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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之三祖，崇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聘文化，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丱，未窥六甲，先制五言……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构无用以为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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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很欣赏这段话。他认为，“文风”的问题，就是作风的问题，更是统治阶级堕落的表现。因为将两汉和魏晋文明推向高峰的固然是贵族和豪族，而毁灭了这个文明的同样是贵族和豪族：他们尔虞我诈、骄奢淫逸，“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自己打败了自己，舍本逐末、舍实就虚——而这就叫作“文明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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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王阳明在龙场悟道一样，毛泽东希望共产党人能够在延安觉悟天下兴亡之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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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7月，傅斯年访问延安。五四时代，毛泽东办《湘江评论》于湖南，而傅斯年则办《新潮》杂志于北京，彼此南北呼应。7月5日凌晨，毛泽东邀其独谈。在谈话中，傅斯年对曰：“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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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宵长谈结束后，傅斯年向毛泽东索要墨宝。傅斯年离开延安时，毛泽东书赠其唐五代诗人章碣的《焚书坑》一诗，托王世英转交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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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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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并附信一封曰：“孟真先生：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语以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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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意思很明确：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有贡献的，但是它的缺点却是以“洋八股”代替了“旧八股”，而刘邦和项羽的好处就在于他们不知何谓“八股”，身上更没有八股习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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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看来，唐的贡献，不在科举，而在府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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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李世民的伟大之处，恰在于他一扫江左风气，而将均田制与府兵制结合起来，使唐代制度的基础，得以重新建立在“农战”——朴素的农民士兵身上。隋唐两个王朝都脱胎于鲜卑西魏，相对于中原贵族制度而言，夷狄的日常生活无非游牧和战斗，即生产和斗争。以生产和斗争为底色的北国制度，较之以精致的吹牛拍马为显学的中原文明来说，显然更为实际化；比较中原等级森严的繁文缛节来说，夷狄的生活显然更为朴素；比较“未窥六甲，先制五言”（即孩子尚未学会数数，便先学会了作诗）的中原教育来说，在游牧骑射中形成的夷狄的人格显然更为自然、健全。汉以来日益贵族化的中国社会，正是因为夷狄的加入，方才获得了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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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陈寅恪做《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其中大肆赞美关陇府兵之制，他所佐证的，不正是延安作风对于盛唐气象的继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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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开化最早，文明悠久，宋代以降，随着出版业的兴盛，读书人成堆。但是，头脑发达伴随着的却是动手能力的下降，知性的发展却伴随着情感与意志的退化，在意志力方面，中原的士大夫反而不如夷狄。而过度地追求文明的形式，就是文明的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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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所做的《致黎锦熙信》中说过：中国士大夫一贯“以读书为上，办事为下”，以为“农、工、商业”，皆为小人之学，系为小人所设，而“大人”所不为也。殊不知小人是世界上的多数，“而世上经营，遂以多数为标准”。故中国的学问脱离国计民生，士大夫的能力，反而不如他们所鄙视的小人与夷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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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这种看法，与王安石是一致的，因此，他推崇王安石为“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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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建国，始终面临着辽、金、西夏的强大压力，而这就不能不迫使中原的士大夫精英们，对于自身文明的文弱、享乐、滥情痛加反省，在宋人所做的自我批评中，以王安石、叶适为最深刻。王安石曾指出：人皆以为夷狄愚昧迷信，不知中原士大夫文明的迷信，实则比夷狄尤甚，夷狄不过迷信鬼神，但并未脱离骑射，即经济与军事；而中原则迷信文词，正是这种对于文饰、文词的形式主义迷信，使得科举考试成为制造大量废物的荒谬仪式。士大夫是个完全脱离生产与战斗的阶层，而宋人竟以为凭借口诵经文，妙手文章，便可退辽金十万铁骑——这种脱离生产和斗争的文化与其说是文明，倒不如说是天大的愚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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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创办三舍（外舍、内舍和三舍），命学生全部寄宿其中，以观其才德，并于校内建立操场，供学生练习骑射。又制定保甲、保马之法，令农民学习马术武艺，先以自卫，终以服役官府，以期逐步恢复唐的“府兵”、秦的“农战”。但是，宋代的疆域处于中原和江南最为富裕的地区，宋更是历史上士大夫文化最发达的朝代，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任职江南东路的见闻，使他认识到“举国奢靡，全民腐败”的现实。宋代的士大夫文明，不但与生产和经济活动相脱离，也与治国理政完全脱节，这样的社会，这样的文明，几乎彻底丧失了自我批评和自我改造的能力。王安石之所以感慨宋代最大的失败在教育，叹息“变成法易，变世风难”，这就是因为在“文明发达到了糜烂程度”的地区实行变法和改革，他遇到了当年商鞅在魏时所遭遇的同样问题：改革者不仅需要改造制度，而且还需再造文明。而王安石的命运，自然也就难免要重复墨子式的悲剧：“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虽独能任，奈天下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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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而毛泽东这里的深意，则是史家不可不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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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的士大夫文明之华丽的外表令人向往，但其脱离实际、脱离生产和斗争的本质更使人堕落。正是对这种文明/野蛮辩证法的洞悉，正是对“文明异化”的自觉，方才使得辽朝设立了“南面”和“北面”两种制度，它既不要求中原人契丹化，也不鼓励契丹人中原化，而这种措施的用意所在，就是唯恐契丹民族沾染了中原士大夫政治脱离现实的腐败，从而消磨了英勇斗争的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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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看来，中原的士大夫仅仅代表了文明的形式，而北方的夷狄，却代表着文明之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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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思想家，同样是从铁木真子孙的堕落中，看到了对士大夫形式化的文明的迷信于人心诱惑之甚。他们对于中原文明弊端的自我批评，尤其集中于对崇虚文、鄙实践的士大夫的批评，口诵莲花而不分五谷、不谙耕战的士大夫，绝对不可能打得过不善言辞但却习惯了披霜浴雪的夷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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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饰是虚伪的渊薮，立足于生产和战斗的实干才是诚实的品格。而华夏士大夫文明的悲剧，正可概括为“只说不练”、眼高手低的悲剧，华丽的士大夫文明脱离生产与斗争的悲剧，便是清末郭嵩焘的感叹：“故夫士者，国之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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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的《陈六事疏》，其首在“省议论”，其重在“核名实”；王阳明在《传习录》中称：“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这些痛切反省都表明：崇虚文、鄙实践，与现实生产活动完全脱离的士大夫，完全不足以与战斗和生产相联系的夷狄相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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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以降，西欧之所以能实现迅速崛起并最终超越中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代西方文明乃是建立在知识与实践、科学与生产活动的密切联系之上的，现代文明的主体——企业家与工人都是从行会师傅中分化而来的。因此，重视生产、科技和实践，便是现代科学文明的特点。与之相对，中国的士大夫文明却鄙视动手、鄙视实践，更鄙视劳动和劳动者，于是，从这样一种浮华的士大夫文明中，也就不可能产生出观察和实验的偏好，因而，也更不能产生出现代科技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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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之际，严复在《上皇帝万言书》中曾这样感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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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富强，民之智勇，臣愚不知忌讳，不敢徒以悦耳之言欺陛下，窃以为无一事及外洋者。而其所以获全至今者，往者以外人不知虚实故耳……故中国今日之大患，在使外人决知我之不能有为，而阴相约纵，以不战而分吾国。使其约既定，虽有圣者，不能为陛下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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