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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诚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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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价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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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为自由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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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皆可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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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第二页上，写着“徐培根”三个字，我疑心这是他的真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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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却是走向刑场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声中逃在英租界，他们则早已埋在不知哪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旧寓里，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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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写下去，在中国的现在，还是没有写处的。年轻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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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纪念，而在这30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吧。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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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的最后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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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933年4月1日的《现代》杂志，而那个时候的毛泽东，也正在江西苏区遭受王明路线的打击和整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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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鲁迅所说的，“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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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随着“肃反校长”米夫的到来，中国共产党则失掉了很好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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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公开承认这一点，则是在14年之后的六届七中全会做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中，其中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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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1935年6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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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永远的纪念”，比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整整迟到了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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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毛泽东也是在延安才读到鲁迅的这篇文章的，难以想象毛泽东读到这篇文章时怀有怎样的心情。他只是这样说：我在陕北，晚上睡不着，我就读鲁迅的书。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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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鲁迅代表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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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毛泽东不仅失掉了最好的朋友，而且也失去了亲爱的小弟毛泽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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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生饱读诗书、手不释卷，但是，他却像鲁迅一样看到了留学生出身的革命者的极大弱点——他们虽然头脑灵活、有知识，但缺乏革命的坚定性与意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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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5月毛泽东同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谈话时仍然认为：“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观察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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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留学生、知识分子不整人？以“国际”的名义整人，王明就是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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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讲话中，面对面地批判了王明，同时表扬了王稼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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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对党内“左”、“中”、“右”一齐打，打了“左”派（反立三路线）打“中”派（反周恩来、瞿秋白的“调和路线”），打了“中”派打“右”派，把老人打得差不多了。许多人讲篡党、篡军、篡政，是确有其事的，是从四中全会开始的，不是从五中全会开始的，一直到王明在共产国际，到他从苏联回国，到六中全会。六中全会，一滴酒精使微生物缩小了。两个钦差大臣，一个是王明，1937年11月回来传达所谓“国际路线”；一个是王稼祥，1938年夏天回来也传达了国际路线，但他传达的和王明的“国际路线”不同。王稼祥带回来国际文件，成了一滴酒精，滴下去，微生物缩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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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一劫，中共元气大伤。原本就大权旁落的总书记向忠发，从此更加意志消沉、心灰意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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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中央做出了一个看似矛盾的决定：中央虽根据王明、博古的要求，坚决不同意毛泽东继续代理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但同时又决定，由毛泽东担任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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