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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特点，毛泽东为红军制定了克敌制胜的战术，它又分为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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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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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利作战的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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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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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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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使敌人疲劳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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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使敌人发生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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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战斗时机的选择与捕捉上，必须以这6条为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只有在这6个条件全部满足的情况下，才可以迅速地向敌人发起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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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四点六条”将“天理”与“时势”、革命理想与斗争策略紧密结合在一起。但是，像宋代的理学家一样，党内的教条主义者空谈天理，空怀理想而不顾时势。而机会主义者则见势忘理，终将丧失革命理想。天理只能在“时势”中展开，而革命的领导者应善于营造和发现时势，此可谓“理因乎时，势因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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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1933年，正是根据上述的“四点六条”，在短短4年的时间里，毛泽东使红军的战略建立在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的基础上。他指挥这支有思想、有战略的军队，战胜了数十倍于己的敌军，取得了4次反“围剿”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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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4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开辟了“建立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领导创立了赣南、闽西两个红色根据地——即中央苏区，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他由“毛委员”，第一次成为“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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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4年，也是毛泽东一生中写诗最多、最好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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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4年，铸就了毛泽东此后的形象：一位导师、一位统帅、一位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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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毛泽东而言，这4年也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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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病菌的并无恶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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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4年中，毛泽东有数次就几乎死于“战友乱发的流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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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向他乱发流弹的战友，则是斯大林送给中国革命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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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3月下旬，苏联冒着巨大的风险，花费大量的金钱，把110名中共代表偷渡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召开了“中共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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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亲自参加了这次会议，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失败的根源，就在于中共的领导层是由软弱的知识分子组成的，而作为文人的瞿秋白，就是这样一个软弱的典型。因此，中共中央必须彻底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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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中共六大”选举了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担任党的总书记，李立三、项英、张国焘等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而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绝大部分成员都是领导城市暴动的工人出身，以至于周恩来后来说，那简直是“暴徒一大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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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国共合作期间被苏联“雪藏”起来的工人领袖，这一次终于被全部“解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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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红军队伍中的毛泽东没有参加“中共六大”，只是被选举为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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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两年之后，共产国际却宣布毛泽东已经病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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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斯大林竟然给中共发来了一个“党中央”，这在中共历史，乃至人类历史上，几乎都算是一件奇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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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派来的党中央负有领导中国革命的使命，但在此之前，中央的大多数成员却都没有去过中国的红色根据地，甚至也从来没有见过中国工农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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