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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从事调查工作的人，要作一两回深入的调查工作，就是要了解一处地方（例如一个农村、一个城市），或者一个问题（例如粮食问题、货币问题）的底里。深切地了解一处地方或者一个问题了，往后调查别处地方、别个问题，便容易找到门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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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要自己做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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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不但要自己当主席，适当地指挥调查会的到会人，而且要自己做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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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调查会”这就是“与父老约法三章”的办法，这也就是以做学问的方法从事政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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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感慨万千地谈到了这篇文章，他说，平日袖手看文件，那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要解决问题，就“一定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而文件里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教条，“教条主义这个东西，只有原理原则，没有具体政策，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而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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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当时还说：“第一次使我晓得中国监狱全部腐败情形的是谁呢？就是湖南衡山县的一个狱吏。我跟他谈了一两天，他谈我记。我首先讲明来意，就是要调查这个班房里头情况怎么样，他就讲了各种复杂情形。可惜这个调查材料没有了。上井冈山后的两次典型调查材料也损失了。损失了别的不伤心，损失了这些材料我比较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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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的主流是“寻求富强”，在毛泽东之前，湖南产生的最伟大的“富强论”者是邵阳人魏源。而毛泽东却反对离开“王道”谈“富强”，受王阳明的影响，毛泽东认为王道在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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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与毛泽东，都是伟大的战略家和思想家。不同的只是，毛泽东是革命家，他领导了世界上最波澜壮阔的革命，并最终取得了胜利；魏源是改革家，他力图推动世界上最古老的王朝实行改革，但那场改革却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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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的一生是个悲剧，当他的名声和著作在日本几乎家喻户晓的时候，而在故乡中国，知道他名字的人却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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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呕心沥血所做之《海国图志》、《圣武记》和《元史新编》，不但没有唤醒沉睡的中国，反而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日本入侵中国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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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魏源在战略思想上是相通的，基于近代中国的处境，他们发明了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这就包括诱敌深入、防御战中的进攻战、集中优势兵力以歼灭敌人，以及“打到敌人后方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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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的战略思想不为当时所用，这是中华民族的大悲剧，而他的思想最终却在毛泽东手里发扬光大，并形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宏图战略，这则是中华民族之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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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略方面，毛泽东从魏源那里汲取了很多，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与魏源对中国士大夫阶级痼疾的诊断也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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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的名言是：“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儒家和士大夫阶级空谈了几千年王道，但却使王道脱离了富强，这是历史的大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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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以为王道不能脱离富强，毛泽东则认为富强的基础就是王道。王道不是刑名利诱，更不是“三纲五常”，而是人民群众心中存在着的天理良知。到群众中发现良知的办法，就是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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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毛泽东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了“王道”与“富强”的统一，从而使王道建立在了富强的基础上——毛泽东推行的“王道”朗朗上口，可歌可泣，被称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更把这种“王道”建立在一支前所未有的军队的基础上，而这支军队叫“中国工农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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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军队推行王道，以王道节制军队，这是毛泽东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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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奔赴井冈山的途中，毛泽东为他的部队规定了行军纪律：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不拿群众一个红薯——而这就是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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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秋收起义部队在永新县三湾村进行整编时，毛泽东又为这支军队创造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即以党的组织和士兵委员会来打破旧军队的科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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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1月，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在宁冈龙江书院创办了教导队，由吕赤任教导队长。吕赤，原名吕希贤，参加革命后改名为吕赤，毛泽东亲自主持教导队授课。而这个创办于龙江书院的教导队，也就是后来的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的前身，今天，它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军事学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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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大学，就是从龙江书院中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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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江书院，这是一个多么有中国气派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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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思想家宫崎市定的名言是：以为毛泽东凭一个人的天才就改变了中国，这是因为人们不了解毛泽东是站在了中国多少圣贤的肩膀上。毛泽东的伟大，不过是因为他使得“中国道路”得以延续，并且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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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位日本思想家沟口雄三则说：“近代以来的中国道路，既不落后于西方，当然也没有超越西方，因为中国只是走在自己的道路上。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必然还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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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近代湖南倒是出了两个润之（芝），一个自然是毛润之，另一个乃是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胡润芝（胡林翼，号润芝，其他三人为曾国藩、左宗棠和彭玉麟）。且有“泽东”，亦有“泽南”。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先生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讲到湘军及其创始人罗泽南，他以为湖南学风之要害全在“以思想建军”，“以学问治世”，而其关键，一言以蔽之，就在于知识分子、读书人与工农兵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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