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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纯洁的精神不能“住世”，那么，这个污浊的旧世界也就不值得留恋和“改良”。现实逼迫毛泽东最终选择了《民众的大联合》中所提出的第一种方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从此立志要以革命的方式去求平等，而这正是马克思30岁时在《共产党宣言》中许下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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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在中国革命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再次回顾了他自己性格的关键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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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哲学家朱熹，写了许多书，说了许多话，大家都忘记了，但有一句话还没有忘记：“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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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毛泽东再次见到了他的恩师，但此时的杨昌济却已重病不起，起初只是被诊断为胃病，而随后德国医院的大夫却发现杨昌济的身体免疫系统出了大问题，且腹腔器官均已衰竭，他已不久于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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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病榻上，杨昌济给后来的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写了一封堪称“遗书”的信，向他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信中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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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昌济临终前郑重写下的这封“托孤信”，寄望的竟是他的两个学生，而对于自己的一双儿女却未及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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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在北京病逝，在痛失慈母之后，毛泽东又失去了精神上的父亲，他从此只能在没有人生导师的世界上孤独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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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之后，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也去世了。这一次，毛泽东既没有赶回湖南，似乎也没有表现得痛不欲生。那一年，毛泽东27岁，父母和师长几乎是在一瞬间离他而去，巨大的痛苦使他艰于呼吸视听，这个27岁的青年无从咀嚼这种痛苦，因为人生的遭际和家庭的重担，如塌方一样落在了他的肩上。他知道，痛苦无济于事，虽然他现在的处境是一贫如洗、四面楚歌，可是他必须挑起自己肩上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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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月25日，阴雨绵绵，杨昌济的丧仪在北京宣武门外法源寺举行，法源寺是客居北京的湖南人的栖身之所。20多年前，湖南浏阳人谭嗣同与广东人梁启超便是在此寺相逢，并结拜为兄弟；1917年，毛泽东的湘潭同乡齐白石亦客居于此寺，以卖画、刻字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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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慷慨赴死，“谭嗣同之死”具有根本性的象征意义，这个巡抚的儿子被自己的阶级杀害了，只是因为他想跪着求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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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法源寺送别了自己的恩师，“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毛泽东发大宏愿，继续走上了为众生求平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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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送杨昌济的灵柩回湖南的半途中，毛泽东再次在上海停留，为的是送第二批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为此，一贫如洗的他不得不卖掉唯一的冬衣，方才凑足了一张去上海的车票。在上海，毛泽东靠给人洗衣服谋生。他当时只是这样写信告诉长沙的朋友说：洗衣并不累，但却要来回坐公共汽车收衣服、送衣服，于是，挣得的辛苦钱就这样浪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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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月16日，在新民学会于文化书社举行的常会上，毛泽东还这样说过：“我很想学一宗用体力的工作，如打袜子、制面包之类，这种工作学好了，向世界任何地方跑，均可得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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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6月，穿着已经洗得发白的蓝长衫的毛泽东，在上海拜访了《新青年》杂志的主编陈独秀。而此前，陈独秀恰好刚刚与李大钊介绍来的维经斯基见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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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世界上，毛泽东可能是第一个喊出“陈独秀万岁”的人，他们相见恨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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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为在北京散发传单被捕，毛泽东即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陈独秀被捕及营救》，文章结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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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兑莫克拉西”（民主）。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报给他。也可算是罪罚相敌了！……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绝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陈君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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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毛泽东与陈独秀谈话至晚上8点多。这两个书生，一个曾经因为“劝善”而几乎送命，而另一个则因为主张科学和民主进了班房，惺惺相惜、痛定思痛，共同的遭际教育了他们，使他们认识到：“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他们共同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使中国摆脱当时的思想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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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中国思想界，胡适和李大钊正在进行“问题与主义”之争，而在毛泽东看来，这二者固然不能偏废，但是，研究学问只能解决一些具体问题，而却无助于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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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1920年11月一封新民学会内部的通信中，毛泽东为大家做出了这样的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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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意我们新民学会会友，于以后进行方法，应分为几种：一种是已出国的，可分为二，一是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多造成有根柢的学者，如罗荣熙萧子升之主张。一是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一种是未出国的，亦分为二，一是在省内及国内求学的，当然以求学储能做本位。一是从事社会运动的，可从各方面发起并实行各种有价值之社会运动及社会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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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根本问题、根本改造”呢？毛泽东说：“世上的事情只有吃饭最大”，而马克思主义是世上最明快的哲学，因为它立足于最朴素的道理：人是要吃饭的，不劳动者不得食，而人吃不上饭，那就要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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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与胡适观点不同的人也不仅是李大钊，更包括哲学家张君劢，张君劢认为，胡适所谓的“科学方法”实际上不过是些机械的教条，这些机械的教条根本不可能解决“人生观”问题，而张君劢与胡适的这场争论，随后被综合为“科学与玄学”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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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同时批判了“科学”与“玄学”两派，他指出：真正的科学方法是唯物史观，而并不是胡适所说的那些庸俗的教条。要切实变革社会，那就必须了解经济发展的历史；而要变革人们的思想与精神，那就必须懂得思想、精神和意志这些“玄学”派所主张的东西，究竟是怎样在特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中形成与发展的。而当下的中国，无论“科学派”还是“玄学派”，他们都对经济思想史缺乏起码的修养，他们之间的争论，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这些争论，也不过都是空谈，他们的方法，实际上都是玄学，而不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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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中已经指出，社会主义就代表着“民主”的方向，而如今五四新文化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则说：所谓“赛先生”（科学），其实也就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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