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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为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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嗟夫!诸夏之盛,其典章礼乐,历圣修而传之,夷不能有也,则谓之陋固宜。于后蔑道德而专法令,搜抉钩絷之术穷,而狡匿谲诈,无所不至,浑朴尽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绳之木,虽粗砺顽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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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认为,儒家之缺点,就在于儒家对于文明的理解是形式主义的,它认为文明就是“礼仪”,而在当时,这种礼仪就是维护周王朝统治的封建制度。正是这种形式主义的文明,造成了中国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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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同样也是如此,他对于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发展变化的历史一窍不通,他拒绝承认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文明的基础,反而把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归结为抽象的“道德”问题。这种对于文明的形式主义理解,是中国精英阶层的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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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日。这天晚上,毛泽东与负责起草“中共十大”报告的秀才班子,谈到了如何理解中国历史。同时,他还批评郭沫若没有看到历史的实质就在于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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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是实质。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就说他了不起,“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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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是4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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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反对儒家而推崇墨法两家,乃是因为墨家与法家的思想,是建立在生产与战斗的基础上。在毛泽东看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儒家追求的不过是文明的形式而已,而墨法两家,追求的则近乎文明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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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西北,原本就是中国墨法思想兴起的地方。秦的兴起,就源于墨法思想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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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法两家,成于魏、归于秦。墨翟、孟胜、吴起、商鞅这些人之所以艰辛辗转,四处碰壁,这主要就是由于当时“魏康楚富,齐淫吴巧”,即发达地区民风奢华,文明积习太深,听不进批评意见,更不愿展开自我批评,特别是墨子所倡导的“艰苦奋斗”(摩顶放踵,以利天下)这一条,在文明发达的地区,非但难行,而且难听(极不悦耳)。而这便是庄周对于墨子命运的感叹:“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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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接受墨法思想的,最终证明是被文明核心区视为“戎狄”的秦。正因为秦在七国之中开化最迟,正是因为秦之“陋”,尚不存在六国那样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贵族世家集团,因此,墨法“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为则上,无能则下”的平等政治主张,方才能够在秦地得以实行。正因为贵族、世家的力量还没有形成,正因为“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乃是秦的民风,以至“王亦不爱其家”,故“上同而下不周比”、“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户籍-连坐制度,亦方才能够在秦地顺利推进。而更为重要的是:正因为秦开化最迟,百姓极其不善言辞文饰,不存在一个靠巧言令色、舞文弄墨发达起来的智识阶级,故商鞅那一套以“农战”立国的思想,方能够在秦地大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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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当时的中原相比,秦其实也不过就是个“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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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自鲁赴魏,又去魏适楚,而商鞅亦自中原最发达的魏亡命入秦,他们来到“边区”,所献出的强国之策,首先就是对华而不实、只说不练的中原文明弊端的诊断和分析。在文明反思的基础上,他们方才转而倡导一种埋头苦干、只练不说的新文化品质——于是,开化最迟、民风淳朴的戎狄秦地,便这样成为他们培植新文明的试验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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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秦人艰苦奋斗精神的起源,这更是秦走向富强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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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在《商君书·农战》中,曾这样比较“境外”的秦地,与“境内”的中原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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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去言,则民朴;民朴,则不淫。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国强。今境内之民皆曰:“农战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具备,国之危也。民以此为教者,其国必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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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由于中原地区文明发达,方才养成了盘根错节的贵族世家势力,方才铸成了导致阶级分化的富豪大贾集团;正因为文明发达,方才重用巧言令色、只说不练的智识阶层。而此三者具备,固可谓文明之成就,却也正是“求荣取辱”、“政怠宦成”的开端,是“人亡政息”——国家危亡的征兆,是文明走向异化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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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戎狄”的秦,之所以能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最终统摄四海,扫荡群雄,正是秦人的生活朴素、务实使然。秦人正是以朴素的“又战斗来又生产”、以南泥湾开荒般的“农战”精神,最终战胜了中原文明之骄奢淫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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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的改革蓝图,其实就来自中原精英对于自身文明弊端的自我批评,这种自我批评,最终演化成“西戎”之秦对于中原文明所进行的“武器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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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说:“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一民。”所谓“一民”,就是用战斗和生产来统一人民的思想与意志。《荀子·疆国》亦曾赞美秦的朴素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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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侯(范雎)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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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卿子曰:“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才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周比,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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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两千多年后,陈嘉庚先生所看到的“十没有”的延安,岂不与当年荀子入秦之所见略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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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谓“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延安,不也就是荀子文中所谓“古之吏”、“古之士大夫”、“古之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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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所谓延安的有组织化、一体化,不就是荀子所谓的把人民从最基层组织起来的办法——“一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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