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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技术演变的轨迹时，记住以下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软件和组织形式一如硬件那么重要。组织形式［例如当代公司的控制结构、信贷系统和准时制（just-in-time）输送系统］和机器人使用的软件、数据管理、人工智能与电子银行，对赢利能力一如各种硬件那么重要。举一个当代的例子：云计算是组织形式，Word是软件，而我用来写作的这台Mac计算机则是硬件。计算机技术结合了硬件、软件和组织形式这三个要素。根据这个定义，货币、银行业、信贷系统和市场全都是技术。这个定义或许显得太宽了，但我认为维持这样的定义是绝对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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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生产商之间的竞争，最初迫使资本的技术经历内部转变（至少理论上是这样）。资本主义企业彼此竞争，致力于提升自身的效率和生产力，以求赚取比对手丰厚的利润。成功者茁壮增长，失败者则被抛在后头。但是，比较优秀的组织形式、机器或（例如）较严格的库存管理，造就的竞争优势（较高的利润）通常只能维持较短时间。竞争对手很快便能采用新技术（当然，技术受专利或垄断力保护，则是例外情况）。结果将是各领域出现跳跃式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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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带一点怀疑的语气，因为资本的历史显示，资本强烈偏好垄断而非竞争，而这对创新不是那么有利。不过，我们发现，在所有资本主义企业，无论是否有竞争这股驱动力，资本家当中均出现一种追求提升效率和生产力的强烈集体偏好（可说是一种文化）。供应链某环节的创新（例如利用动力织布机生产棉布），需要其他环节的创新（例如轧棉机）配合，整体生产力才能改善。但是，一个领域的经济活动有时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基于新的技术基础重新组织起来（至今仍然是这样）。最后还有相当重要的一点：个别资本家和公司认识到，产品创新是赚取垄断利润（如果受专利保护，则是垄断租）的一种重要手段，虽然这只能维持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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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向来不是追求技术优势的唯一原动力。国家机器的各个分支一直深涉其中。最明显的当然是军方对良好军备和组织形式的追求。战争和战争威胁（军备竞赛）一直与技术创新浪潮有极大的关系。在资本主义早期历史中，这种创新的来源很可能发挥了主导作用。但是，国家的各个行政部门也参与开发新技术形式，而且它们发挥的作用一如资本主义企业那么重要，甚至犹有过之。这些行政部门关注的事包括赋税的课征，土地和财产权的定义，契约的法律形式；它们也希望建立治理、货币管理、地图测绘、监控、治安和其他控制民众的技术。国家与私营部门合作研发军事、医疗、公共卫生和能源方面的技术，是相当普遍的事。公共领域的创新惠及资本运作的例子数不胜数，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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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资本主义中的技术变革，源自数种不同原动力和体制的活动。资本促进技术变革，同时也贪婪地利用其成果。对资本来说，这些创新创造出一个巨大的领域，其中有很多维持或提升赢利能力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不断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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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而久之，技术变革的过程改变了技术的性质。技术自身成了一个特别的商业领域。该领域兴起，显然可追溯至机械工具产业在19世纪的兴起。为了适用多个产业，一些通用技术被开发出来，例如蒸汽机及其衍生产品。在这种技术开发过程中，核心考虑是蒸汽机制造商的赢利能力，而不是使用蒸汽机的各产业（例如运输、棉纺厂和矿场）的赢利能力，虽然两者的赢利能力显然互相倚赖。很快，人们便不但追求更新更好的蒸汽机，还追求更新更好的能源和电力应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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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几乎处处适用的通用技术（近年的例子包括计算机、准时制生产方式和组织理论等领域的技术）成了一种重要的活动。巨大的发明创新产业兴起了。该产业照顾所有技术需求，包括消费、生产、流通、治理、军事、监控和行政方面的技术需求。技术创新成为大生意，而“大”未必是指有规模庞大的企业集团（虽然农业、能源和医药等领域如今有很多巨无霸企业的例子），可能是指有很多家公司致力于为创新而创新，其中有很多小型初创企业和创投资本支持的公司。资本主义文化变得沉迷于创新的力量。技术创新成了反映资本家欲望的一种拜物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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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自19世纪中叶起，这股因为拜物而追求新技术形式的力量，也促进科学与技术的融合。两者此后维持一种辩证的密切关系，共同发展。科学知识的增长向来有赖新技术（例如望远镜和显微镜）的支撑，而另一方面，新技术纳入科学知识则是技术创新产业的核心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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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巨大的技术产业，越来越懂得强迫不情愿的顾客采用创新技术（这些顾客有时必须为此付出高昂的成本），而国家的法规也往往对技术产业有利；法规的要求往往倾向有利于大公司，因为法规遵循成本通常会随着业务规模扩大而减轻。例如欧盟的法规出于税务和记账考虑，强迫小商店和餐馆采用电子机器处理现金交易；结果这些小店家与连锁店竞争时，必须承受成本上的劣势。新技术的推广宜刚柔相济。另一方面，军事技术的发展实际上已成为一种可耻的敲诈：巨大的军事工业复合体为创新而创新，无止境地榨取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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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演变的路径并非随机或偶然的。如阿瑟在《技术的本质》中指出，新技术成为一种组件，“用于开发更新的技术，而最新技术又可能成为开发新技术的组件。就是这样，经过长时间的逐渐发展，最初的少数技术衍生出许多技术，而比较简单的技术则建构出比较复杂的技术。整体而言，技术靠自身力量发展，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我们可以说技术创造技术。”阿瑟把这个过程称为“组合演化”（combinatorial evolution），而我认为这名字取得好。不过，新技术“是先构想，然后再实际创造出来的”；审视其中的心智和构思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技术演变是把心智上的问题解决过程付诸实践。我们遇到某个问题，辨明它之后，需要一种解决方案，而解决方案总是以新的方式结合以前的方案和其他问题。这种新方式往往会产生外溢效果，因为它创造出阿瑟所称的“机会利基”——在这个场域中，某方面的创新或许可以有意义地应用在另一方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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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雅各布斯（Jane Jacobs）等评论者早就指出，创新中心自发地发展出来（某些地区、城市或小镇有惊人的创新纪录），是因为阿瑟认为创新所需的各种技能和知识，刚好一起出现在那些地方；这种情况比较可能发生在看似混乱的经济体中，它们的特征是有无数的小企业和精细的分工。[2]相对于单向的企业城镇，这种环境产生创新技术组合的可能性向来大得多。不过，比较近期的情况，则是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企业刻意把研究型大学、研究机构、智库和军事研发单位安排在特定地区，以此作为借由创新建立竞争优势的基本运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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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技术演变的道理，阿瑟的阐述提供了许多有益的资料，但奇怪的是，他完全回避讨论和批判人类利用技术希望达到的各种目的。例如他非常兴奋地谈论F-35闪电II战斗机的设计如何复杂精密，但完全不提它与战争和支配地缘政治的“人类目的”的关系。对阿瑟来说，这款战斗机不过是代表人类克服了一组艰巨的技术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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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同样没有批评经济具体采用的资本主义形式，当然也没有质疑资本如何刻意地追求利润极大化、无止境的资本积累，以及资本家阶级权力的再生产。尽管如此，阿瑟有关技术相对自主演化的理论，对我们了解资本这种经济引擎如何运转有深刻的意义。它对我们了解技术变革如何令资本的永续和再生产面临种种矛盾，有相当大的帮助。目前有一些重要的转变正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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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人们认为经济体像一组机器，如今则认为经济体是一种有机体。这种观念转变对经济理论有多方面的影响。“作为解释现象的概念，开放性、未定性和持续求新正压倒秩序、封闭性和均衡。”[3]阿瑟在这里本能地呼应了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敏锐观察：自然本身总是一直在求新，人性亦然。[4]阿瑟接着指出，结果是“技术正取得一些我们认为属于活着的生物的特性。随着技术变得可以感知周遭环境并做出反应，随着技术变得能够自我组合、自我设定、自我疗愈和有‘认知’能力，它们越来越像活着的生物。技术越是精密和‘高科技’，便越像生物。我们现在开始意识到，技术的代谢性质与机械性质一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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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机械比喻转向有机（或化学）比喻，是有重要意义的转变。相对于启蒙运动以来流行的机械理性世界观，阿瑟眼中的“新经济”看来比较自然。这无异于观念上的一种逆转（“复原”可能是比较好的说法），改为以比较古老的观念去理解技术与自然的关系。但这不是变得保守，也不是怀旧。它也避开所谓“新时代”（new age）文化思想的感伤和神秘主义。阿瑟暗示，经济学必须采纳的“新原则”是思考和理论基于流程（process-based）的有机形式。讽刺的是，这正是马克思很久以前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中开创的政治经济学形式！（阿瑟听到这句话，无疑将感到震惊。）阿瑟认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现代技术的特性、联结性、适应能力、演化倾向、有机性质，以及它混乱的活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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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有关技术的分析，对我们如何理解资本这种经济引擎演变中的性质，有很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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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面世，不但因为找到了新的组合方式，令我们使用的物品和方法有更好的替代品，因此打破了现状，还带来一系列的技术便利和新问题，因而创造出新的机会利基，驱使人们提出新的组合方式，创造出更多新技术和新问题……经济因此永远处于一种欢迎改变的状态，永远在求新。经济永远处于一种自我创造的过程中，永远不满足……经济永远都在自我建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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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技术形态取代旧形态，因此启动汰旧换新的阶段——经济学家熊彼特对此有个著名的说法：“创造性破坏”。[7]生活、存在和思考方式都必须大幅改变，我们才能欣然地以新汰旧。去工业化的近期历史，以及与此相关的戏剧性技术形态变化，是个明显的例子。技术变革既非没有代价，也不是没有痛苦，而代价和痛苦并不是平均分担的。因此，我们总是要问：在创造性破坏中，谁从创造中得益？谁因为破坏而首当其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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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资本的特殊需求和要求，在这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说来奇怪，阿瑟的研究触觉敏锐，却忽略了这一问题的具体情况。在我看来，根据资本的历史和逻辑，技术有5个必要任务，它们互有重叠。以下逐一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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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合作的组织和分工方式，应尽可能促进效率、赢利能力和资本积累。亚当·斯密提到的制扣针的工厂，是早期的简单例子。组织和分工方面的技术随后大有长进，包括目前管理和组织理论的多数内容，以及一些公司管理技巧。阿瑟提到的与日俱增的复杂性和流动性在此随处可见，其中涉及的技术永远在变，越来越重视软件和当代各种形式的资本采用的组织形式。命令与控制结合市场协调，虽不稳定，却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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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资本流通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必要加快，而且资本也有必要“经由时间消灭空间”，这种需求已经促成一系列的惊人技术革命。在资本的历史上，主要受竞争压力驱使，缩短资本在生产过程和市场上的周转时间，以及缩短消费品的寿命（这种努力的极致，是从生产耐用的商品转向生产昙花一现的奇观），一直是必要的。技术与“自然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nature）的关系在此至为明显：绵羊养1年便可以宰杀取肉，不需要3年；肉猪的繁殖速度也越来越快。运输和通信的速度越来越快，减少地理距离造成的摩擦和障碍，使资本的空间性和时间性成为社会秩序中一种变动而固定的特性。资本真的创造出它自己的空间和时间，以及它自身独特的性质。各种形式的资本（生产、商品、货币）和劳动力的流动性，也总是可能经历革命性变革。我们稍后将再讨论这个问题（见矛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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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和运输这两个领域同时发生革命性变革，近年演变的速度快到难以置信。随手可得的实时信息和新闻，令这种技术成为影响政策和政治的强大力量。控制通信手段对资本家阶级权力再生产至关紧要，而就阶级斗争而言，新的媒体技术（尤其是社群媒体）既有潜能，也有陷阱——这一切在开罗、伊斯坦布尔和世界各地其他城市近年的激烈民众抗争中展现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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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生产和传播知识的技术，储存和取用数据和信息的技术，对资本的生存和永续至关紧要。这些技术不但提供价格信号和其他形式的信息，以引导投资决策和市场活动，还保存和发扬必要的世界观，借此促进生产活动，引导消费者的选择，以及刺激新技术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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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记忆库不可或缺。它目前已经非常庞大。记忆库的规模快速增长之际，处理相关资料并据此行动的精密技术也必须快速增长。土地登记、契约、法院判决、教育和医疗记录等包含的基本资料，长期以来对资本的运作极其重要。此外，此类数据提供建构国家经济模型所需的原始数据；这种模型是有用的，但它们有许多方面是虚构的。这种数据（失业人口数据、贸易收支、股市的波动、经济增长数据、制造业活动，以及产能利用率等）使我们得以评估国家经济的健康状况，也为企业和国家机构提供策略决策的基础（虽然这未必是好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有时便似乎被它们制造出来的大量数据淹没。大批“专家”应运而生，帮助我们了解相关趋势。新的数据处理技术面世，例如华尔街使用的计算机化交易技术（以及近年很受关注的纳米技术），可能对资本的运作方式产生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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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金融和货币是资本运作的一个关键领域（见矛盾2）。只有以货币为记账单位，我们才能够精确地计算盈亏，而多数经济决定是基于对金钱得失的评估做出的。货币方面的技术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大致不变，但自20世纪30年代起，该领域的创新步伐无疑加快了。近年来，随着计算机化技术、电子货币、网络银行和大批新投资工具的涌现，金融和银行业的创新呈现出爆炸性增长的倾向。创造虚拟资本的趋势已显著加速，而在这些资本自由流通之际，信贷系统中出现各式各样的掠夺行径，促进剥夺式积累和资产价值投机的浪潮。我们在所有其他领域都无法看到以下三个要素如此激烈的互动：新的硬件技术能力，新的组织形式（私募股权公司、对冲基金，以及受国家监管的许多复杂机构），还有以惊人速度发展的软件技术。世界货币和金融体系的技术既是剧烈的压力来源，也是资本家努力奋斗的关键领域（其重要性和“混乱的活力”超过所有其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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