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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奇闻最奇特的地方更在于：在三年后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中共早期工人领袖们，也遭到了排斥，而时年27岁的王明和24岁的博古，作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留学生干部，竟然领导了中共中央，而此前他们几乎没有在中国工作过。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后，26岁的顾作霖则当上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而此前的他，竟从未经历过打仗。在巴伐利亚搞工人暴动的奥托·布劳恩（李德）则负责指挥红军，可他连中国话都不会说，而直到中央苏区丧失，布劳恩都是通过看地图认识这块红色根据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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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后来把“中共六大”后形成的错误路线概括为“冒险主义”和“逃跑主义”。因为那些人大概只会两件事：形势好一点儿就冒险，形势一坏就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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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这些人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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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毛泽东这样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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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除了犯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两个错误之外，还犯过了下述的两个错误：其一，是在1931年至1934年的“左”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争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红军的结果。这个错误是在1935年1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的遵义会议时纠正过来了。其二，是在1935年至1936年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发展到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纪律，使一部分红军主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然而由于中央的正确领导，红军中党员和指挥员战斗员的觉悟，终于也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了。所有这些错误，对于我们的党，我们的革命和战争，当然是不利的，然而终于被我们克服，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红军是从这些错误的克服中锻炼得更加坚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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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一旦考虑到纠正这些错误的代价，是毛泽东所说的“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一旦考虑到毛泽东的妻子、弟弟和妹妹就在这些牺牲者的行列里，那么，讲这番话的毛泽东的心情实在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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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必定是坚强者中的坚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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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精英阶层历来是讲究“出身”的。自汉末到唐，统治集团皆由门阀士族构成。科举制度确立以来，在貌似平等的录取制度之下，出身何地，受何人选拔录用，乃至学风、文风上属于何种流派，均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为了制止宗派主义，宋代的统治者将科考录用者一律称为“天子门生”，然而却绝不可能制止党争的蔓延。晚清虽然废除了科举制度，但是从那时起，是否有留洋经历，则成为判断出身的另一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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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旧时的士大夫靠八股晋升，那么，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则靠洋文和留学经历得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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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社会风气，也不可避免地渗透进了中国共产党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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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今天的话来说，在共产党内，毛泽东算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土鳖”，他没有任何“海归”色彩。如果苏共一度被视为中共的“老子党”，那么毛泽东绝非“天子门生”。毛泽东固然思想深邃，战功显赫，在党内资历很深，这与他的“出身”恰成反差。但也正是这种巨大的反差，反而加剧了党内留学生派对他的排斥和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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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信与“国际”接轨，使中国共产党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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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理论和文化的自信，其道路必然是曲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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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共六大”起，教条主义对于中共的统治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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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向忠发为首的新的中央回国后，立即推行他们夺取大城市的盲动政策（即红军在外策应，发动城市工人起义），而向忠发的主要助手，便是当时的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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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既有留法经历，又有留苏经历，凭着这样的出身，当年见到毛泽东羞涩得连话也说不成来的他，而今几乎是自然地就成了毛泽东的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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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李立三，从来没有去过苏区，甚至也没有见过真正的红军是什么样子。他明显地夸大了红军的力量，李立三坐在办公桌前为其颁发番号的那些“军”，往往连一个师的兵力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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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7月，李立三命令全国红军向大城市发起总攻：毛泽东、朱德的红一军团进攻南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进攻武汉，邓小平、张云逸指挥广西红军进攻广州和长沙。以此形成“全国革命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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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的指示，红四军、红六军和红十二军整编为第一路军，这就是后来彪炳中国革命史册的红一军团，毛泽东任红一军团政委和前委书记，朱德为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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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6月，红一军团各部向广昌集中，准备一举夺取九江和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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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进入江西之后，毛泽东却立即发现南昌、九江之敌皆强，这两处四面环水的大城市很难攻下，他的脑子迅速冷静下来，在分析了敌情之后，毛泽东修改了红军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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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敌委员会上，毛泽东提出：攻击大城市，无异于以卵击石，红军应该放弃攻打南昌、九江，转而攻击敌人薄弱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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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湘军正驰援南昌，湖南空虚，于是，在南昌城下虚晃一枪之后，毛泽东遂突出奇兵，率军进入湖南，连克浏阳、醴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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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一军团的第一场胜仗就是攻克浏阳文家市。毛泽东一生有三次来到浏阳，第一次是1917年，毛泽东在省立第一中学学习时，徒步来浏阳进行调查；第二次则是在文家市集结秋收起义的部队，并把这支队伍带向井冈山；1930年，毛泽东再次来到文家市，这一次，他是率领红一军团来的，在文家市，毛泽东指挥红军消灭了国民党军的一个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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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毛泽东更把“一省首先胜利”的观点，修改为在一省的“一部分”取得胜利的设想，具体来说就是占领吉安、瑞金这样的小城市及其周边的广大区域，并以瑞金为核心，建立红色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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