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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9月，毛泽东与埃及副总统沙菲畅谈中国历史。当时他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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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过去叫CHIN（秦），加一个A，变成CHINA（中国）。秦始皇在中国是有名的，就是第一个皇帝。中国历来分两派，讲秦始皇好的是一派，讲秦始皇坏的是一派。我是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的，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个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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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毛泽东看来，汉亡的根源，恰就在于它背离了“秦政法”，而复辟了封建制，搞国中有国，这就使中国社会的组织能力大为下降，而汉末大分裂，不过是这种社会组织能力下降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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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废秦法，剖海内而立宗子，郡守之下，又实行自治。立宗国便是裂土封疆，而“地方自治”的实质，则是听任豪族兼并土地。故终其两汉，中央“贵族”与地方“豪族”这两大势力纷争不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土地分封制度，就在于“土地私有制”的恶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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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柳宗元《封建论》抨击封建土地所有制说：“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非公之大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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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封建制是土地私有制的极端，土地私有化乃是天下之大私；相反，秦的土地国有制，则是天下之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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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也便是土地问题。贵族、豪族圈占土地，造成农民流离失所，于是，谁掌握了失地流民，谁就能够实现霸业、掌握政权。而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的，便是汉末“非儒家的寒族”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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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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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推崇柳宗元，当然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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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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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果汉代只有僵化的经学，思想界死气沉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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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之后，汉代有几个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到东汉末年，儒家独尊的统治局面被打破了，建安、三国，出了多少军事家、政治家啊！连苏轼自己在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也说：“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三国，还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了统一，主要就是曹操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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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看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裂，就是汉代复辟封建制的必然结果，不过，这也为民族融合创造了条件，他独具慧眼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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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会处理民族关系，他的民族政策比较好，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这是他的高明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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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后，战乱频仍，南北对峙，这不好，但民族大融合，大家庭在新的组合中稳定了，文化也交流了、丰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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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天子失政，道在四夷”这两句话，正好可以用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朝时期，代表中国文明实质的，能够“又战斗来又生产”的不是中原，而是北国的夷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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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西晋贵族，可谓将中原文明“只说不练”的积弊发展至登峰造极的地步，此即所谓“清谈”。因此，将西晋的灭亡，归之于所谓的“五胡乱华”，其实是古往今来最大的胡扯：自晋惠帝以来，司马氏王族，同胞兄弟凡25人，自相残杀，结果仅剩下了三人，西晋二世而亡，不闻延祚，就是因为文明日益发达，精英和统治者的欲望便日益膨胀，为了争夺“私有产权”，最终竟连自己的亲兄弟都要杀绝，这便是典型的“求荣取辱”、文明异化之惨剧。而起身于今山西长治武乡县的后赵羯族统治者石勒，只不过是个胡人奴隶，但他却如此鄙视司马氏王朝：“大丈夫行事，当光明磊落，如日月之皎然。不应如曹操、司马懿父子，欺孤儿寡母而取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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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比较了中原与夷狄，在谈到这一时期时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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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温是个搞分裂的野心家，他想当皇帝。他带兵北伐，不过是做样子，扩资本，到了长安，不肯进去。苻秦的王猛很厉害，一眼就看到了他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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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蒋介石不同，毛泽东欣赏作为夷狄的苻秦，他更没有鄙视元、清。恰恰相反，正如写出了《元史新编》的魏源一样，毛泽东认为，元和清开创了中华民族的新时代，正是元和清，使中国成为“中华”，使中华成为横跨欧亚的大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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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这才是中华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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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矛盾的实质是阶级矛盾，乱中国者，非夷狄也，因为东汉的乱源，便是贵族和豪族，而构成门阀集团的贵族和豪族，便是一个“官产学一体化”的强大利益集团，而其中的“产”——大土地庄园，又是其世代把持文化教育和官场资源的基础。因此，救天下苍生于水火、挽华夏文明于既倒的唯一途径，便是实行“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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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肩负起土地改革大业的皇帝，便是北魏的孝文帝拓跋宏，而他就是那个迁都洛阳，修建了龙门石窟的鲜卑族皇帝。北魏孝文帝拓跋宏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均田法，此法的核心，便是中央直接统治土地，它一方面虽默认富民的土地所有权，但另一方面则按照土地国有的原则，不分贫富，皆课以相同的国税，正是这项法令，成为唐代均田制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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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看来，对于形式主义的文明的追求，在六朝时期达到了高峰，而舍本逐末的结果，必然是求荣取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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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隋立国之初，李谔曾这样抨击六朝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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