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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8月，刚刚参加了“中共一大”的毛泽东回到长沙，住在船山学社，便立即着手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他为自修大学提出的宗旨是“自己看书，独立思索”、“共同讨论，共同研究”。在毛泽东看来，共产党人应该是在人民思想中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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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大革命时代，毛泽东所批判的，便是苏联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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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布尔什维克把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复杂分析，简化为了机械的“5种社会形态”的递进，这5种社会形态分别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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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根据这样的观点，斯大林对中国社会性质做出了机械而简单的判断：中国是封建社会，中国需要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资产阶级是最进步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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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但那个时候的毛泽东自然也不可能知道：所谓“5种社会形态说”，根本就不是马克思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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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号称在刻苦研读《资本论》的是蒋介石，他在日记里吹嘘说，自己读《资本论》到了“废寝忘食”的境界。而毛泽东，则主要不是通过阅读马克思的著作，而是通过独立思考而接近了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与毛泽东的共同点，就在于批判的思想，就在于不顾一切地投入思想的斗争，而在中国社会性质这个问题上，即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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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列宁和斯大林不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提出：中国并不是西方那种“封建社会”，中国早就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和市场的统一，不存在西方那样的封建壁垒、贸易和市场壁垒，中国市场很大，商人纵横南北，获利很多。但是，也正因为中国“商业资本”的过度发达，方才造成了其“工业资本”之不发达，即商人不必通过投资产业，就可以获利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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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正是“工业革命”未发生于中国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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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与西方式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相区别，马克思发明了“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理论范畴，以此来概括中国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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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当时的毛泽东不可能读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但与列宁和斯大林相比，毛泽东与马克思对中国社会特殊性的分析，在大的方向上却惊人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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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也认为，中国并非简单的封建社会，中国社会有资本主义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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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官僚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因为他们是营利的官僚，而中国基层的土豪劣绅也同样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因为他们也是营利性的基层事务承包人。中国的官僚其实并不代表“国家”，中国的官僚阶级是一个“营利性的组织”，即马克斯·韦伯所谓的“家产制的官僚”。正如斯诺后来所说的那样，“在中国，当官只是为自己谋利赚钱的一种方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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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毛泽东把中国的官僚阶级称为特殊的“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而近代以来，官僚资产阶级更与帝国主义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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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发现中国的官僚是一个具有自身特殊利益的“营利性的组织”，而非代表刻板无效的行政体系的人，并不是毛泽东，而是雍正皇帝。因此，雍正发动了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以整肃官商勾结和营利性的官僚。但是，雍正的改革与新政，最终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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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毛泽东具有独创性的发现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即官僚资本主义的基础与根源，乃是基层事务的承包人，是土豪劣绅。而要摧垮官僚资本主义，就必须从基层摧毁土豪劣绅，并以农民自己的组织来代替土豪劣绅对于中国基层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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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高国家组织效率，就必须从提高社会自身的组织能力入手，靠雍正那种自上而下的反腐败运动，只能短暂地触及官僚，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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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所施行的自上而下的“反腐败运动”，为什么会反复地陷入失败呢？这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基层社会没有组织，奉行的是丛林法则。于是，国家要动员和控制社会，就非要依靠官僚不可。而官僚控制基层社会的抓手就是基层的土豪劣绅，一旦官僚与基层的土豪劣绅结合在一起，那么，国家与皇权便对他们彻底无可奈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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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之无效率，正是因为基层社会没有组织，由于基层人民没有自己的组织，所以，他们也就不能抵抗土豪劣绅的掠夺和压榨；由于基层无组织，所以国家欲动员社会，便只能依靠官僚和基层的土豪劣绅，而一旦营利的官僚与基层的土豪结合，中国就会出现军阀割据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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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毛泽东所做出的，乃是他毕生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自一千年以降，在中国基层社会形成的“乡绅”阶层，已经由中国基层社会的组织力量，逐渐堕落成为榨取和破坏中国基层的毁坏性力量，而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乡绅阶层，已经堕落为“土豪劣绅”。因此，组织农民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以农民自己的组织——农会、妇女会等，来取代和打倒一千年来的乡绅阶层的过程；这同时也是一个从最基层出发，重新组织中国、改造中国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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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中国传统的了解极为独特，从少年时代的《商鞅徙木立信论》到青年时代的读《伦理学原理》批注，毛泽东已经形成了对于中国文明精髓的精深理解。在《讲堂录》中，他便指出了中国之衰落，便在于社会组织能力下降这个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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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自少年时代即推崇法家。在他看来，中国基层组织的强化，就源于商鞅变法时提出的“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的户籍什伍制度，这就是郡县制的实质。而唐代的府兵制，也是建立在这样牢固的基层组织的基础之上。然而，宋代以降，统治者为了根除基层民众有组织的反抗，以“募役法”等手段，解散了基层社会的组织，改由“乡绅”对基层进行统治，从而形成了“国家能力不下乡”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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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已经指出：这就是造成中国基层社会没有国家思想、政治思想的根源，这也就是近代中国陷入一盘散沙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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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正是这种悲剧性的恶性循环，为帝国主义宰治中国提供了前提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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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毛泽东是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批判色彩的思想家横空出世的。与斯大林不同，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资产阶级并不是一个整体，因为中国有最坏的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因此，一概认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进步的，这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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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笼统地以为革命要依靠资产阶级，则可能会把革命的领导权稀里糊涂地交给最坏的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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