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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问（泽南）制敌之道，曰：“无他，熟读《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数语，尽之矣。《左氏》‘再衰三竭’之语，其注脚也。”亦本周敦颐主静察机之说。其治军以不扰民为本。视东南安危，民生怨苦，如饥溺在己，与其所注《西铭》相符。军行所至，士民欢腾，或输敌情，或诉所欲，馈肉饷饭，如家人父子，得道多助，屡破大敌，而善以寡击众。众人化之，荷戈从军，蔚然成风。时为之语曰：“无湘乡，不成军”。藉藉人口，而不知无泽南，无湘军。惟泽南以宋儒之理学治兵，以兵卫民，皎然不欺其志。此湘军所以为天下雄，而国人归颂焉。倘好驰马试剑，漫事以从军攫富贵，豪闾里，而不体泽南之以宋儒理学治兵，以兵卫民之指，意气自雄，是则泽南之志荒，而湘之所以为勇者亦耗矣。自来言宋儒理学，往往小廉曲谨，可以持当躬，而不足以任大事。顾泽南义勇奋发，本之间学。朝出鏖兵，暮归讲道。中间屡遭惨败，而志不挠，气益壮，讨部众而申儆之，或解说《周易》以自遣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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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钱基博的说法，理学作为经世之学，有着强烈的战略式战争诉求。近代中国的“经世学统”开于江苏，而大成于湖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实便是以宋儒理学治军的典范。他尤其指出，宋儒的缺点便是将学问与读书考试相结合，从而堕入“小廉曲谨”，“以持当躬”。而唯有将学问与保家卫国相结合，将知识和知识分子与人民相结合，方才可以上马杀敌，下马读书，朝出鏖兵，暮归讲道，方才足以“任大事”、成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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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学治军，就是以王道治军，而这首先便要恢复理学乃至儒学的战略精神。“军队是所大学校”，毛泽东不仅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而且，他更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武德——即战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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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的革命兴起之前，中华文明的武德差不多已经失落了近千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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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说来，春秋时代，军人以贵族为主，自然是很被尊重的，故而有“武士”和“武德”之说。而军人、武士被尊重，并不是因为他掌握暴力，而是因为他有能力制止暴力。“武德”的解释来自楚庄王，他提出“武”的字义便是“止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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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商君书》最重要的篇章《农战》，便知我国历史上最健康的尚武时代便是秦。“又战斗来又生产，三五九旅是模范”，有这样的民风、这样的制度，自然便有天下无敌的军队。西汉因为继承了秦“农战”的传统，因此才能够击溃匈奴，但是，因为西汉偏重亲戚权贵，秦以战功行赏罚的制度，即使在武帝时代，却也已经被严重破坏了。在如此重亲贵、轻功臣的背景下，再希望延续三军用命、为国死战的“秦制”，“此实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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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到了东汉时代，汉人一般都不愿当兵也不能当兵，兵源多依赖内附的外族，所谓“五胡乱华”之根源，因此早已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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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建国，府兵制是基础，其核心是选拔品质优秀的农家子入伍。故每次征兵，都是在基层选拔积极分子的仪式；每次退伍，又起到了在基层壮大积极分子的作用。可惜武后以来，均田制败坏，国家不再重视基层，转而重视“文辞”、“进士科”，轻视边疆，重视中原，轻武重文，漠视武德，结果铸成安史之乱。这哪里是偶然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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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国家已经无力动员基层，从此便将基层征兵工作，委之于胥吏。这些胥吏则是王安石所谓的“奸邪无赖之徒”，于是私兵泛滥。当兵如奴隶、配军，为防止兵士逃走，往往在其面上刺字。故自唐末、北宋以来，直到国民党统治时代，“拉壮丁”就等于征兵。李华的《吊古战场文》是唐代的好文章，其中哭天抢地的悲叹，不过凝结为宋代时的两句俗语“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而已，可见中国之积弱，又哪里是一朝造成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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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兵光荣、光荣者方能当兵，这是共产党在中国所造成的新气象。而一切不抱偏见者，便不能不承认这种事实：共产党的一个伟业，就是结束了落后挨打；毛泽东的一个成就，就是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武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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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武德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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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士大夫阶级一直希望“收拾人心”，但是，所谓“收拾人心”于他们而言，却不过是以儒家的教条去训导基层百姓，而真正的“收拾人心”，就是与基层群众在一起同甘共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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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8月3日，毛泽东接见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文化事务国务部部长马尔罗。马尔罗问毛泽东说：“我认为在毛主席之前没有任何人领导过农民革命获得胜利，你们是如何启发农民这么勇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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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淡然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觉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调查农民阶级关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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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当时他说：“我赞成在和平时期逐步缩小军队干部跟军队以外干部的薪水差额，但不是完全平均主义。我是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1949年在这个地方开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将军主张军队要增加薪水，有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举的例子是资本家吃饭5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行。我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5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房子，就那么睡，朱总司令走了40天草地，也是那么睡，都过来了。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就吃树皮、树叶。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只有我们这样干了，就不会脱离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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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说了如下著名的话：“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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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禁令人想起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名言：共同体的守护者是那些灵魂里有黄金的人，因此，他们就不需要现实世界里的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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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还说，灵魂里的黄金，就是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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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1月，毛泽东布置部队从遂川县城分兵下乡，与此同时，他还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六项注意”：还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伕、请来伕子要给钱、不打人不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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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的残余部队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的队伍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在随后的庆祝两军会师的大会上，毛泽东发表讲话，首次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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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毛会师”的牵线人是毛泽覃。大革命失败后，身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毛泽东的小弟毛泽覃逃到了南昌，并最终追上了周恩来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周恩来派他到叶挺的部下工作。1927年年底，朱德派毛泽覃去井冈山与毛泽东取得联系，毛泽覃最终成功地找到了自己的哥哥，也把南昌起义的残部带上了井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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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方圆八百里，却只有8个村子，缺吃少穿，饥饿从一开始就伴随着革命，缺医少药，受伤便等于死亡。毛泽东在1928年10月所做《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这样写道：井冈山根据地的困难，“有时真是到了极度。红军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筹饷。每天除粮食外的5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营养不足，病得甚多，医院伤兵，其苦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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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红军的主要食物就是南瓜，米饭很少能够吃到，而他们的口号竟然是：“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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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7年10月到1929年2月，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就是在井冈山这个地方，红军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境，战胜了数倍于己的敌人，而当红军撤离井冈山时，由原来的一千人，发展到了一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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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是人类军事史上的奇迹，而造成这一奇迹的就是毛泽东“人民子弟兵”的建军思想，它最终凝结为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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