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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之所以需要无产阶级来领导，由组织起来的农民做主力军，就是因为中国内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土豪劣绅，外有帝国主义的这种特殊的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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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革命并不是一场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封建革命，因为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基层的土豪劣绅——这三个互相勾结的势力，才是导致近代中国瓦解的内因和外因，这三者才是中国革命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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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的性质究竟何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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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后来毛泽东所概括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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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是毛泽东毕生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毛泽东与官僚资产阶级的斗争，持续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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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通过批判的思考，毛泽东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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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今天还是过去，毛泽东关于农民和农民运动的观点都被视为“非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在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马克思主义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学说，而农民是保守的力量，现代化进程就是消灭农民和农村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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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坚持的，恰恰又不是马克思本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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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固然是一个“去农民化”和“去农村化”的进程，而社会主义则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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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指出，欧洲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古代共同体——农业共同体——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转变，但是，这条道路并不具有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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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业共同体”向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过渡，是一种基于战争和殖民的暴力转变。同时，这一进程，也是以诸如“羊吃人”的方式消灭欧洲的农民为代价的，更是以非洲的奴隶贸易、美洲的奴隶种植园为代价展开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种毁灭农民与农村的暴力进程，便是欧洲式的“市民社会”摧毁“人类共同体”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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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也指出：如果不是“百年战争”彻底摧毁了欧洲的农业，那么，欧洲会走一条以农业带动制造业，再以制造业带动贸易的道路，而这条道路，要比欧洲后来对外扩张性的发展道路更自然、更优越、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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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如果排除暴力的外部干扰，人类文明发展原本可以走以农业的发达促进制造业发展的道路，即走一条更加健康的城乡协调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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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认为，中国的发展方式在起点上便与欧洲不同。为了分析中国特殊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方才发明了“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思指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点是：以共同体所有制为主，以私人所有制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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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更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中国不但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共同体”，还是一个“天然的共同体”。由于中国土地干燥，所以耕种离不开大型的公共水利工程，中国之所以能够保持统一，正是因为一个大型的水利工程——大运河把中国联系在一起。因此，马克思认为：中国这样一个“天然的共同体”与以土地私有化为基础的“日耳曼共同体”相比，性质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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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马克思系统地阅读了历史学家毛勒对于“日耳曼共同体”的研究，并做了大量的摘录。在那里，马克思指出：从历史上看，“以私人所有制为主、共同体所有制为辅”的“日耳曼共同体”，并不比“以共同体所有制为主、以私人所有制为辅”的“亚细亚共同体”发展得更好。恰恰相反，实际上，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后者发展得更好，也更有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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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更明确地指出：如果没有外部暴力的干扰，以“共同体所有制为主、以私人所有制为辅”的所有制形式，不必向欧洲式的“市民社会”转化也可以实现向现代文明转型。换句话说：现代化进程，并不必然是一个“去农民化”、“去农村化”和“去共同体化”的进程，而社会主义进程，就是一种不以牺牲农民和“农业共同体”为代价而进行的现代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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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预言说：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消除城乡差别，而不是消灭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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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看来，这条“更好的现代化道路”是否可行，在很大程度上要视中国这个“天然的共同体”的现代命运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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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马克思引用黑格尔的“两极相联”定理指出：中国和中国革命的命运，将决定西方和全人类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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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用毛泽东后来的话来说，那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绝不是“城市消灭农村”的过程，恰恰相反，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把农村建设得更好，比城市还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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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马克思完全不同，恩格斯、列宁，特别是斯大林却都认为：农民代表着小生产和小私有制，因此，城市消灭农村，工业消灭农业，市民社会消灭“农业共同体”，这就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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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马克思不同，列宁、斯大林都没有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对“农业共同体”做过全面的研究，因此，他们也都没有全力探索过“农民集体所有制”这种现代所有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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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们认为，人类只有一条发展道路，那就是西方式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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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最早提出应该重视农村和“农业共同体”的人同样是李大钊。1919年2月，李大钊在《晨报》上发表《青年与农村》一文，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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