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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红一军团所向披靡，到1930年年底，赣南与闽西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当时中国最大的红色根据地，而这块根据地，就是后来的中央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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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得知毛泽东没有进攻南昌，而是率军走向了湖南之后，李立三即以中央的名义致信红一军团前委，尖锐地批评毛泽东：“忽视城市，重视农村，完全反映了农民意识，犯了政治上机会主义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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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7月27日，原本奉命攻击武汉的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以突袭的方式占领长沙。这一侥幸的胜利，给了李立三巨大的鼓舞，于是，他一面发出全国暴动的命令，一面要求苏联出兵东北和内蒙古，里应外合，配合中共夺取全国政权——这个发昏的计划所代表的，就是完整的“立三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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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三军团仅占长沙一个星期，就被迫撤出了，而被中央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的毛泽东，则不得不率领红一军团与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会合，再攻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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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一、红三军团对长沙的合围进行了一个月，损兵折将，伤亡惨重，到9月13日被迫撤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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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毛泽东本人则立即成为“立三路线”所造成的恶果的最大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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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撤出长沙之围后，恼羞成怒的湖南省主席何健马上就派一连兵去韶山挖了毛泽东的祖坟，而这一年的10月，何健又派兵去板仓，抓捕了杨开慧和毛岸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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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的盲动政策更令苏联和共产国际大惊失色，因为苏联的策略，是在中国东北和内蒙古采取绥靖政策，全力保持与日本的关系，不触及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这样，苏联就可以全力以赴应对来自西方的压力。而李立三的“盲动”，却等于使苏联陷入东西两面作战的窘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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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国际看来，李立三要求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和蒙古，必然给日本进攻苏联以借口，李立三的计划不仅是“盲动”，简直就是发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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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李立三和向忠发却不像瞿秋白那样软弱，当共产国际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之后，愤怒的李立三和向忠发大骂苏联自私自利，一点“国际主义”色彩都没有。而这种公然的“犯上”之举，是共产国际成立以来，特别是中共成立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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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苏联正在斯大林的指挥下开始大行肃反，凡是被怀疑为对斯大林的领导三心二意者，都成了肃反的对象。而当时的中共竟然敢不听话，自然令斯大林大为光火，他决定，对中国共产党也必须进行严厉的整肃。于是，共产国际决定立即把李立三叫到苏联“圈禁”起来，并派在苏联肃反中有功的米夫，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来上海，再次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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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肃反，就是这样扩大到了中共党内和中国的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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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9月，米夫到来之前，中共中央在瞿秋白和周恩来的主持下，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六届三中全会撤了李立三的职，同时又决定由中央直接派人、派机构去苏区，取代毛泽东领导苏区和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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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还决定：中央成立两个派驻苏区和红军的机构，一个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一个是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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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共苏区中央局为中央派驻苏区的最高领导机构，由项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等9人组成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会，任命刚刚从苏联回来的项英为书记，而在项英未到职期间，可暂由毛泽东代理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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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共产国际派刚从苏联回来的王稼祥进入中共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接替毛泽东，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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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4月，项英、王稼祥和顾作霖到达苏区，参与苏区的领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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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王稼祥一到苏区，就为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所折服，转而成为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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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后来多次说过：苏联回来的人并不都糊涂，王稼祥和张闻天（洛甫），就是两个难得的明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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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稼祥与洛甫一样，都毕业于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这两位红色教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中职称最高的人，这两位读书人是较真的楷模，也是实事求是的楷模。他们在最关键的时刻支持了毛泽东，实际上，没有王稼祥和洛甫的支持，就没有遵义会议，就没有后来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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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项英从莫斯科回来后，并没有立即赴苏区到任。到任后，码头工人出身的项英，也觉得自己确实不熟悉红军和苏区的情况，不能掌握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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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1931年10月11日，中共苏区中央局联名致电临时中央，指出项英的“工作能力不够领导”，“决以毛泽东代理书记，请中央批准”。电报还建议：中共苏区中央局应该随红一军团行动，同时建议扩大中央局人数，以彭德怀、林彪、周以粟、曾山、陈毅等原在苏区的同志，为中央局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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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没有批准这封电报，而是指示说：中央局的办公地点必须设在瑞金，负责苏区工作全局，不能随军行动，中央局的人数不必增加。中央还进一步指出，既然项英能力不够，那就派周恩来到苏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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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时的中央已经换人，王明和博古成为党中央实际上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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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的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扩大）在上海举行，原本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扶持下，直接进入中央政治局。没过多久，米夫同样是没有经过任何程序，就直接指定王明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让王明与向忠发和周恩来一起主持中央工作。而与王明同样刚刚回到中国不久的博古，则被任命为中央委员，少共中央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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