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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对工作和劳动的控制。这是资本的一个关键“竞技场”，我很快将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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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技术的演化方式是必然的吗？我们显然做过一些抉择，解放了技术创新的力量，消除了以往曾在许多地方抑制新技术应用的阻力（中国历史上很长时间未能善用技术发明，是新技术应用受抑制最明显的例子）。当然，历来也不时有人基于伦理和道德理由，强烈抗拒新技术应用：从反对使用机器的卢德分子（Luddites）[8]，到反对研发核武器的物理学家，都是这方面的例子。基因工程和转基因食品是否合乎伦理、是否明智，目前也有激烈的争议。但是，这些问题似乎未能阻止技术延续其演化轨迹。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这种矛盾称为“变动的”矛盾：它们并不稳定，也非永恒，而是一直在变。因此，我们极有必要评估技术变迁的过程目前处于什么阶段，以及未来可能如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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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阿瑟便提出以下问题：“技术持续演化、经济持续再造的这种过程，是否有一天将停止？”阿瑟认为理论上答案是肯定的，但实际上我们距离这一天极其遥远。技术演化分散的动力非常强劲，自然中可能不断产生新发现的领域非常广，技术和经济演化短期内因此绝不可能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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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10年将出现的技术，大致上是可预料的。现行技术未来将如何改良，或多或少也是可预料的。但整体而言，一如我们无法根据目前的生物物种预料很久以后的整体物种情况，很久以后经济中的整体技术状况也是无法预料的。我们不但无法预测将出现哪些组合方式，也无法预测技术发展将创造出哪些机会利基。而因为潜在的组合方式以惊人的速度增加，这种不确定性也将随着技术的集体发展而增加。但是，我们现在很难预测50年后的技术状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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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这种“组合演化”的过程中，有什么矛盾可能危及资本的赢利能力，以及无止境的资本积累？我认为有两个矛盾对资本的前景非常重要。第一个矛盾是关于技术与自然的动态关系。这将是矛盾16的主题。第二个矛盾是关于以下三者的关系：技术变革、未来的工作情况，以及劳动相对于资本的角色。这是我们接下来将审视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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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劳动过程和劳动者，向来对资本维持赢利能力和资本积累的能力非常重要。资本在其历史上发明、革新和采用的一些技术形式，主要是为了增强资本在劳动过程和劳动市场中对劳动的控制。资本不但试图控制实际劳动效率，还控制所雇劳动者的自律、市场上供应的劳动者的特质，以及工人的文化习惯和心态（与雇主期望他们做的工作，和他们预料将收到的工资有关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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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产业创新者以控制劳动为他们的首要目标。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一位因为机械工具创新而闻名的实业家便公开宣称，他的三个目标是提高劳动过程的精确性、促进生产力，以及削弱劳动者的权利。马克思无疑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提出这样的观点：技术创新是阶级斗争的关键武器，而资本采用创新技术，许多时候只是为了破坏罢工。资本无疑随之出现一种拜物信念，认为不断提高赢利能力的方法，是不断利用技术创新来规训劳动者和削弱其权利。工厂制度、泰勒主义（试图把劳动者贬为“受过训练的大猩猩”）、自动化、机器人化，以及最终完全取代活劳动（living labour），都是在响应资本的上述欲望。除了在科幻小说里，机器人不会抱怨、回嘴、生病、怠工、分心、罢工、要求加薪、担心工作环境、想喝下午茶，或是干脆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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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完全控制劳动和劳动者的梦想，根源在于物质环境，尤其是生产过程内外所有形式的阶级斗争的动态。借由技术应用制造失业以调控工资；寻求越来越便宜的商品以助劳动者维生（沃尔玛现象），借此使低薪变得比较可以接受；攻击所有倡导保障基本社会工资的意见，指责这种做法鼓励劳动者懒惰度日——诸如此类的行为构成阶级斗争的一个领域，而技术的介入和调解在其中至关紧要。这正是阿瑟的叙述显得奇怪的原因，因为他阐述确实对技术变革有关键具体影响的组合演化时，完全没有提到这些明显的基本历史事实（卓别林电影《摩登时代》对此有生动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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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核心矛盾是：如果社会劳动是价值和利润的最终来源，则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上，以机器或机器人劳动取代社会劳动都是毫无道理的。但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是什么机制令这个矛盾恶化成危机。个别的企业家或公司认为节省劳动力的创新技术，对他们相对于竞争对手的赢利能力至关紧要，由此产生的总体效果，是钱越来越难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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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福特（Martin Ford）在他最近一本著作中，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他的看法。他指出，随着尖端技术发展，从机械和生物系统转向人工智能，我们将看到不但制造业和农业的职位供给大受冲击，服务业和各种专业也无法幸免。随着职位和收入大量消失，对商品和服务的总需求将因此锐减。大量人口将变得“多余”和闲置；除非国家能以某种方式进行收入再分配，为这些人提供补贴以求刺激经济，上述情况将对经济产生灾难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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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兹（AndréGorz）从一个不同的政治角度，早于马丁·福特提出完全相同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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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个体经济学的逻辑，公司如果能够节省工作时间，就会希望节省工资支出：这些公司降低生产成本，将变得更有“竞争力”，（在某些情况下）将能卖出更多产品。但是，站在总体经济学的角度，一个经济体如果因为使用越来越少的劳动力，分配越来越少的工资给劳动者，必将掉进难以逃脱的失业和贫穷化陷阱。为了制止这种沉沦，家庭的购买力必须不再取决于经济消耗的劳动量。虽然工作时数越来越少，人们整体而言，必须赚到足够的钱去购买产量日增的商品：工作时数减少，不能导致购买力减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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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福特引用令人印象深刻的具体事例，来支持他的总体观点。明确的实证证据显示，计算机的能力和速度势不可当地快速增长——最近30年左右，约2年便增加1倍。这种计算机能力的增长，并不仰赖建构出有能力像人类一样思考的技术。它只是源自以下事实：计算机“快得不可思议”，而且还一直在加快。如前所述，站在资本的立场，加速是技术创新的一个关键目标，而计算机世界也不例外。因为计算机能力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一些传统工作类别在不太遥远的未来，可能将高度自动化”。有些人认为新技术将创造出大量职位，足以弥补自动化造成的职位损失，但这种想法“纯属幻想”。此外，有些人认为自动化只会消灭低薪的例行工作，高薪的技术工作（例如放射科医师、医生、大学教授和飞机机师）将不受影响，但这种想法同样是错误的。“在未来，自动化将严重影响知识工作者，尤其是高薪劳动者。”马丁·福特的结论是：“容许数以百万计的这种职位被消灭，同时完全没有具体方案处理由此产生的问题，显然将造成灾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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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可能面临怎样的灾难呢？站在资本的立场，以生产商品所需的劳动力而言，世上富余人口的比例将越来越大；他们在物质和心理上，都将面临生存困境。在资本界定的必要劳动领域，这些人将完全找不到有意义的生存方式，因此必须另谋出路，建立有意义的生活。另一方面，经济产出将持续增加，但相应的需求增长将来自何方？这是最困扰马丁·福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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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将挺身而出，买下所有的新增产出？……自动化势将产生全面的冲击——几乎每一个产业，各式各样的职业都将受影响；硕士或以上学历的劳动者，以至连高中都没毕业的人，都将无法置身事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将经历自动化的冲击。驱动市场的消费者，几乎全都是有工作的人，或靠他们供养的人。如果有很大一部分人失去工作，支撑市场的需求将来自哪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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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凯恩斯学派会问的有关需求管理的典型问题。这问题若处理不好，资本恐将面临20世纪30年代蹂躏全球经济的那种危机。如果我们以生产与实现的矛盾统一为背景，重述马丁·福特的观点，将会发生什么事？有趣的是，马克思发现类似的难题，但他是从生产的角度出发。随着越来越多的节省劳动力的技术投入使用，产生价值的社会劳动在数量上将倾向减少，最终摧毁社会必要的劳动和价值的生产，因此也摧毁赢利能力的基础。审视生产与实现的矛盾统一，无论我们从生产或实现哪一面出发，都得到同样结果：赢利能力将受损，无止境的资本积累将崩垮。马丁·福特在其著作的附录中承认，他的论点与马克思的说法可能有一些相似处，但他不知道哪里相似；马丁·福特因此费心说明，希望可以避免因为牵扯到马克思而受到不好的影响。但是，从这个矛盾统一的不同面向出发，看来会推论出非常不同的反制力量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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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马丁·福特便极其关心如何拯救资本，以免它在可能来临的灾难中灭亡。他实际上支持消费主义普及（无论这件事是多么愚蠢，以及将造成多大的异化效果），借此消化完全自动化的资本所能生产的、越来越便宜的产品。他希望借由以下方法，解决供给与需求不相等的难题：建立一种国家规定的税制，回收新技术创造出来的生产力增长成果，把这些税收当作购买力，分配给遭剥削的大众，而国家期望接受补贴的人从事一些创造性或有价值的社会活动，对公益有所贡献。现实中已经有这种方案。阿根廷和巴西便借由一些穷人补助方案进行收入再分配：穷人只要能证明自己的孩子在上学，便能获得国家补助。这种激励性再分配方案要设计得有效可能相当困难，但马丁·福特认为避免依赖文化极其重要——纯粹的福利支出或无条件保障某水平的收入（无论当事人是否工作），往往容易衍生出一种依赖文化。不过，我们只能借由收入再分配和创造购买力，创造出足够的需求，来消化不断增加的商品与服务供给。高兹也同意，这是“令社会的必要劳动量减少变得有意义的唯一方法”。[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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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马克思则看到，资本或许可以因由一些手段，应付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创新而造成的利润率下跌倾向，例如开创劳力密集的全新产品线；塑造一种同样重视节省资本和节省劳动力的创新形态；进一步剥削目前受雇的劳动者；维持一个不生产任何东西的消费者阶层，或创造出这样一个阶层；借由整体劳动力的惊人增长，在资本的个别收益率下跌之际，支持资本的增长。至于马克思是否认为这些抗衡力量足以无限期阻止生产价值和利润下跌，则并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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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这种发展方式有效地阻止利润下跌。约从1980年起，中国、印度、东南亚多数国家（以及土耳其、埃及和一些南美洲国家，而非洲则仍有大量未利用的劳动力储备）的农民融入全球劳动力市场，加上苏联加盟共和国的融入，全球领取薪金的劳动力人数的增长（而非减少），远远超过人口自然增长的部分。孟加拉国、越南和其他一些国家出现极差的劳动条件，则体现了剥削程度的加深。而需求问题则主要借由大幅扩张信贷规模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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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无论是就生产还是实现而言，目前都没有恐慌的理由。但是，就资本长远的未来而言，全球资本体制确实似乎走到了吸收劳动力的“最后阶段”。近50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大量女性投入劳动市场，而目前国际上还有大量劳动力储备的地方已经相当少（主要是在非洲、南亚和中亚）。像最近数十年如此巨幅的全球劳动力扩张，未来将不可能再发生。此外，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在例行服务上的应用（例如航空公司的值机服务，以及超市的结账作业）加速发展，则看来只是趋势的开端。自动化应用目前已经出现在高等教育教学和医疗诊断等领域，而航空公司也正在试验无人驾驶的飞机。节省劳动力的技术迅速发展，这种情况与价值生产的矛盾正走进越来越危险的领域。这种危险不但导致许多人长期失业（“闲置人口”的规模将越来越大），还危及资本本身的再生产（连马丁·福特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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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最近三次经济衰退之后，经济复苏均未能显著带动就业增长，人们因此称之为“失业型复苏”。最近一次严重衰退造成的长期失业，其规模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我们在欧洲也能看到类似现象，而中国增加就业（中国的一个关键政策方向）的能力看来是有限的。无论是看有关最近趋势的证据，还是评估未来的可能，我们都看到一个方向：大量的人将成为多余的人口，而他们可能将躁动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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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发展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均有重要意义，有必要详细阐述。货币（见矛盾2）是社会劳动价值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把社会劳动价值理解为经由交换价值市场体系，提供给其他人的劳动量）。如果我们迈向一个不再有社会劳动的世界，将没有价值需要表现。如此一来，历来用来表现价值的货币形式，将完全不再需要代表它本身以外的任何东西。新古典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的价值劳动理论是不相关的，因为资本只对货币信号有反应，并不理会价值关系（此派学者也可能完全不关心这问题）。他们认为价值概念即使看似有理（他们多数不认为是这样），也不值得为此费心。我认为他们这个判断是错误的。但是，如果上述的发展确实发生，反对价值论的新古典经济学观点将变得越来越正确，最后连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将必须放弃价值论。传统经济学家无疑将为此得意扬扬，但他们并未认识到，如此一来，约束资本、阻止资本堕落至无法无天状态的那个因素将会消失。资本体制当中无法无天的掠夺行为近年四处蔓延，这是社会劳动的规范作用弱化的一个迹象，而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一段时间。这方面的一个关键事件，是世界货币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抛弃其金汇兑本位：自此之后，世界的货币与社会劳动的关系，最多也只是微弱的，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世界各地一连串的金融和商业危机便是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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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40年来，货币形式已经获得很大的自主权。各国央行创造出来的法定货币和虚拟价值，已经占据主导地位。这促使我们反省在此描述的技术演化路径，与货币技术演化的关系。网络货币如比特币兴起，在某些例子中似乎是为了替非法活动洗钱，而这只是货币体系无可避免地坠向混乱状态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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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问题引起的政治问题，可能是反资本主义斗争最难面对的。一方面，我们非常清楚技术演化是一门大生意（虽然这种演化显然很受阿瑟描述的那种自主的“组合演化”逻辑影响），而在这当中，阶级斗争、资本家之间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对维持军事主导地位、阶级权力和资本永续积累的“人类目的”有主导作用。我们也看到，资本的行动正使资本越来越接近这样的深渊：资本丧失社会劳动的规范作用，因此坠入无法无天的状态。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要对抗全球环境退化，社会不平等和贫困，异常的人口趋势，全球的健康、教育和营养赤字，以及军事和地缘政治紧张情势，莫不需要动用我们目前可用的许多技术，来达成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态和政治目的。现存的技术组合虽然充满资本寻求阶级宰制的心态和做法，但也包含解放的潜能——我们必须设法动员这些潜能，用在反资本主义斗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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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短期而言，左派必将捍卫受威胁的工作和技能。但是，一如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对抗去工业化运动的悲痛历史证明，打从一开始，这很可能便是一场注定失败的对抗新兴技术形态的战争。在当前这个紧要关头，反资本主义运动必须围绕着以下概念重新组织自身的思想：对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引擎如何运作，社会劳动正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左派目前希望保护的许多服务业、行政和专业工作将逐渐消失。站在资本的立场，世界上多数人口正变得闲置和无关紧要，而资本将越来越仰赖虚拟资本的流通，以及以货币形式为核心、存在于信贷系统中的价值崇拜。可预期的是，有些群体被视为比其他群体更容易受到歧视和伤害，结果是女性和有色人种目前承受多数负担，而且在可见的未来很可能将承受更多负担。[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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