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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塞维茨对战争攻防颇具商业意味的形象比喻，点破了过度延伸的关键问题：并非在任何情境下都要避免过度延伸，有时它也可以达到预期目标。但问题在于，必须提前付出代价。而这种投资是否值得，难以预知。因为成功与否，其实取决于对手的反应，这在事先恰恰是没办法确切知晓的。如果防御一方能扛到进攻方超过其“进攻顶点”，战局就会发生大逆转。防御方将予以反戈一击，而这种“反击的力量通常要比进攻者的攻击力量大得多”。[10]所以，跟战略战术特点无关的是，游击战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拒绝媾和的一项“政治”决策。[11]它的战略考量就在于让进攻方持续“付现”，但对手却始终买不进防御方求和或乞降的果实。于是被拖得兵疲马困，时间一长，不得不主动抛出橄榄枝或者直接班师回国。亨利·基辛格在他一篇著名文章里对这一问题做了总结。他说，参加常规战争的军队非赢即输，而对采用游击战的一方来说，只要保证没什么伤亡就是胜利。帝国过度延伸的风险正是这一机制运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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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塞维茨提出的“进攻顶点”的军事战略思想，直接启发了帝国过度延伸的理论。比如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在其著作中提到，美国受到一种“反弹”（blowback）威胁，尤其是在太平洋地区。在那里，美国人已经跨过扩张的“顶点”，反击的威胁已经逐渐显露。[12]一些批评者大声疾呼美国不应越过霸权的界限，追求帝国地位，否则一旦失败，连原来霸权的地位也要葬送了。[13]这一警告同样符合顶点和反击模式。在这些声音里，克劳塞维茨的定律被简化了：解决问题之道在于完全保持克制，哪怕接近“顶点”也万万不可。不过这并非克氏的本意。他的建议并不是让人们完全规避一切风险，相反他相信有时必须做一些冒险决定，才能克服某些挑战。他写道：“我们只消想想力量的等式是由多少要素所组成，那么就不难理解，在某些情势之下要断定交战双方孰强孰弱有多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一切往往取决于不十分可靠的想象力。”[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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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依据的是领土的迁移模式。所以在他有生之年，他的理论都不适用于海洋帝国。而如今，随着领空和外太空的开发，领土对于军事力的意义已趋于淡化。但他的理论原则仍然适用于今天的政局，尤其是克氏 提到力量的等式涉及诸多未知量，这一点时至今日仍具特殊意义。今天要判定这些未知量，无疑比他所生活的时代又难了许多。因此过度延伸问题所关注的重点，不再是自身兵力强弱与可控地域大小之间的对比。如今，它需重点考虑的是帝国政权的经济潜力以及民众的精神与“道德”因素。两者合起来，决定了政权的持久力。在游击战中，上述两元素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游击战即便不能摧毁对手的政治意志，也完全可以消磨以至拖垮对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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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帝国过度延伸的风险在于帝国可能陷入资源枯竭。反帝国力量越是了解帝国的底细，对帝国的哪些资源匮乏，哪些资源充足摸得一清二楚，那么帝国这种过度延伸的风险就越大。所以毫不奇怪，很多反帝国战争的领袖早在交战之前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蛰伏于帝国的中心，以摸清帝国的优势和软肋，做到知己知彼。然而，往往等不到帝国的物质资源消耗到足以威胁帝国安危，帝国中心民众的心理承受力可能就已经突破极限。正因如此，现如今帝国民众的精神与道德面才成为反帝国力量攻击的主要目标。无论是游击战抑或是恐怖主义，都是一种以精神与道德为主要打击目标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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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中华帝国一样，罗马帝国也曾被对手武力制服，做不到战无不胜。甚至连强大的西班牙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也不例外。但大英帝国和沙皇俄国却是例外。对手无法在军事上征服它们，无论是拿破仑还是希特勒，都不敢直接攻击英国，而是通过北非采取迂回战术，但同样收效甚微、事倍功半。大英帝国的衰落，其实是经济的衰落，从1914年到1956年，那是一个缓慢渐变的退潮过程。[16]大英帝国经历了欧洲的两次霸权战争，大伤元气。又为争夺东亚殖民地，大战日本，损失惨重。高昂的战争代价严重削弱了整个国家，从此一蹶不振。面对接踵而来的殖民地解放运动，它再也无力开展持久和坚决有力的镇压了，最终不战而退。[17]从中，我们也再次领教了英国人不同于法国人的帝国智慧和远见：他们充分认识到，帝国的疆界已延伸过度，只得急流勇退。在20世纪40年代末，英国人决定放弃他们全球最重要的殖民地——印度，任其走上独立之路。直到那时，恐怕还没有人会想到昔日庞大帝国的疆界会最终几乎缩回到其宗主国的边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想象着大英帝国会继续以“英联邦”的形式长存于世，而完全没有料到今天这个结局。[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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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肯尼亚和缅甸等少数例外，英国人放弃了以军事手段来维系帝国的存续。而法国人则采用正好相反的策略。结果，法国人在印度支那军事上失利，在北非的失败则同时来自经济和精神两方面。1954年5月，法军在连接老挝和越南的重镇奠边府投降，他们也由此彻底输掉了印度支那的战争。法国失利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美国人拒绝为其提供后勤补给上的支持，令法国人在战事上无以为继。[19]在阿尔及利亚情况则大相径庭。在那里生活着超过一百万的法国居民，他们出生于阿尔及利亚。法国人取得了阿尔及利亚军方的大力支持以及中产阶层的广泛拥护，这些人真正关心的是获得完整的政治权利，而对（阿尔及利亚）独立问题毫无热情。然而持续八年之久的阿尔及利亚战争，让整个法国社会陷入了严重的分裂。一方面，战争 在经济上拖垮了法国；另一方面，举国上下人心涣散，士气低迷。这一切最终导致1962年埃维昂协议（Evian）的签订，阿尔及利亚获得了独立。[20]虽然法国人在政治行动上坚决果敢，军事上也优势明显，但阿尔及利亚战争还是向世人昭示了一点：面对殖民强权，即便你军事上无法击败它，但能在政治上战胜它。阿尔及利亚人正是通过游击战争，在经济和精神上成功拖垮了法国。[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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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越南到莫桑比克，从纳米比亚、安哥拉到阿富汗，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风起云涌的反帝及反殖民战争中，阿尔及利亚战争堪称典范。特别重要的一点是，那些游击队一次又一次把列强或殖民帝国在其本土之外的军事干预扭变为一种帝国过度延伸。在游击战中，军事力量的运用已大异于国家间的常规战争，它的目的不在于逼迫对手就范，以便将自己的政治意志强加于人，它的目的恰恰在于在经济上消耗对手，从而消磨并最终摧垮对手的政治意志。按照游击队的推算法，时间一拖久，帝国中心的人就会意识到，在边缘的人力、物力的大量投入实在是入不敷出、得不偿失的糟糕之举。这样一来，帝国内部的反对政治势力开始抬头，这些人本来就无意为偏远的帝国边缘承受帝国大量投入所带来的沉重负担。以美国为例，当年中产阶层大力讨伐政府的越南政策的呼声，似乎还依稀可闻。而在葡萄牙，是一帮高级军官发动了兵变，最终导致葡萄牙殖民帝国的崩溃。最后是苏联，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改革派迅速终止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因为在他们看来，上述行动窒息了苏联内部革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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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帝国的过度延伸并不是一个明确的客观量，无法依照地缘政治学或地缘战略学的理论参数 度量和计算。二战期间，游击战策略重见天日，战后欧洲社会对和平的渴求，特别是全力重建满目疮痍的欧洲家园的决心，这些都极大促进了帝国过度延伸界线的重新界定。此外还有边缘民众在政治上的觉醒，于是突然之间，那些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来都固属于帝国的领地就变成了被帝国过度延伸的土地。这正是当年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的观点。他在1960年即将结束其非洲之行时发表演讲说，一股“变革之风”正横扫帝国之境。[22]在那些从前怎么也谈不上过度延伸的地方，现在人们也一口咬定存在过度延伸问题。当然，这一方面归因为帝国中心的衰退，但另一方面，更得益于边缘的振兴和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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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衰退，可以通过统计数据来解读，但边缘的壮大却不行。殖民地、保护国和托管地在脱离殖民统治之前，并没有出现所谓经济的起飞，真正让边缘壮大起来的，几乎无一例外的首先是它们追求独立的坚强意志以及为达目标奋不顾身、舍生取义的决心。在这种情形下，英国人曾仅凭数百文官和几千士兵即可统御泱泱疆土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边缘对独立的追求引发帝国的统治成本剧烈攀升，另外它也导致帝国过度延伸的界线彻底发生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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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苏联解体之后坚信帝国时代已成明日黄花的人，[23]主要依据的正是我们在上面所叙述的种种时局的发展变迁。然而他们恐怕忽略了一点，即帝国的过度延伸其实是一个动态变量，它会随着冲突各方的资源变化，也会随着动用资源的意愿变化而发生改变。不独如此，它还会随着帝国统治形式的改变而变化。帝国统治形式一经改变，统治的资源和 反抗的资源之间优劣多寡的关系都要重新评估和权衡。当美帝国从领土统治转向了流控制（资本流、信息流、商品流和服务流），当它放弃在地面控制疆域，转向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领空乃至外太空控制上，传统游击战损耗帝国统治成本的功能就大打折扣了。如今，它已逐渐沦为军阀们发动资源战争的一个工具，[24]却已无法撼动美国权力对全球的控制。隐形轰炸机和巡航导弹都是游击队怎么也奈何不了的武器，如果反抗一方的军事目标远在冲突地区之外，完全遥不可及，那他们即使获得了当地民众的持久支持，也是杯水车薪，对战事的走势影响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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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帝国致力于塑造一种非对称优势，将过度延伸界线 往外推移，从而打破那些原本封闭的空间，开拓全新领地。这一点，我们可以在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身上找到佐证。跟对手相比，它们的军队组织得更高效、装备更优良，往往领导也指挥更加得当。但是最关键一点是它们能长久保持这一优势，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它们能将优势制度化。诚然，这仅仅是一种相对微弱的非对称优势。[25]对手只要不懈努力，迎头赶上并非没有可能。比如说，照搬帝国的军事组织为其所用，比如诱拐手艺人和工程师入境，让他们把一身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帝国的对手。[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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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海上霸权来说，帝国权力的非对称优势表现得突出很多，它们那装备火炮的 战舰就代表着一种身处边缘的潜在对手所无法企及的技术。而且对手根本不具备掌舵这些战舰的航海能力。[27]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这种巨大的不对称很快扩展到了地面战中。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898年的恩图曼战役（Omdurman）。在此次战役中，基奇纳伯爵率领的英国远征军借助重炮和新锐武器——马克沁机枪的优势一举击败了兵力数倍于己的马赫迪军队。然而，真正体现非对称优势的并非孰胜孰败的战果，而是双方在战争中所遭受的损失落差何等之大：英方仅仅损兵48人，而苏丹军队阵亡人数则高达130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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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拥有非对称优势的对手，如果身处边缘的反帝国行为体以对称方式进行对抗，将注定会失败。只有避开大会战，不跟对手正面交锋，转向袭击敌人的补给线，攻打它们分散的小股部队，从而造就有利于己方的非对称作战情境，这样才能弥补一些技术和组织上的不足。随着帝国在技术上的改进，战略战术的创新，以及帝国控制手段的改变，同时也受到反帝国行为体政治动员能力的影响，帝国的过度延伸界线一次又一次发生推移。有人说，如今这种推移已经骤然减速，几乎停滞不前，或者已经与主权国家的边界合而为一。显然，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诚然，帝国过度延伸的新界线或许不再体现在地理版图上，而更多体现在对资本流动进行控制、在信息竞争中胜出，以及在技术革命和战略创新中先人一步。总而言之，在技术革新和战略战术创新方面的竞争依然会如火如荼地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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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吉本的著作不久以前出了一个德文译本，一直叙述到西罗马帝国灭亡，Gibbon：Verfall und Untergang des Römischen Imperi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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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本书作者Münkler：Staatengemeinschaft oder Impe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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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Modelski：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第27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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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Massie：Die Schalen des Zorns，第40页起若干页，第506页起若干页，以及第573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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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Heilbrunn：Die Partisanen in der modernen Kriegsführung；Schulz：Partisanen und Volkskrieg；本书作者Münkler：Der Parti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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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此现在冒出一个流行的集合概念，即“低强度战争”（low intensity war），这方面内容可参见Creveld：The Transformation of War，第57页起若干页，第171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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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David将所有的例外情况——从条顿堡森林战役到越南奠边府战役，看成是帝国行为体过于自负的结果，参见David：Military Blunders，第221～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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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Clausewitz：Vom Kriege，第8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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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Clausewitz：Vom Kriege，第8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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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Clausewitz：Vom Kriege，第8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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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讲完“向本国腹地退却”后，紧接着用一章内容阐述了“民众武装”。在他看来，向本国腹地退却和民众武装在功能上是相通的：倘若缺乏向腹地退却所需的战略纵深，那么必须以民众的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精神获得补偿。因此游击战的政治逻辑在于：“无论一场战役有多关键，一个国家都不应将自己的生死存亡全部押在某一场战役上。即使吃了败仗，也还可以再积蓄出新的有生力量；静待对手因每一次进攻而自然削弱，或是从外界获得支援，这些都可能扭转败局。在灭亡之前，总有一点时间可以争取。就像濒临溺毙的人会出自本能抓住最后一根稻草，在道德世界的自然法则中，任何一个民族在被逼到悬崖边缘而无路可走时，同样也会不顾一切试遍所有自救之策。”（同一出处，第805页）。帝国在其边缘地区遇上这样困兽犹斗的民族时，将面临帝国过度延伸的巨大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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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Johnson：Blow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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