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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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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就是死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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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作‘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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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得伟大，死得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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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卷海，波澜纵横，登舟者引以为壮，况生死之大波澜何独不引以为壮乎！”这就是毛泽东24岁时的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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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还认为，既然人的精神是由知识与理智、情感和意志这两方面构成，则知识水平的提高，并不意味着情感与意志能力的提升。而实际上鲁迅也表述过同样的观点：有知识的人，未必有意志。而且，鲁迅还曾这样自我剖白说，自己正是因为看事太细，所以不易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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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年毛泽东看来，理智与知识，不能脱离情感与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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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求健全之精神，不仅需要追求知识，更需养成情感、锻造意志。欲求健全之精神，就需要使知识与意志紧密地结合起来。后来他更指出，这也就是使知识分子与劳动者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因为劳动者受苦受难、不脱离生产活动，相对于知识者而言，劳动者的意志力往往更为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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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毕生手不释卷，但是他却认为：一个人并非学了点知识就可以称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使命也绝非把书读好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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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看来，有知识的人更需要提升自己的素质，更需要培养自身的热情、信仰与意志。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说，“宗教可无，信仰不可少”，劳动者固然要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以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但知识者却更应该不断磨炼自身的意志，以保持旺盛的热情与坚定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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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知识”者，未必就有“觉悟”、能“觉悟”，而仅靠读书，并不能使人觉悟，“死读书”可以造就各式各样的职业者，但它却绝不可能造就一大批人类正义事业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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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造就人类正义事业的接班人，就必须使青少年从小关心天下、宇宙、国家大事，就必须使他们“在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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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7月5日，毛泽东与侄子毛远新交流冬泳的体会，并留下了一席禅宗“棒喝”式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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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远新说：“冬泳好，因为天气很冷，在水里比待在岸上更暖和，还是在水里更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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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闻之却摇头叹息说：“你就喜欢舒服，怕艰苦。你就知道为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的问题。你父亲（毛泽民）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为了多数人服务。要是你，还不是双膝下跪，乞求饶命？我们家许多人，都是被国民党、帝国主义杀死的。你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苦。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个中间派，我就满足了，你没有吃过苦，怎么能当‘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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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2月初，毛泽东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第35章“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一节，书中这样写道：“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本质差别的具体表现是：大多数工人的文化技术水平还低于工程技术人员的水平，而大多数庄员（指集体农庄）的文化水平还低于农艺师的水平。如果要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间的本质差别，就必须把工人和庄员的文化水平提高到工程技术人员和农艺师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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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毛泽东慨然批注说：“有问题。只提文化技术水平，不提思想政治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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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更进一步阐述了知识与能力、觉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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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高低和才智大小这两件事情不是一致的东西。旧社会的规律是：被压迫的阶级文化程度低，一般地说他们知识少，但是比较聪明些，原因就是他们参加生产劳动，联系社会生活，他们的社会生活知识丰富；压迫的阶级，他们的文化水平高，书读得多，一般地来说他们的知识多，但是他们比较愚蠢些，原因是他们脱离生产劳动，脱离社会生活。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科学发明也不一定出于文化高的人。许多工程师并没有发明，而普通工人反而有发明。当然，我们并不是否认工程师和工人的差别，不是不要工程师。历史上常常是文化低的打败文化高的。在我们的国内战争中，我们的各级指挥员，从文化上说，比国民党的那些从国内和国外军事学校出来的军官低，但我们打败了他们。列宁说过，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亚洲当时文盲多，欧洲当时知识分子多，文化水平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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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社会里，情况不同了。可是我们还要看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社会里的高薪阶层是有危险性的，也就是他们的知识虽然多些，文化虽然高些，然而同工人、农民比较起来，他们同样是愚蠢些。我们的干部子弟，一般说来，就不如非干部子弟。他们的架子很大，优越感很强，可是没有生产经验，没有社会经验。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警惕，如果我们及早注意，是可以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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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一班先进的中国人看来，要变革中国，则必须启蒙，而“启蒙”，也就是发展人类的知识与理性。毛泽东明确地反对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启蒙思想只重视人的理性与知识，却忽视和压抑了人的情感与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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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卢梭所指出的那样，如今学生读书，并不是因为他们爱知识，而是为了掌握一门谋生或投机取巧的本领，知识和理性的进步压抑了人类的天性。实际上，在当今的世界上，每个人都违背着自己的情感、意志乃至良知去行动，人人皆是在“理智”的驱使下，被迫去做自己不愿意做、违背自己自由意志的事情——其实，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马克思后来说，这种异化在工人阶级身上表现得最为深重，现代资本主义劳动违背了工人的自由意志，“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了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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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还没有像后来的马克思那样，把对人类精神异化的思考推进到社会经济领域。但是，他却像青年时代的马克思一样直面人类精神的异化，并提出：要改造这种异化，当务之急是改造哲学和伦理学，而不是追求某种具体的科学与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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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知识中，为什么哲学与伦理学是最为要紧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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