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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爱和平、珍惜生命、享受生活、热衷消费、说学逗唱、皆大欢喜——这是中国千余年士大夫文明之花繁盛的基础，但是，这也就是武将畏死、文臣贪财、见利忘义、醉生梦死、吹牛拍马、敷衍塞责、举国腐败的渊薮。而这便是极其残酷的文明辩证法，是文明异化的残酷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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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士大夫阶级，只是附丽在中国社会之上的一张皮，他们与社会的基础——政治、经济、军事完全脱离，他们从根本上忘记了4个字——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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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一文时，信笔写下了以下批语：“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下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70%以上，都是他们干的。30%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何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命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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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发现了这样一个历史的逻辑：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也就是“文明的实质”——战斗与生产，战胜“文明的形式”的历史，就是那种脱离战斗与生产的文风、作风和学风遭到武器的无情批判与淘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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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实事求是”，就是在战斗与生产中寻求文明的实质。这个逻辑，毛泽东坚持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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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一个关于减轻学生负担的批示中说：“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驾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做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卖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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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看来，正是对于文明的形式主义追求，害了中国文明，毁灭了华而不实的士大夫阶级，而这种学风、作风和文风的腐败，也不可避免地传递给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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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民党教育部统计，抗战前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共有42922人，至1940年减少到3万余人。抗战开始后，大量知识分子奔赴延安，陕甘宁边区有文化人约4万，其中高等教育程度者近万人，延安处处有学校，延安成了著名的“文化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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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复兴中华文明，仅仅靠读书是不行的，要根绝对于文明的形式主义理解，就必须把文明建立在生产与战斗这个实质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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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谓“艰苦奋斗”，无非是说“文明”绝非表面的文饰，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真正的文明起源于不言不语。伟大的文明，就是埋藏在行动（生产与战斗）中的朴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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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血的教训，是医治文明衰败症的苦药，是撬动“天下兴亡周期律”的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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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实事求是”，这才是延安作风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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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为了重建中国政治，正是为了重建中华文明，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发动了整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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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指出，重建中华文明，重建中国政治，必须从三个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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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必须改造我们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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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来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读书人阶层，中国上层精英的根本问题不是不学习，而是理论脱离实际，生活脱离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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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脱离实际，学术脱离政治，这是中国精英阶层的痼疾，也是毛泽东所说的“学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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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学风问题”由来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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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术脱离政治，王安石曾经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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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礼乐刑政之事，未尝在于学。学者亦漠然自以礼乐刑政为有司之事，而非己所当知也。学者之所教，讲说章句而已。讲说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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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感慨是很深的。因为宋代以来，随着出版业的发达，也形成了空谈泥古的士大夫作风。宋真宗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更把读书当作了一门生意。而士大夫阶级的无能与腐败，就因此而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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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继续着王安石的这种批判。他说：什么是知识？难道读了几本书，就可以说是有知识吗？难道读书人就算是知识分子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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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毛泽东的话，只有放在中国历史极为沉痛的教训之中，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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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作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作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此外还有什么知识呢？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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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看看一些学生，看看那些同社会实际活动完全脱离关系的学校里面出身的学生，他们的状况是怎么样呢？一个人从那样的小学一直读到那样的大学，毕业了，算有知识了。但是他有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还没有参加任何实际活动，还没有把自己学得的知识应用到生活的任何部门里去。像这样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呢？我以为很难，因为他的知识还不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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