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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国际与国内矛盾的“不平衡”，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前途既不是“速胜论”，也不是“失败论”所能概括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早晚要到来的，但是，却不会在一天到来。而争取革命的胜利，必须既满怀理想，又有进行持久战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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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毛泽东的其他雄文一样，这篇高度理论化的文章，却以一种诗情澎湃的语言作为结尾，可见他当时的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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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绝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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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新世界乃是“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这种诗情澎湃的说法，原本来自毛泽东青年时代的《伦理学笔记》批注中的一个比喻。在这里，毛泽东再次采用这个形象的比喻，深刻地描述了国家政治与阶级政治之间的关系——阶级政治始终包含在国家政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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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饱含深情、文采飞扬。就是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出发，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进行了高屋建瓴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红军斗争的正确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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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军内部的争论告一段落了，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当时的整个党和红军中，依然缺乏对毛泽东提出的那些问题的理解和认识。而这些问题就是：对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革命战争的规律的认识——特别是对国际政治、国家政治与阶级政治之间的关系的思考。历史证明，要认识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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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会议结束后，红四军立即开赴闽北，矛头指向赣南，以打破赣军对闽西根据地的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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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贺子珍面临生产，于是，贺子珍留在了上杭蛟洋傅柏翠家，而毛泽东则率部去了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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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告别古田和闽西这块热土的时候，毛泽东留下了两句话，一句是给自己的——“离开闽西”，而一句则赠给留在闽西的傅柏翠和福建省委书记罗明——“巩固闽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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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军途中，恰逢元旦，毛泽东在马背上吟成《如梦令·元旦》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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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卷红旗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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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 第九章 “战友乱发的流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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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学家以“天理”来解释历史，但只以夏商周三代为理想之时代，其高悬的天理不免流于理想主义的空谈。而那些自视聪明的功利主义者却只见“势”、见“力”，却不见理、不信理，从而造成了“机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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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毛泽东指出的：教条主义者空怀理想而不顾时势，而机会主义者则“见势忘理”。将“天理”与“时势”，革命理想与斗争策略紧密结合在一起，毛泽东的思想升华了中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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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理”只能在“时势”中运行，正如鱼离不开水，龙离不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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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时势”空谈马克思主义，这就是教条主义；而空谈“时势”而背离马克思主义，这就是机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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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会议，标志着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思想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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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整整7年之后，即1936年的12月，毛泽东才把这一思想比较全面地讲述出来，而那时他讲课的地点已经是陕北的红军大学。毛泽东讲课的题目就叫“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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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战争的特色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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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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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4个主要的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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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两方面。这两方面同时存在着，即是说，既有顺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发生出来的。我们的十年战争史证明了这个规律的正确性。谁要是睁眼看不见这些根本性质的规律，谁就不能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谁就不能使红军打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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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这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决定了革命不可能迅速地取得胜利；“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则决定了革命可以在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取得突破和胜利，而在敌人力量集中的中心城市则不可能取得这样的突破和胜利；“人民的支持”，特别是在物质上、兵源上的支持，则是红军发展壮大、由弱变强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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