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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为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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嗟夫！诸夏之盛，其典章礼乐，历圣修而传之，夷不能有也，则谓之陋固宜。于后蔑道德而专法令，搜抉钩絷之术穷，而狡匿谲诈，无所不至，浑朴尽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绳之木，虽粗砺顽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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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认为，儒家之缺点，就在于儒家对于文明的理解是形式主义的，它认为文明就是“礼仪”，而在当时，这种礼仪就是维护周王朝统治的封建制度。正是这种形式主义的文明，造成了中国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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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同样也是如此，他对于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发展变化的历史一窍不通，他拒绝承认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文明的基础，反而把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归结为抽象的“道德”问题。这种对于文明的形式主义理解，是中国精英阶层的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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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日。这天晚上，毛泽东与负责起草“中共十大”报告的秀才班子，谈到了如何理解中国历史。同时，他还批评郭沫若没有看到历史的实质就在于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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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是实质。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就说他了不起，“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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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是4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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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反对儒家而推崇墨法两家，乃是因为墨家与法家的思想，是建立在生产与战斗的基础上。在毛泽东看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儒家追求的不过是文明的形式而已，而墨法两家，追求的则近乎文明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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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西北，原本就是中国墨法思想兴起的地方。秦的兴起，就源于墨法思想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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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法两家，成于魏、归于秦。墨翟、孟胜、吴起、商鞅这些人之所以艰辛辗转，四处碰壁，这主要就是由于当时“魏康楚富，齐淫吴巧”，即发达地区民风奢华，文明积习太深，听不进批评意见，更不愿展开自我批评，特别是墨子所倡导的“艰苦奋斗”（摩顶放踵，以利天下）这一条，在文明发达的地区，非但难行，而且难听（极不悦耳）。而这便是庄周对于墨子命运的感叹：“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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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接受墨法思想的，最终证明是被文明核心区视为“戎狄”的秦。正因为秦在七国之中开化最迟，正是因为秦之“陋”，尚不存在六国那样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贵族世家集团，因此，墨法“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为则上，无能则下”的平等政治主张，方才能够在秦地得以实行。正因为贵族、世家的力量还没有形成，正因为“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乃是秦的民风，以至“王亦不爱其家”，故“上同而下不周比”、“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户籍－连坐制度，亦方才能够在秦地顺利推进。而更为重要的是：正因为秦开化最迟，百姓极其不善言辞文饰，不存在一个靠巧言令色、舞文弄墨发达起来的智识阶级，故商鞅那一套以“农战”立国的思想，方能够在秦地大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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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当时的中原相比，秦其实也不过就是个“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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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自鲁赴魏，又去魏适楚，而商鞅亦自中原最发达的魏亡命入秦，他们来到“边区”，所献出的强国之策，首先就是对华而不实、只说不练的中原文明弊端的诊断和分析。在文明反思的基础上，他们方才转而倡导一种埋头苦干、只练不说的新文化品质——于是，开化最迟、民风淳朴的戎狄秦地，便这样成为他们培植新文明的试验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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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秦人艰苦奋斗精神的起源，这更是秦走向富强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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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在《商君书·农战》中，曾这样比较“境外”的秦地，与“境内”的中原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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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去言，则民朴；民朴，则不淫。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国强。今境内之民皆曰：“农战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具备，国之危也。民以此为教者，其国必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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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由于中原地区文明发达，方才养成了盘根错节的贵族世家势力，方才铸成了导致阶级分化的富豪大贾集团；正因为文明发达，方才重用巧言令色、只说不练的智识阶层。而此三者具备，固可谓文明之成就，却也正是“求荣取辱”、“政怠宦成”的开端，是“人亡政息”——国家危亡的征兆，是文明走向异化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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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戎狄”的秦，之所以能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最终统摄四海，扫荡群雄，正是秦人的生活朴素、务实使然。秦人正是以朴素的“又战斗来又生产”、以南泥湾开荒般的“农战”精神，最终战胜了中原文明之骄奢淫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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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的改革蓝图，其实就来自中原精英对于自身文明弊端的自我批评，这种自我批评，最终演化成“西戎”之秦对于中原文明所进行的“武器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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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说：“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一民。”所谓“一民”，就是用战斗和生产来统一人民的思想与意志。《荀子·疆国》亦曾赞美秦的朴素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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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侯（范雎）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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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卿子曰：“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才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周比，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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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两千多年后，陈嘉庚先生所看到的“十没有”的延安，岂不与当年荀子入秦之所见略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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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谓“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延安，不也就是荀子文中所谓“古之吏”、“古之士大夫”、“古之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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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所谓延安的有组织化、一体化，不就是荀子所谓的把人民从最基层组织起来的办法——“一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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