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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点不同在于，在美国，对突发事件的善后处理远比在新几内亚要容易得多。举一个例子。我曾经在离哈佛大学不远的波士顿市中心的冰面上滑倒，摔断了腿骨。我摔倒后发现我的腿骨骨折了，我费了很大劲到了10米以外的一个电话亭，给我那做医生的父亲打了电话，父亲开车过来，把我弄到车上，送到医院。在医院里，外科医生将我摔断的骨头接合好，并打上石膏。不久，我的腿就痊愈了，又能够像以前一样走动了。但是，如果你在新几内亚摔断了腿骨，离你最近的简易机场也要走上三天才能够到达。你也许根本就无法走到简易机场。当你到达了简易机场，那里可能也没有飞机或者医生。还有，在传统社会里没有外科医生为你接骨，固定骨折处，所以，即使你在这次意外事件中幸免于难，你极有可能在随后的日子里，只能跛着脚度过余生。结果是，我们这些生活在西方社会的人不同于生活在新几内亚的人，我们几乎不担心危险。那是因为，即使我们遭遇到了意外事件，也更有可能得到良好的处理，而在新几内亚，情况却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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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较低的危险程度，加之我们对于危险导致的损害能够得到善后处理的预期，影响着我们现代人，使得我们对于危险的态度发生了改变。我们关于危险的想法是混乱的和困惑的。我们常常为不值一提的风险所烦恼。我们过于担心那些事实上不太可能降临在我们头上的危险。相反，我们对于那些的确极有可能发生的危险却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们担心恐怖分子会发动袭击，我们为飞机失事感到忧心忡忡，事实上，死于恐怖袭击和飞机坠毁事件的人很少。我们忽略了在阶梯上摔倒的危险，这类危险却导致很多人死亡。我们对于危险的思考总是模糊不清，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我们总是看到被罗列出来的各种灾害等级，还会比较这些等级评估与灾害造成的实际死亡人数或者潜在的死亡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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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形式的灾害比较中，我们必须要谨慎小心。某一特殊类型灾害造成的实际死亡人数可能不是衡量灾害严重程度的合理标准。换句话说，这类灾害导致的死亡人数之所以很低，可能正是因为这类灾害频繁发生，加上可能会致命，使得我们对这类灾害的存在有着较强的意识并采取了必要的预防措施。正因为如此，这类灾害对于我们的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对这类灾害非常小心，甚至为此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其结果是，这种灾害导致的死亡人数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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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方面，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看看这一作用在传统社会产生的效果。这个例子涉及南非说！kung语的人和狮子。这些说！kung语的人生活在非洲沙漠地带，那里也栖息着成群的狮子。然而，狮子很少导致说！kung语的人死亡：1000个说！kung语的死者中只有大约5个人死于狮子之口。这难道能说狮子是不危险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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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能这么说。说！kung语的人很少死于狮子之口，准确地说，是因为狮子实在太危险了，而说！Kung语的人遇到狮子实在是太频繁的事了，以至于说！kung语的人学会了对狮子极度地小心。这些说！kung语的人也因此最大可能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习惯，以便减少狮子带给他们的伤害。为了躲避狮子，说！kung语的人晚上不出来。即使在白天，他们也绝不单独出来，而是结伙出行；并且，他们会不停地说话，以期他们的声音镇住狮子。他们还会一直注意观察狮子和其他动物走过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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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例子与现代美国人有关，是关于长期从事飞行活动的那些经验丰富的飞行员。飞行活动的确充满危险，且被公认为会造成伤害，但却很少导致死亡。精确地说，这是因为我们中的一些人意识到了飞行活动的危险性，并且采取了防御措施。这些飞行员清楚地知道，他们的错误极有可能是致命的。所以，一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每一次准备驾驶飞机飞行的时候，都要绕着飞机走一圈，仔细检查飞机。相比之下，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当我们到达机场，拿到租赁的车，甚或当我们准备驾驶自己的车子时，我们也不会事先绕车子走一圈，细心地检查车子。那是因为，如果我们驾驶的是一辆汽车，出现失误或者出现汽车的结构性问题而导致死亡的可能性要比飞机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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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拿一次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作为衡量这一灾害的严重性和频率的标准。我们必须估算一下，假如我们不够小心，这一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会是多少。但是，即使我们将这一因素也考虑在内，在我们主观的风险排序和实际的风险严重性之间依然存在一个很大的错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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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按照美国人对灾害的排序，排在前面的灾害有：恐怖分子、客机失事、核能事故、包括转基因农作物在内的基于DNA（基因）的技术，以及喷雾罐——尽管所有这些很少致人死亡。相反，美国人低估了其他一些灾害：酒精、机动车、香烟、滑倒和摔倒、家用电器，所有这些的确导致很多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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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我们过高评估的灾害之间存在着什么共性？被我们过低评估的灾害之间又存在着什么共性？研究结果表明，我们会过高评估那些我们无法控制的灾害带来的危险、那些我们没有选择余地的灾害，还有那些一次造成死亡人数众多的灾难性事件。我们过高评估那些会登上报纸头条的灾难，这些灾难往往发生在人们容易看到的地方，致人死亡的方式和场面令人震惊。我们过高评估那些新出现的，令我们感到陌生的风险，诸如DNA带给我们的风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过高评估恐怖分子、核事故、客机失事以及基于DNA的技术给我们带来的灾害。这些灾害发生在我们中间，而我们却无法控制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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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我们过低评估那些我们能够控制的灾害性事件以及那些我们经过选择或者自愿接受的事情带给我们的灾害。我们过低评估那些在一次事件中只有一人死亡的灾害性事件，这类事件通常不会登上报纸头条。我们过低评估我们所熟悉的灾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过低评估喝酒、开车、抽烟、滑倒和摔倒以及家用电器带来的危险。我们选择将我们自己暴露在那些灾害之中，而我们认为，只要我们小心，我们就能够控制发生灾害的风险。我们过低评估那些灾害，因为一般人认为：“我知道那些事情会导致别的人死亡。但是，我会小心。对于一般人来说，发生灾害的风险是有的，但对于我来说，那些灾害的风险性很低。”但是，这种推理很明显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从概念上说，一般人面对一般风险！我们易于这样想：“我很小心，我很强壮，所以，那些事情可能会杀死那些不小心的和体弱的人，但是那些事情不太会杀死像我这样小心谨慎且身体强壮的人。”这一态度可以用一个笑话来总结：“我们都不愿意让别人对我们做那些我们很乐意为自己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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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更加关心的不是恐怖分子和转基因作物，日常生活中真正严重的灾害是在淋浴时滑到，或者在湿滑的人行道上摔倒，或者在梯子上、在下楼时滑倒和摔倒的危险。证明这一点很容易，你只需要阅读任何一天的任何一份报纸上的讣告栏，就会看到，对于老年人来说，摔倒是最为常见的导致瘫痪、失去生活质量，甚至死亡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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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早已经做过了我这一天中应该做的最危险的事情。这件最危险的事情就是：我淋浴了！你会质疑：“真的？！贾雷德·戴蒙德，你是个妄想狂！你在淋浴时摔倒的风险只有千分之一！”对这一质疑，我的回答是：我在淋浴时摔倒的风险是千分之一，但这并不低。我现在77岁。一个美国男人活到77岁，还有15年的平均预期寿命。这就意味着，在我余下的时间里，如果我每天都淋浴，我会有5475次淋浴。如果我不加以小心，那么，我每次在淋浴时摔倒的风险就是千分之一。那意味着，我会在我预期能够活到的年龄到来之前杀死我自己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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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我学会了践行建设性妄想狂。这就是为什么我学会了注意一些事情带给我的风险，这些事情在我做一次时只有很低的风险，但是在我的余生，我需要经常做这些事情——像新几内亚人在丛林中睡在枯死的树下一样。对于我来说，在美国，与在新几内亚丛林中睡在枯死的树下相同的事情就是淋浴和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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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些朋友对我从新几内亚人那里学到的建设性妄想狂态度提出质疑，认为这种态度会束缚我的手脚。我的朋友们认为：贾雷德，可能是由于你总会想到什么事情会出错，所以，你会放弃做任何事情。正相反，我以建设性妄想狂态度行事，就像新几内亚人一样。尽管倒下来的树木会带来灾害，新几内亚人依然在森林里露营。但是，他们会小心翼翼，从不在枯死的树下搭帐篷过夜。同样的道理，我并不拒绝淋浴。我依然每天都淋浴。只是，我很注意，淋浴时多加小心。我更关心淋浴、梯子和机动车，而不是恐怖分子或核事故或转基因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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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在新几内亚工作时学到的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经验。我认为，这一经验对于你们这些读这部书的读者来说也是颇有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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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 第六章 饮食、生活方式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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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大多数美国人的死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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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死因与那些依然采用传统生活方式的人民的主要死因有着怎样的不同？这些死因又与两百年前美国人的死因有着怎样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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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这些不同的死因中能够获得哪些有益的启示，帮助我们延长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活得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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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这部小书的大部分读者都会死于所谓非传染性疾病。也就是说，会死于这样一些疾病，这些疾病不是由于诸如病毒或细菌这类传染源而致的传染性疾病，因为这些疾病不会扩散或者由一个人传染给另一个人。这些疾病包括糖尿病、血压升高导致中风的高血压病、心脏病发作、动脉粥样硬化、癌症、肾脏疾病和痛风。没有人能够把这些疾病传染给你们，这些疾病不像流感或者麻疹，是人与人之间传播的。只有你们和你们自己的基因以及你们的生活方式能够决定你们是否会患上这些疾病。现在，这些疾病是导致人类死亡的主要原因；而在过去，情况却并非如此。两百年前，导致美国人死亡的主要疾病是传染性疾病，诸如天花、麻疹、肺结核、疟疾和霍乱；而今天，这些传染性疾病却很少导致美国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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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今天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些人群依然生活在部落里，这些人并不是死于这些导致现代美国人民死亡的非传染性疾病。50年前，就在我第一次到新几内亚开始我的研究工作之前，在新几内亚开展的一项学术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事实。新几内亚是一个大的热带岛国，位于澳大利亚北部，接近赤道。从1964年开始，我一直在那里研究鸟类。当我初次到达新几内亚的时候，新几内亚的东半部依然还是由澳大利亚管辖的欧洲殖民地。新几内亚人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是传统的，他们住在自己的村落里，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许多新几内亚原住民还没有受到欧洲文明的影响。他们不穿衣服，没有文字，不使用金属工具，没有医生。换句话说，他们的生活方式依旧十分传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Papua New Guinea）的任何一条道路上都没有交通灯，甚至在首都莫尔兹比港（Port Moresby）也找不到交通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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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莫尔兹比港却有一家综合性医院，由澳大利亚的医生创办。1961年，就在我到达新几内亚之前，莫尔兹比港综合性医院的医生们发表了他们的一项研究报告，列举了近期在这家医院住院的2000位病人的病因。今天，假如有研究者在我的家乡洛杉矶发表这样的研究报告，公布近期在某个综合性医院的住院病人的致病原因，大多数住院病人的入院病因会是非传染性疾病。但是，在这项1961年新几内亚发表的研究报告中，几乎没有住院病人的入院病因是非传染性疾病。几乎没有人有心脏疾病、癌症、糖尿病或者任何其他非传染性疾病。唯一的例外是，其中四位病人因高血压被这家莫尔兹比港综合性医院接收，进行住院治疗。但是，四位病人都不是新几内亚本地人，他们是生活在莫尔兹比港的外国人。这四位病人作为特殊病例，恰好证明了新几内亚人患病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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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家医院进行这项研究的那段时间里，我正好开始在新几内亚从事我的鸟类研究工作。当时的新几内亚人给我的印象是，他们都非常健康。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位身体超重的新几内亚人，一位都没有。无论男人还是女人，他们看上去全都像身形清瘦但肌肉健硕的健身者。新几内亚人的饮食简单，他们的食物主要是自己家地里种的食物。那些生活在高原地区的新几内亚人，他们摄入的卡路里有90%来自单一的食物：甘薯。他们根本没有糖尿病或者心脏疾病。我这么说，并不是想说明新几内亚人是非常健康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死的时候年纪还不大，比现代美国人的死亡年龄小很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死于50岁左右甚至40岁左右，而不是70岁左右，或者80岁甚至90岁左右。在1961年，新几内亚人不是死于诸如糖尿病和心脏病这类非传染性疾病；相反，他们的死因与两百年前大多数美国人的死因一样，死于疟疾和痢疾这类传染性疾病、意外事故、营养不良和饥饿，并且，以体力劳动为主的生活方式导致他们患有骨骼疾病和肌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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