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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84406 初次从事调查工作的人,要作一两回深入的调查工作,就是要了解一处地方(例如一个农村、一个城市),或者一个问题(例如粮食问题、货币问题)的底里。深切地了解一处地方或者一个问题了,往后调查别处地方、别个问题,便容易找到门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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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84408 (7)要自己做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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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84410 调查不但要自己当主席,适当地指挥调查会的到会人,而且要自己做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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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84412 “开调查会”这就是“与父老约法三章”的办法,这也就是以做学问的方法从事政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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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84414 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感慨万千地谈到了这篇文章,他说,平日袖手看文件,那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要解决问题,就“一定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而文件里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教条,“教条主义这个东西,只有原理原则,没有具体政策,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而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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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84416 毛泽东当时还说:“第一次使我晓得中国监狱全部腐败情形的是谁呢?就是湖南衡山县的一个狱吏。我跟他谈了一两天,他谈我记。我首先讲明来意,就是要调查这个班房里头情况怎么样,他就讲了各种复杂情形。可惜这个调查材料没有了。上井冈山后的两次典型调查材料也损失了。损失了别的不伤心,损失了这些材料我比较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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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84418 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的主流是“寻求富强”,在毛泽东之前,湖南产生的最伟大的“富强论”者是邵阳人魏源。而毛泽东却反对离开“王道”谈“富强”,受王阳明的影响,毛泽东认为王道在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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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84420 魏源与毛泽东,都是伟大的战略家和思想家。不同的只是,毛泽东是革命家,他领导了世界上最波澜壮阔的革命,并最终取得了胜利;魏源是改革家,他力图推动世界上最古老的王朝实行改革,但那场改革却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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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84422 魏源的一生是个悲剧,当他的名声和著作在日本几乎家喻户晓的时候,而在故乡中国,知道他名字的人却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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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84424 魏源呕心沥血所做之《海国图志》、《圣武记》和《元史新编》,不但没有唤醒沉睡的中国,反而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日本入侵中国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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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84426 毛泽东与魏源在战略思想上是相通的,基于近代中国的处境,他们发明了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这就包括诱敌深入、防御战中的进攻战、集中优势兵力以歼灭敌人,以及“打到敌人后方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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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84428 魏源的战略思想不为当时所用,这是中华民族的大悲剧,而他的思想最终却在毛泽东手里发扬光大,并形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宏图战略,这则是中华民族之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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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84430 在战略方面,毛泽东从魏源那里汲取了很多,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与魏源对中国士大夫阶级痼疾的诊断也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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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84432 魏源的名言是:“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儒家和士大夫阶级空谈了几千年王道,但却使王道脱离了富强,这是历史的大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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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84434 魏源以为王道不能脱离富强,毛泽东则认为富强的基础就是王道。王道不是刑名利诱,更不是“三纲五常”,而是人民群众心中存在着的天理良知。到群众中发现良知的办法,就是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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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84436 而毛泽东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了“王道”与“富强”的统一,从而使王道建立在了富强的基础上——毛泽东推行的“王道”朗朗上口,可歌可泣,被称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更把这种“王道”建立在一支前所未有的军队的基础上,而这支军队叫“中国工农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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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84438 以军队推行王道,以王道节制军队,这是毛泽东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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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84440 在奔赴井冈山的途中,毛泽东为他的部队规定了行军纪律: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不拿群众一个红薯——而这就是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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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84442 当秋收起义部队在永新县三湾村进行整编时,毛泽东又为这支军队创造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即以党的组织和士兵委员会来打破旧军队的科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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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84444 1927年11月,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在宁冈龙江书院创办了教导队,由吕赤任教导队长。吕赤,原名吕希贤,参加革命后改名为吕赤,毛泽东亲自主持教导队授课。而这个创办于龙江书院的教导队,也就是后来的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的前身,今天,它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军事学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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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84446 国防大学,就是从龙江书院中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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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84448 龙江书院,这是一个多么有中国气派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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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84450 日本思想家宫崎市定的名言是:以为毛泽东凭一个人的天才就改变了中国,这是因为人们不了解毛泽东是站在了中国多少圣贤的肩膀上。毛泽东的伟大,不过是因为他使得“中国道路”得以延续,并且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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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84452 而另一位日本思想家沟口雄三则说:“近代以来的中国道路,既不落后于西方,当然也没有超越西方,因为中国只是走在自己的道路上。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必然还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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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84454 其实,近代湖南倒是出了两个润之(芝),一个自然是毛润之,另一个乃是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胡润芝(胡林翼,号润芝,其他三人为曾国藩、左宗棠和彭玉麟)。且有“泽东”,亦有“泽南”。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先生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讲到湘军及其创始人罗泽南,他以为湖南学风之要害全在“以思想建军”,“以学问治世”,而其关键,一言以蔽之,就在于知识分子、读书人与工农兵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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