每个人都有浓淡程度不同的民族情怀，都带有一定民族文化传统的烙印。在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国家，民族主义不是有与无的问题，而是一个多与少的问题。换句话说，在中国，民族主义的出路不是要不要民族主义的问题，而是要多少民族主义和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的问题。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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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思考还强调在当今中国重新构建民族主义的需要。许纪霖指出，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三波民族主义都是以“反西方”为特征。90年代初的第一波以何新为代表，1994年以后的第二波以后殖民批评，甘阳、崔之元的制度创新说和盛洪的文明比较论为代表，90年代末的第三波则以《中国可以说“不”》为代表。反西方的情绪煽动看似推动了民族热情，其实于构建中国民族主义无益。许纪霖认为，构建民族主义应从它与政治、社会生活有关的“实质性内容”入手。当今的民族主义应当“不仅仅是一种种族的、文化的认同，更重要的在于民族国家的认同，而民族国家不是一种形式的、主权的和法律意义上的抽象，而是关于共同体生存方式、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的实质性的内容。这就是说，现代的民族主义认同，不是无原则、无内容的，不仅是对民族国家的外壳认同，而且也是对其内在的价值体系和政治体制的认同。而且，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性认同，而是一个有待创造的构建性过程。中国民族主义的实质性内涵依然处于探索之中”。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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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探讨中国民族主义的实质性内涵，这本身就是一个民族国家群体共建的过程。因此，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思考还必然包括强调公民政治在民族国家群体中的作用。民族不能自动代表整个社会的和谐，也不能代表整个社会利益。在民族成员之间，实际上也是社会成员之间，不存在自然的利益和谐。由于种族、社会地位、个体经历、文化传统的差异，关于自由、公义、社会、秩序、欲望、个体的信念和经验观察等是高度分歧的。“民族”要能整合这些差异，靠的不是“民族共性”，而是公民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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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政治提出的“正义、平等、自由等问题，超出了民族的范畴”，具有超民族的意义。36同样是这些价值问题，决定了在国际上享有主权国家的国内政治合法性。对于公民来说，认同一个民族国家群体不只因为不得不如此，而是因为值得如此。37这种认同包含了强烈的价值取向，“当一个民族不能给民族成员的个体提供安全、发展和自由，这个共同体的存在就失去了它最初产生的根据。就个人而言，人被划定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集体，分属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当他在一个特定的民族里失去了生存权和其他权力，就可以不认同该民族，这取决于他所认定的价值观念”。38这种以价值观念为取向的认同观当然不只是建立在纯主观的判断上，而是与对其他民族国家群体的了解和优劣比较有关，这种了解和比较越深入，对普遍价值的信念也就越全面，信念也就越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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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思考涉及一些颠覆国界限制的议题，但并没有明确而直接地涉及全球化超疆域、超国际关系力量对民族主义发展可能具有的积极影响。尽管如此，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却已经提出了一些与当今中国现状有关的、亟待继续思考和讨论的问题。例如，如何克服国家间关系和国家内部关系这二者之间传统上所存在的割裂状态？民族主义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中坚持平等、自由和尊严的权利，如何在国家内部也充分落实每个公民的平等、自由和尊严？普通公民如何获得这些权利，是由政府权力恩赐，还是由公民政治去争取和维护？只有明确思考了这些基本的公民国家问题，才有可能使得公民政治由民族国家的范围进一步扩展到全球范围。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思考在当今中国的意义正在于它把公民国家的问题摆到了人们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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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将国家定义为“被疆界所束缚的权力的容器”，即一套由权力组织的、为权力服务的机构。39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也就是主权国家。任何一个在国际间得到认可的政权国家都享有“主权”，也享有国际间的法律正当性。但是，政权国家在国际间的法律正当性（国外主权）与它在国内的道义正当性和合法性（国内主权）之间并不是一回事。在国际关系中，受到重视的是国家的国外主权，而不是国内主权，国家被想当然地当作了一个统一和同一的行为主体。然而在国内社会现实中，国家并非是这样一个主体，国内社会一直就是一个充满分裂与冲突的非统一体，它由各种各样的利益分裂和联盟的关系网所构成。40“民族国家”和“公民国家”的概念都可以帮助和促进对国家统一性和同一性的认同。这两个概念并不必然矛盾，因为民族为了使自己的存在具有合理性，有必要使用公民这一概念。41然而，民族国家和公民国家之间却有着重要的区别。一个民族群体是在与其他民族的族性区别中自我辨认的，而一个公民群体则无须如此。公民群体之间的关系不像民族群体间那么充满了“自然”鸿沟和隔阂。甚至可以说，由于所有公民群体都认可公民社会的一些普遍价值和原则，不同公民群体之间反倒有了许多自然共同点和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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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主要是区别于“国际主义”而言的，强调公民身份和公民群体认同（无论是共和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并不一定就是非民族主义，更不一定就是反民族主义。中西治指出：“Nation State不论是指民族国家还是公民国家，其实都是政治家们的一个目标而已，在现实中实际并不存在。赞成这一目标的被称为民族主义，而反对这一目标的则被称为国际主义。”42由于公民群体间和民族间的不同关系，公民群体观比民族群体观更具有国际主义倾向。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与这种倾向是有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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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国家”的主要区分概念是“君主国家”或作为其变种的“专制国家”。在现代世界上，君主国家转变为公民国家，就是主权由君主向人民、公民转移，公民成为政治的主人，公民政治成为国家政治的主体。但当今的许多国家，与其说是公民拥有主权的国家，还不如说权力拥有和统治公民的国家。这种国家的公民其实与以前的臣民并没有什么两样。公民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国家政策的过程和对国家政府施加影响，这是一个国家是否存在民主政体的根本标志。作为国际政治主体的主权国家往往与国内是否实行民主政治、国家和公民权利是否合乎宪政法治原则无关。国家政府在对外政策上时常会采用黑箱作业的方式，奉行大多数公民不赞同的政策。在国家主体的行为与公民意愿相违背的情况下，公民要求参与国家主体事务的要求往往会受到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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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国家的意义在于，它使得公民参与国家政治，包括对外国际政治，成为合理合法的要求。“公民”作为一个有别于“民族”的政治共同体，它的意义正在于公民可以就社会事务采取共同行动。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及其影响力越来越直接对国内社会和公民发挥作用，公民对参与国家政策决策过程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造成这种可能性的技术革命又进一步使公民的政策决策能力日益受到重视。国家政府权力越来越受到民主要求的制约，往往不得不对此作出回应。如果国家不能回应公民对民主的要求，公民就会与国家权力发生对抗，对国家权力提出挑战，并按照自己的利益和价值采取公民社会行动。公民社会的形成是民主社会形成的继续，它形成了不同于国家权力的具有自律性的公共空间。公民在作为公民的同时也是公众（复数的公众），以公众的身份关心和参与各种具体的社会问题。在公民国家里，公民既是权力的拥有者，同时也是权力的直接行使者。公民既是国家权力的参与者，更是与国家权力相对抗的固有权力的主体者。因此，公民既在国内对国家具有影响力，又成为超越国界的对外权力的直接所有者和行使者，形成全球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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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积极的民族主义和全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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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众民粹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都是在社会要求民主这个现实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它们都设想一个与国家权力保持某种距离的社会，民粹民族主义设想的是一个游离在政治体制之外的、存活于“大众文化”中的“公众社会”；而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则设想一个能够限制国家权力、保护个体公民权利的民主公民社会。在这两种民族主义里，国家和社会之间都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关系。为应对这种性质的国家和社会关系，一个设想的策略是井水不犯河水，另一个则是戒备和抵抗。在这样两种国家和社会关系之外能否设想另一种不同的关系呢？如果说民族主义的积极意义在于它始终关注民族国家的良性构建的话，那么能否设想一种更为融洽、更有建设性的国家社会关系？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决定着有无可能在中国发展出一种更为积极的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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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或者至少是现有的全球化理论，为我们设想一种更融洽、更有建设性的积极民族主义提供了可能。要克服现有的社会对国家的疏离和对立（首先表现在官民的对立、普通人在权力面前的无力感和无安全感、对国家决策程序的不满和无能为力、对政策动机的怀疑和不信任、对法律机构的敬而远之等），一个可能的途径就是让“统治”转化为“治理”（governance），“治理与公民社会有天然的密切关系，没有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就无所谓治理的实现，因为治理不是国家或政府执行的统治，而是它们与社会的平等合作，并且社会发挥的作用应越来越强大”。43由于治理和政府统治的区别，由于全球体制中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政府，治理成为全球化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它的意义却并不只是体现在超疆域空间，而同样也体现在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社会空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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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就其“善治”和“公共管理”的意义而言，治理比政府管理范围更广，包括了非国家的行为者。在治理中，国家的事并不只是由政府说了算，公共的、私人的和自愿组织的行为者都可以参与其间。而且，国家和后一类行动者之间的界限是灵活的、模糊的，不是你我分明的，更不是自然冲突的。治理体现的是群体成员以不同组合形式的共同参与，不是自上而下的权威统治，“治理不是一套规章条例，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的建立不以支配为基础，而以调和为基础；治理同时涉及公、私部门；治理并不意味着一种正式制度，但确实有赖于持续的相互作用”。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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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力量正在使得治理成为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公民政治意义的理念，“治理作为一个概念引起世界范围内的重视，得到理论和实践的认同，首先要归功于世界银行”。45世界银行1989年发表的报告《南撒哈拉非洲：从危机走向可持续增长》和1992年的《治理与发展》系统地阐述了治理的理念：“治理包括两个层次的含义：一个是‘技术领域’的，强调治理就是建立‘发展的法律框架’和‘培养能力’。其中包括实现法治、改进政府管理、提高政府效率等。二是支持和培养公民社会的发展，自愿性组织、非政府组织、各种社团等都是要发展的对象。”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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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的理念不仅要求从政府统治转向社会自我管理，而且更要求从培养普通人的参与意愿和能力做起，切实发展宪政民主和公民政治。其中最基本的两条便是公民言论和结社的政治自由权利，这也是政治自由主义的基本坚持。没有这两条，在一国之内发展自愿性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各种社团都是做不到的，更谈不上什么超越疆界的非政府组织活动。谁关心全球正义，谁不愿意看到弱肉强食的世界恶霸，谁不愿意接受专制压迫的国内暴政，谁就会赞同全球治理的理念，而正是这一理念在促进着许多国家公民政治的发展。只有公民政治才能把国内政治和全球政治统一为具有完整道义价值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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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使这种统一有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尤其是它所形成的新社会空间和新公民政治主体。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对公众活动有意义的社会空间在不断扩大和变化。在一个相对来说没有阻隔、没有距离、甚至没有国界的全球化时代，人们的社会生活将越来越不以国家为中心。人类社会关系将在以地球为单位的基础上展开并重新组织。国界对人们的生活而言已不再是唯一重要的定位，世界正在成为一个无国界的社会领域。全球化发展正在形成全球规模的社会关系网络，主权国家的地位和职能的降低已不可避免。与此同时，国家之外的国际组织、非国家行为体、准国家行为体和超国家行为体等已开始登上国际体系的舞台，正在迅速成为多元社会关系网络的一部分。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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