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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之三祖,崇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聘文化,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丱,未窥六甲,先制五言……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构无用以为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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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很欣赏这段话。他认为,“文风”的问题,就是作风的问题,更是统治阶级堕落的表现。因为将两汉和魏晋文明推向高峰的固然是贵族和豪族,而毁灭了这个文明的同样是贵族和豪族:他们尔虞我诈、骄奢淫逸,“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自己打败了自己,舍本逐末、舍实就虚——而这就叫作“文明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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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王阳明在龙场悟道一样,毛泽东希望共产党人能够在延安觉悟天下兴亡之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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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7月,傅斯年访问延安。五四时代,毛泽东办《湘江评论》于湖南,而傅斯年则办《新潮》杂志于北京,彼此南北呼应。7月5日凌晨,毛泽东邀其独谈。在谈话中,傅斯年对曰:“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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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宵长谈结束后,傅斯年向毛泽东索要墨宝。傅斯年离开延安时,毛泽东书赠其唐五代诗人章碣的《焚书坑》一诗,托王世英转交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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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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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并附信一封曰:“孟真先生: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语以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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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意思很明确: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有贡献的,但是它的缺点却是以“洋八股”代替了“旧八股”,而刘邦和项羽的好处就在于他们不知何谓“八股”,身上更没有八股习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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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看来,唐的贡献,不在科举,而在府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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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李世民的伟大之处,恰在于他一扫江左风气,而将均田制与府兵制结合起来,使唐代制度的基础,得以重新建立在“农战”——朴素的农民士兵身上。隋唐两个王朝都脱胎于鲜卑西魏,相对于中原贵族制度而言,夷狄的日常生活无非游牧和战斗,即生产和斗争。以生产和斗争为底色的北国制度,较之以精致的吹牛拍马为显学的中原文明来说,显然更为实际化;比较中原等级森严的繁文缛节来说,夷狄的生活显然更为朴素;比较“未窥六甲,先制五言”(即孩子尚未学会数数,便先学会了作诗)的中原教育来说,在游牧骑射中形成的夷狄的人格显然更为自然、健全。汉以来日益贵族化的中国社会,正是因为夷狄的加入,方才获得了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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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陈寅恪做《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其中大肆赞美关陇府兵之制,他所佐证的,不正是延安作风对于盛唐气象的继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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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开化最早,文明悠久,宋代以降,随着出版业的兴盛,读书人成堆。但是,头脑发达伴随着的却是动手能力的下降,知性的发展却伴随着情感与意志的退化,在意志力方面,中原的士大夫反而不如夷狄。而过度地追求文明的形式,就是文明的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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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所做的《致黎锦熙信》中说过:中国士大夫一贯“以读书为上,办事为下”,以为“农、工、商业”,皆为小人之学,系为小人所设,而“大人”所不为也。殊不知小人是世界上的多数,“而世上经营,遂以多数为标准”。故中国的学问脱离国计民生,士大夫的能力,反而不如他们所鄙视的小人与夷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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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这种看法,与王安石是一致的,因此,他推崇王安石为“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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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建国,始终面临着辽、金、西夏的强大压力,而这就不能不迫使中原的士大夫精英们,对于自身文明的文弱、享乐、滥情痛加反省,在宋人所做的自我批评中,以王安石、叶适为最深刻。王安石曾指出:人皆以为夷狄愚昧迷信,不知中原士大夫文明的迷信,实则比夷狄尤甚,夷狄不过迷信鬼神,但并未脱离骑射,即经济与军事;而中原则迷信文词,正是这种对于文饰、文词的形式主义迷信,使得科举考试成为制造大量废物的荒谬仪式。士大夫是个完全脱离生产与战斗的阶层,而宋人竟以为凭借口诵经文,妙手文章,便可退辽金十万铁骑——这种脱离生产和斗争的文化与其说是文明,倒不如说是天大的愚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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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创办三舍(外舍、内舍和三舍),命学生全部寄宿其中,以观其才德,并于校内建立操场,供学生练习骑射。又制定保甲、保马之法,令农民学习马术武艺,先以自卫,终以服役官府,以期逐步恢复唐的“府兵”、秦的“农战”。但是,宋代的疆域处于中原和江南最为富裕的地区,宋更是历史上士大夫文化最发达的朝代,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任职江南东路的见闻,使他认识到“举国奢靡,全民腐败”的现实。宋代的士大夫文明,不但与生产和经济活动相脱离,也与治国理政完全脱节,这样的社会,这样的文明,几乎彻底丧失了自我批评和自我改造的能力。王安石之所以感慨宋代最大的失败在教育,叹息“变成法易,变世风难”,这就是因为在“文明发达到了糜烂程度”的地区实行变法和改革,他遇到了当年商鞅在魏时所遭遇的同样问题:改革者不仅需要改造制度,而且还需再造文明。而王安石的命运,自然也就难免要重复墨子式的悲剧:“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虽独能任,奈天下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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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而毛泽东这里的深意,则是史家不可不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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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的士大夫文明之华丽的外表令人向往,但其脱离实际、脱离生产和斗争的本质更使人堕落。正是对这种文明/野蛮辩证法的洞悉,正是对“文明异化”的自觉,方才使得辽朝设立了“南面”和“北面”两种制度,它既不要求中原人契丹化,也不鼓励契丹人中原化,而这种措施的用意所在,就是唯恐契丹民族沾染了中原士大夫政治脱离现实的腐败,从而消磨了英勇斗争的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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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看来,中原的士大夫仅仅代表了文明的形式,而北方的夷狄,却代表着文明之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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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思想家,同样是从铁木真子孙的堕落中,看到了对士大夫形式化的文明的迷信于人心诱惑之甚。他们对于中原文明弊端的自我批评,尤其集中于对崇虚文、鄙实践的士大夫的批评,口诵莲花而不分五谷、不谙耕战的士大夫,绝对不可能打得过不善言辞但却习惯了披霜浴雪的夷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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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饰是虚伪的渊薮,立足于生产和战斗的实干才是诚实的品格。而华夏士大夫文明的悲剧,正可概括为“只说不练”、眼高手低的悲剧,华丽的士大夫文明脱离生产与斗争的悲剧,便是清末郭嵩焘的感叹:“故夫士者,国之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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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的《陈六事疏》,其首在“省议论”,其重在“核名实”;王阳明在《传习录》中称:“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这些痛切反省都表明:崇虚文、鄙实践,与现实生产活动完全脱离的士大夫,完全不足以与战斗和生产相联系的夷狄相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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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以降,西欧之所以能实现迅速崛起并最终超越中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代西方文明乃是建立在知识与实践、科学与生产活动的密切联系之上的,现代文明的主体——企业家与工人都是从行会师傅中分化而来的。因此,重视生产、科技和实践,便是现代科学文明的特点。与之相对,中国的士大夫文明却鄙视动手、鄙视实践,更鄙视劳动和劳动者,于是,从这样一种浮华的士大夫文明中,也就不可能产生出观察和实验的偏好,因而,也更不能产生出现代科技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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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之际,严复在《上皇帝万言书》中曾这样感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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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富强,民之智勇,臣愚不知忌讳,不敢徒以悦耳之言欺陛下,窃以为无一事及外洋者。而其所以获全至今者,往者以外人不知虚实故耳……故中国今日之大患,在使外人决知我之不能有为,而阴相约纵,以不战而分吾国。使其约既定,虽有圣者,不能为陛下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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